武夷山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Wuyishan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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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知青赤脚医生

已有 1259 次阅读 2017-10-8 08:55 |个人分类:东鳞西爪|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两位知青赤脚医生

武夷山

 

    刚收到中学母校办的《校友通微信版总376期(2017年10月7日),内容是中学母校1967届初中毕业生、现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陈争平的回忆文章,叙述了他的“插友”童英做赤脚医生的事迹。我又想到前一阵子看到的知青孙立哲成为“神医”的报道,干脆将两篇文章都放在一起,与大家分享。我的插队经历,也已是40年前的事了。日月如梭,感慨不已。

 

          同学情谊化彩虹

        ——忆和童英“兄弟相处”的知青生涯

 

陈争平,1967届初中。

 

 

    对于几十年前上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今人们或褒或贬仍有不同的评价,也有人把知青说成是偷鸡摸狗祸害农民之徒。电视纪录片《老三届》里有这样一段话:“老三届差不多已经走进了秋天。……秋天,只是把它的落叶与果实和盘托出,无论甘甜或苦涩,都是为了让往日的梦想于中保存,让一代又一代日夜兼程着的春天听见秋天的要求:不能逃避的苦难与责任。”当年,我们南师附中老三届也有不少上山下乡的,我和童英就在其中。今年10月7日是童英66岁生日,我在这里回忆我和童英在洪泽插队务农的那些往事,一方面寄托我对童英同学的哀思,另一方面也希望人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对当年的知青多一些了解吧。

  

          一、“歌星”与“小皮娄”

 

  1968年冬,刚过17岁生日的我,和南师附中初中其他同学一起,从南京来到洪泽县公河公社双坝大队插队务农。汪利民、宋方敏和周小汉被分到第八生产队,而徐平、童英和我被分到第九生产队,我们三人组成一个知青户同吃同住。

  1967年我本想跟着高中同学去参加徒步串联,但是我父亲说:“你奶奶也是贫农,你要回崇明老家向你奶奶学习”,硬逼着我回崇明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当时崇明农村基本上都是瓦房,很少见草屋。而洪泽过去是三年一淹,五年一涝,双坝则是有名的讨饭村。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片低矮的茅草屋(后来我国反映各地农村生活的影视剧中,即使是反映旧中国农村的,农民的住房都比当年双坝农民的茅草屋高大,剧中农民的衣着也比当年双坝农民的好),看来这里农村生活比我的老家崇明农村要苦得多。汪利民则视角独特,他到双坝的第一印象竟是这里“政治空气太淡薄了”。他带来的书籍主要是一大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还有阿尔巴利亚领导人霍查的选集。童英爱好文学,带来的是一些唐诗宋词选编。我带的是《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小说,还鬼使神差地买了一本《乡村医生手册》带来。没想到,在我们带的这些书中,最受农村“识字分子”(当地农民语言,也说明当时这里识字的人不多)欢迎的居然就是这本《乡村医生手册》。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这里缺医少药的情况。

  这里生活条件差。我们生产队欠了国家十几万元贷款,日工分值才3角多,而我的老家崇明县联益村工分值几乎是这里的5倍。这里农民住房都是屋小门矮,我们刚来时一不留神就会头撞门框,后来总算养成了进出门先低头的习惯。刚下乡,吃喝拉撒睡都比城里居家条件差,一日三餐都成问题。虽然第一年政府配发一些粮食,但是不够吃,又没有菜,我们往往是在稀粥里放一些盐度日。靠队里和农民帮一点豆饼蔬菜,自己买点再种点,总算熬过了生活关。

    下乡后方知童英唱歌别有韵味,他会唱的歌也很多。只是有一阵子他老是唱“红军啊要北上”那开头几句,旋律被他拖得很绵长,满满的思念之情。我猜他可能是想家了。我也想家,因此就跟着唱了起来。徐平则时不时有气无力说:“换唱别的吧”。我们就再唱其他歌。而生产队里那些少年也多了一种娱乐,即来到我们住房附近听我们唱歌。他们认为童英唱得最好,童英成为他们心中的歌星。慢慢地,我们和那些农村少年成了朋友,想家关在歌声中就这么过去了。

  我们下乡第二天即参加生产队挑河泥,我们的表现可谓“笨”与“弱”。生产队长大概是看我在三人中个子最矮(按日期年龄也最小),就让我给队里放养鹅群兼看青(冬季万物萧瑟,而大田里麦苗青翠,吸引众多农民家养鸡和猪,需要看护)。八队那三位得知后,打趣地喊我“马季”(以前国内放过匈牙利电影“牧鹅少年马季”)。我的两个活都要跑腿,看青又容易得罪人,还要经常被队长训斥:他一会儿喊“有小猪在东边大田啃麦苗,小陈快去!”一会儿又大骂:“小陈你怎么搞的?有几只鸡在西边大田吃麦苗,快去!”搞得我疲于奔命。还有一个叫“小老四”的农村小伙见我驱赶大田里的猪鸡,就用泥团冰渣砸我,还要和我摔跤。我被他砸得实在忍无可忍,不惧他三个壮汉哥哥的旁观,把他摔了几跤。尽管事后童英、汪利民们说我是“小皮娄”(南京话,意即好勇斗狠的混混一类),小老四们反而对我服了。在我牧鹅时队里的几个放牛娃也跑来夸我歌唱得好,又会摔跤等等,并告诉我:对于跑到大田吃麦苗的私养猪和鸡,你仅仅赶走了没用,你刚走开它们又会再来,要下狠手使那几家人害怕才行。我接受了放牛娃的建议,先是在生产队开大会时宣告:我不怕得罪人,对跑到大田吃麦苗的私养猪和鸡等不再赶走了事,而是要把跑到大田里的猪鸡当做野生的,大开杀戒;然后我说到做到,真干了,还玩起了飞刀。虽然我因此博得“陈大愣子”称号,也受到一些干部批评,但是也使得那几家人不得不自我约束,私养猪鸡到大田吃麦苗等“案件”逐渐消失。童英他们也逐步都过了劳动关。

  有一天我在老干滩牧鹅时,看到大队长带着几个人在测量,又见一个人跑开了。我过去一打听,原来大队要开挖一条排涝渠,在计算土方时发现忘了带算盘,就派人找算盘去了。我在南师附中上学时,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心算能力较强,所以我根据大队长提供的数据很快就算出了土方量等。大队长他们一开始不相信,后来用算盘算出的结果和我的一样,他们很惊奇,又出一些其他数据让我用心算和用算盘的比赛。比赛结果我还是更快又准。这件事被上传到了公社领导那里,他们也考了我一下。之后领导上抽调我加入到各队查账的工作组。跟着查账组干了一段时间,我有两个收获:一是有了一点经济核算意识,并了解到那些富队都是多种经营搞得好,我回队后曾与干部们汇报过富队多种经营的具体情况;二是我整天与那些查账组老烟棍在一起,被他们三劝两劝,我也抽上了烟。回队后我与那些有水烟袋的老农成为烟友,从他们的闲谈中受到启发,并做了试验,发现了一大生财之道,(这第二个收获却使我心里常常天人交战:一种没有尼古丁的香烟,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新毒品,还不如没有。我至今没有把我的发现付诸实施)。徐平、童英们则一再规劝我戒烟。我后来还是把烟戒了。 

    1969年春,上级推广一种新的杀虫农药,其兑水等配制步骤稍微复杂一些,队长就叫我试试。我按照说明书配好全队农药后,十队队长又来请我去给他们生产队配制农药,大队长也来看我配药,并表扬我是“农药专家”。大概是因为有这两次好印象,大队长调我当了大队电工,实际上主要是给大队300多家农户装有线广播并负责大队广播站及线路日常维护等,此外也兼任一些大队技术员工作。大队长曾经告诉我,水旱轮作既能改良土壤,又有一定的治虫效果。当时,每一种新农药首次使用可以杀掉大部分害虫,但是总有一部分害虫活下来,它们的后代就有了抗药性。这种农药杀虫效果就不如以前了,只好再不断研制更新的农药。受大队长启发,我提出用“双超”(超害虫生长周期、超害虫传播范围)轮作方法扩大治虫效果,说不定不用农药就能灭绝害虫。大队长对我说,现在农业生产都纳入国家计划,你的“双超”轮作不但大队没有权力决定,公社也没有这个权力,要更高级的领导来决定。

  中苏珍宝岛冲突事件发生后,形势一度紧张。洪泽县组建了以退伍兵为骨干,吸收农村基干民兵参加的县民兵独立团,我和汪利民、宋方敏、周小汉都成为独立团九连三排战士。大队电工工作已由徐平接任,童英也接受了有关培训成为大队赤脚医生。当时我们全大队300多家农户两三千人,医生仅有童英一人。

  我们独立团边军训边承担土方工程,首先承担了洪泽县城附近的高良涧水电站土方工程。我带着“双超”轮作的想法,随独立团来到县城。土方工程遇到下雨天不得不停工,我就利用下雨停工机会去找县农科站。农科站头发花白的老站长接见了我。当我做了自我介绍并冒昧请教他对“双超”水旱轮作的看法时,他高兴地说,你们年轻人敢想敢说,小陈你的建议很好,“双超”水旱轮作不仅能够治虫,能够提高土壤肥力,还能减少农药对土壤的污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滥用农药会造成污染的说法。老站长也对我说,可惜你提的这个“双超”不仅县里没有权力决定,地区也没有这个权力,要更高级的领导来决定。他答应说要帮我向上反映(后来得知没有用)。他又问我原来是哪个学校的?我回答说原来是南师附中的。他又高兴起来,说他有一亲戚也是南师附中校友,南师附中老校训是“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你陈争平现在也是“身居茅屋,心怀天下”,很好。受到他的鼓励,我又提出崇明那里种玉米株距是6寸,而洪泽这里玉米株距和行距都是两尺左右,株距太宽;崇明种玉米行距较宽,是洪泽的两三倍,两行玉米之间夹种黄豆,既多收豆子又给玉米田增加肥力。我建议进行调整。他说以前精力多放在稻麦上了,关于种玉米还要做一些调查研究。(次年农科站在全县推广了调整株距和行距的玉米套种新法,我也趁机在队里推广。起初队长和老农民们都不同意,我只好拉大旗做虎皮,以县里规定来压他们,同时又同意留了一块地让他们按老办法种玉米。到秋收时,我本来要分别过秤,比较两种方法效果,但是队长他们耍赖,不肯比。不过这以后我们队玉米都用新法种了。)他希望我以后多联系,把我们队使用新农药以及新良种等情况都记下来告诉他。

我们独立团第二个任务是修公路。我们修路时用上了有轴承和橡胶内外胎的独轮车,比我们生产队那些没有轴承的木制独轮车(解放战争支前队就用的这种独轮车)又轻便又耐用。我又想起那些龙骨水车也没有轴承,如果有了轴承也会轻便很多。因此,我打算到南京买轴承来改进农村老式独轮车和水车,但是南京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后来我问我父亲,才知道轴承属于计划内供应),我的改造计划没有实现

我还在独立团修公路时,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参加县首届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我在会上遇到了我们公社的带队干部。他告诉我:双坝大队对你们八、九两队知青评价很好,我们公社领导也很关注;可以说八队知青户是政治型的,而你们九队知青户是技术型的,你们要互相学习;这次县里要求发现知识青年中搞科学实验较好的积极分子,我们公社根据你们大队的反映和县农科站的推荐,选你参会。我说我没做出什么成绩。那个委员说,相对来讲你已经算比较突出了,希望你以后在搞科学实验方面要多努力。

  当时全县已有不少知青担任了各大队赤脚医生,由于他们先要接受一段时间培训,之后工作也刚刚开始,成绩尚未突显,所以县首届知青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好像没有赤脚医生的代表。

  

 

          二、好医生与“军阀”

 

  在担任赤脚医生的知青中,童英应属于较优秀者。当时农村推广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很方便农民就医的,没有现在城里就医挂号难费用高等问题,而各大队赤脚医生的个人工作态度和医术,对于这一制度的实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双坝大队有10个生产队,从西到东一字排开,大队西边到东头约10来里路。童英白天背着药箱在全大队巡诊,夜里当我们入睡后他时不时会被喊去出诊。童英可谓不分昼夜,不避风雨,农民随叫随到。下雨天,农村的泥路有的地方滑有的地方又粘,童英只能赤脚去出诊,成为名副其实的赤脚医生。当时的赤脚医生都是全科医生,童英行医以针灸治疗及中草药治病为主,也兼用一些西药。童英经常拿自己的身体试针(有时也要拿我的身体试针),刻苦钻研针灸知识和操作手法,医术日益精深。他又是一位很好的心理医生,对患病农民根据不同身份,亲切称呼大爷、大娘、大哥、大嫂等;有的病人刚针灸治疗时很紧张,性情焦躁。而童英总是微笑劝解;童英下针时总会轻柔地说:“不要紧张”,有时也会问些其他问题转移病人注意力,减缓紧张情绪,避免出现因紧张而滞针等问题。童英治好了不少病患。一些不得不送公社医院治疗的病人,也因童英前期处置得当而减轻了病痛。时间长了,许多病人都把童英视为自己的亲人,童英成为我们双坝大队农民的贴心医生。童英就像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

  我也受童英影响学起了针灸。童英虽然很热心地教我,但是又不肯让我随便动他的医具。我只好给他钱请他帮我另买了一套银针,在自己身上试找穴位,试扎体验深浅等。一次我们队一农民牙疼,找童英治疗。当时童英在其他队巡诊,我就按照书上所说,看他身体健壮,就用我的针对他的合谷穴等进行强刺激。他说牙是不疼了,手发酸。我认为这是有效果了,自鸣得意,认为我第一次给人治病就大获成功。没想到那个农民第二天又来找童英治疗,说是手依然发酸,什么活也不能干了。童英一面安慰他,一面给他按摩针灸缓解其酸痛。等他走后,童英严肃批评我,告诫我胡乱行医要出事故,这方面不能“大刀阔斧”(我从独立团回来,担任了大队团支委,分管八、九、十3个生产队的团组织工作。我刚一上任就大力发展童英等进步青年入团,我们这3个队新团员人数比另外7个队总和还多,我曾对童英夸耀:这叫“大刀阔斧”。我后来当团支书时,发展新团员数也是其他支部的数倍。我们那时开展的团组织活动至少使农村青年们上进心加强)。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童英对行医认真负责的态度。  

童英行医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也关注一些全局性的农民卫生健康问题。例如,童英积极组织各队卫生员防治急性肠道传染病及血丝虫病等,取得了较好实效。1971年夏季,洪泽县先是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后又遇疟疾大流行。那年县领导下令各大队组织抗洪队,由民兵营长带队,公社由人武部长带队,冒雨加固洪泽湖大堤。如果大堤溃坏,不仅洪泽县,连带宝应、淮安、金湖等县都要受大灾。我被抽调任本大队抗洪队副队长,上了第一线。我们整天一身雨水泥水汗水,分管加固我们负责的一段大堤。不仅干活累,还有蚊群、牛虻、皮炎袭扰,条件比在生产队艰苦得多。对我来说,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本大队民兵营长和隔壁小坝大队民兵营长第三天就请假走了,公社新来的人武部长病急乱投医,要我暂时代管两个抗洪队。两位营长离开没再来,影响很坏,队员中也陆续有请假的,还有不告而别的。汛情紧急,我又不熟悉小坝大队的人,我只得在两个抗洪队中挑选团员组建机动班,由我带着抓逃并抢险。又用惩一儆百、软硬兼施、以身作则等方法,总算稳住了队伍,奋战了近一个月,胜利完成了护堤抗洪任务。我们这些抗洪队员回村后大多病倒,我这个“军阀”(童英戏称,因我打骂抗洪逃兵)也因疟疾大病二十多天,多亏童英悉心照料。这一年洪泽地区疟疾大流行,政府发放了足够的药品,童英等赤脚医生则组织各生产队卫生员忙碌在抗疟第一线。这一年,大家齐心合力,抗洪防疫都取得了胜利(县里本来说要评功的,后来却没有下文了,传说县主要领导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了)。

又如,有一年冬季公社学大寨举办一水利工程,要求各大队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上工地,并特别提出要学大寨成立铁姑娘战斗队。我也参与了这个水利工程的动员与组织。但是没想到那些“铁姑娘”干了两天就累得干不动了。童英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一情况,他来到工地找我一起向工程负责人反映,要求让那些“铁姑娘”撤回家休息。那位公社领导一开始说这是学大寨。童英说:“农村妇女的健康问题十分严重,我们大队很多妇女人过三十身体就垮了。妇女是双抢大忙的主力军,如果冬季再让姑娘们拼命干水利工程,她们的健康会严重透支,会影响明年双抢大忙”。我也帮着说学大寨要因地制宜,洪泽这里有男子不干弯腰活的习俗,割麦插秧等双抢大忙弯腰活主要靠妇女拼命等等。后来领导们也接受了这一意见,让各大队“铁姑娘”撤回家了。晚上我和童英在工棚聊了很久。我建议童英要把农村妇女的健康问题进一步向上级反映,并提出在上级有关措施下达之前我们也可以先做点工作。我提出,洪泽农业以生产粮食为主,种粮农活主要靠人工,劳动强度大,一些中年妇女已不能承担;但是这些妇女责任心强,经验丰富,可以从事养蚕及养猪等副业,我们应该在保证粮食年年增产前提下,发展集体养蚕、养猪、编织等多种经营。我认为还可以发展苇编、柳编、竹编、蒲编等副业,有些体力不行的中年农民却是编织好手;可以就地取材,但是洪泽芦苇品种矮小,做苇编不如崇明那里的芦苇好。后来我到县农科站提过改良洪泽芦苇品种的建议,因当时强调以粮为纲,我的建议被驳回。

童英也认为很多妇女才三十出头身体就垮了,与生孩子过多过密有关。当时按人口均分基本口粮的政策实际上起到了鼓励生育的效果,洪泽农村一对夫妇生十个八个娃的不稀奇,刚生孩子不久又怀孕的也不稀奇。那时洪泽农村还没有宣传计划生育,童英可谓较早认识到生孩子过多过密对农妇健康危害者。童英认为弯腰农活主要靠妇女拼以及生孩子过多过密这两条是危害当地农村妇女健康的主要原因,而那些妇女才三十出头身体就垮了,要影响孩子们的成长,也要拖累整个农民家庭,这确是一个关系农民健康和家庭幸福的全局性问题。

童英想方设法,努力改善双坝农村妇女的健康。我们队安排那些中年妇女养蚕及养猪等取得了很好效果。我在干部会上常做的经济核算,例如我认为养老母猪生小猪卖比较划算等,也起了好作用。后来队里育出的苗猪多要我去卖,我们九队的苗猪在乡里也出了名,为队里赚了不少钱。我们下乡第四年队里已经还清了积欠国家的贷款,日工分值也涨了一倍多。

  

  

 

          三、宋词、小品文与“小芳”

  

  童英不仅唱歌好、医德医术好,而且还有一好——文才好。而我在南师附中上学时有些偏科,我想长大为祖国造轮船飞机,参加了学校里的航模小组,课上对数学、物理感兴趣,而对于宋词我只知道岳飞的《满江红》及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这两首(这还是学毛主席诗词附带学的)。下乡后,从童英带来的宋词选编里才知道抗金英雄辛弃疾还写过“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等词句,大开眼界。童英会背数百首古代诗词,时而在接待来访知青时会来两句“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在荷湖边赶路时会来两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等等,这对我学习古代诗词大为有益。汪利民书法好,我从他那里学了一些草书知识。

  童英常抽空写一些简练隽永的小品文,主要内容是记述田园风光、劳动场景及农村生活趣事等。对童英的小品文,徐平不大感兴趣,两三下一来我成了第一读者。童英小品文最初主要是描写田园风光,往往用数百字记述诸如晚霞、月夜、荷塘、麦浪等等,都是童英根据自己的仔细观察,再用优美的词句写出;稍后用一两千字记述劳动场景的内容增多,诸如妇女们一边插秧一边唱秧歌(洪泽的秧歌是歌不是舞蹈)的场景、秋收扬场时那一幅幅金色的谷粒扇面等等;再往后,记述他当赤脚医生的一些经历增多,文章也长了一些。童英的文笔很好,那些零星的感想被写成一粒粒珍珠般的美文。

    童英医术医德好,人又和善,我们大队那些女孩子经常来找童英问这问那。团组织活动时,姑娘们也爱起哄要童英唱歌。渐渐地,童英的小品文里自然而然多了一个个农村姑娘的形象,有几篇几乎全是在描述双坝女儿们的世界。那些描述双坝女儿们的小品文里总有一个有一双美丽大眼睛且容易脸红的姑娘,尽管童英给她起了不同的名字。我们生产队里就有这样一个女孩(她现在很可能已有第三代了,我们就学李春波叫她“小芳”吧)。小芳勤快能干又善良孝顺……几天后,一个风雨夜,小芳因母亲病情加重冒雨来喊童英出诊。我送童英出门后将关门时,看到雨中背药箱的童英滑了一下要跌倒,小芳一手打伞,一手扶住了童英;小芳也滑了一下,童英又扶住了她;两人很快又自觉地分开,在风雨中的泥路上各自前行。从此,我再也没有看到童英写的小品文了。

后来我在学校里读到“发乎情,止乎礼”的语句时,以及听到“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歌声时,总是不由得想起当年风雨夜童英和那个姑娘相扶又相离的身影。李春波的歌词里有“泪水随着小河淌”,童英他们可是有泪也不敢流啊。

 

            四、同学情谊化彩虹

      

     我们到洪泽插队两年时,八队的宋方敏和周小汉当兵走了,汪利民一人留了下来(后来他也办了病退回南京)。我们九队,童英仍然是大队赤脚医生,徐平仍然干大队电工,而我从独立团回来后就在生产队干农活。县农科站老站长每当有新农药或新良种打电话通知我们公社时,都要加一句“别忘了通知双坝九队陈争平”,这一来领取新农药或新良种,试用它们等往往成为我的任务。那两年也有招工、推荐上学等机会,公社团委书记告诉我有两次公社要推荐我的,但是最终都被会拉关系走后门的人占了。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也到公社听了有关《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传达。《纪要》说我们是“替罪羊”,使我们一边跟着批一边心里又多了疑与悔。有一次我和童英用板车从公社拉回新良种及药品时,路过一学校,听到琅琅书声,我一下子特别怀念学校里的读书生涯。我想起我以前为祖国造飞机轮船的理想,对我们失去了本来我们应有的学习机会感到十分痛心。在回队路上,我边拉车边把才旦卓玛唱的歌作了一点改动,唱道:“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南京啊,插队的知青,怀念学校里的读书光阴”。童英连忙对我说:“你不要乱唱!我在县里参加培训时听说一个南京知青写了一首怀念南京的歌,结果被抓起来,说是要枪毙”。我和童英心里都感到非常气愤和压抑。闷闷地拉车走了一会儿,童英突然也唱起我刚才改的歌来。这一刻感到极大压抑的我俩,一起唱歌拉车,一起怀念以往读书生活(我俩在恢复高考后都选择了报考、上学)。文革初期,我们曾经历了从盲信到怀疑的心理过程,后来“替罪羊”、走后门、抓《南京知青之歌》作者等等使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越来越怀疑。(现在我认为: 应当把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与文革时作为全国停课闹革命后续安排的“上山下乡运动”分开评论。有些下乡年头短的知青歌颂上山下乡运动,大讲“青春无悔”等等;作家张抗抗则强调:“ 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吗?”我们这些下乡年头较长的知青别有一番苦涩在心头,这似乎如林语堂所说:“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我们一方面痛恨失去了本来我们应有的学习机会,这不是一两人失学,而是上千万人失学!另一方面又认为所谓浪费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之说法夸张。在农村那几年我和童英及其他知青们毕竟努力过,奉献过,如果全盘否定我们的努力和奉献,我们也不服,这又是另一种苦涩。我认为应当把上山下乡运动的顶层策动与底层的知青精神相区分,不能因统帅的失误而抹杀战士们浴血奋战的精神。我们大概可以算是中派。其实中派最纠结,也最实事求是。)但是这几年来我对洪泽的人和土地也产生了较深的感情,我特别难忘在独立团边军训边劳动的生活,难忘那一次次的团组织活动,难忘当年那些抗洪队员。当时我心里确实很矛盾。

    1973年,已下放到启东农村的我父母亲被解放回城当干部。按当时政策,他们只能带不满17岁的小儿子回城,已满18岁的女儿必须留下当知青。我母亲对女儿一人留在农村实在不放心,就要求我转到启东农村插队,便于照顾我妹妹。当时我们双坝九队有些人不满生产队长,竟传说什么“小陈当队长,草房变瓦房”等,搞得队长以为我要争他的位子。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离别洪泽转到启东。

    临别时童英写了一首《西江月·送陈争平》:“五年风雨同途,朝夕兄弟相处。今日即将离别去,临行泪盈塞语。难忘欢言绕灯,又忆盐粥笑尝。同学情谊化彩虹,永连淮北江东。

    我觉得童英的词有点伤感,也赶了一首《西江月·答童英》:“海内天涯互勉,大江洪湖相连  。一千里路算啥远,兴起顷刻见面。五载农村锻炼,共师同学种田。人生路上初步年,到老欲将回念。”开头想乐观一些,写到后面,还是脱不了伤感。

    我到启东农村半年后,收到童英来信,说是他想我了,信笔写了半首诗:“五年相处不知贵,半载分别倍觉亲。夜诊归来灯晃影,音容笑貌忽上心。”在信尾,童英又说一下子他心情很坏,写不下去了,后半首以后再补。

    没想到,童英这后半首诗一搁下来,竟是永远搁下。童英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南京医学院,后又到美国深造,获医学博士学位。童英在医学上可谓中西贯通,本来会有很大成就;他文笔又好,我还曾希望他写出与医学有关的优秀文学作品来。不料后来竟然从宋方敏那里听到童英出意外的噩耗。童英心善才高,挺好的一个人竟死于非命!

    那天我心里非常悲痛,夜不能寐,从“生死”想到“命运”。我们小时候被告知:我们这代人命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在“糖罐里长大”等等。可是还没等到我们长大,“糖罐”泡沫就破灭了。1980年代又有人说我们的孩子是在“糖罐里长大”,我对此话有些反感。由于社会进步,我们的孩子生活条件确实比我们当年好,但是他们也会尝到他们的甜酸苦辣咸。童英去世后,我痛定思痛,立即在我的教学内容里加上“三知教育”内容,要求大学生们牢记中国古贤之言:“知畏惧,成人;知羞耻,成人;知艰难,成人。否则,禽兽而已”,希望孩子们更加成熟一些,对未来的磨难与责任多一些思想准备。

    我又想到:童英和我以及其他人类小分子,其实都是人世间匆匆过客,童英离去更快了一些;我比童英多活的时间,在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也只能算是一刹那。英国大文豪萧伯纳面对死亡,自撰墓志铭说:“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一定会发生。”我肯定也会死,只是要珍惜活着的时间,多做些贡献。我一方面做好经济史研究与教学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又继续保持当年那股劲,曾数次上书国务院等,提出自己经过认真研究的“分都”、“建设东方尼德兰”、“发展耐盐农业”、“少种棉花多种麻”等积极性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与当年的“双超”轮作法(现在中国农药污染日益严重……)一样合理有益。虽然不知能否被采用,我还是要提,尽昔日知青今日知分的一份报国心吧。

 

 

 第二篇

 

孙立哲 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时间:2012-03-10 14:53来源:北青网 作者:口述:孙立哲 采访: 
前 言 3月7日下午,我与孙立哲约好,在北京东三环雨霖大厦(京广大厦北侧)见面,和陈君远及夫人马振芬、聂新元、冯启安等人一起,共同商谈一些事情。在雨霖大厦老总林小仲(也是知青)安排的会议室里,我们就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畅谈。直至晚餐后十点

前   言


       3月7日下午,我与孙立哲约好,在北京东三环雨霖大厦(“京广大厦”北侧)见面,和陈君远及夫人马振芬、聂新元、冯启安等人一起,共同商谈一些事情。在雨霖大厦老总林小仲(也是知青)安排的会议室里,我们就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畅谈。直至晚餐后十点多钟(因孙立哲第二天还有非常多的事情安排,而第三天早上就要返回美国),才不得不分手。
       回来之后,我正要动笔写这次会面的文章,正巧看到《北京青年报》在3月9日发表的这篇报道,于是,我想先将此文作为铺垫,之后再发表我写的感文为好。特此做以说明。

 

                                                         姜成武(大江东去)
                                                               2012-03-09

 

 


左起:林小仲、聂新元、孙立哲、陈君远、姜成武、冯启安

 

 

孙立哲 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口述/孙立哲  采访/阎阳生
  ▲曾为全国闻名的知青扎根农村典型,轮番挨斗之时得到胡耀邦的相助并解脱
  ▲陷入人生困境,与作家史铁生相濡以沫,奇迹般地迎来命运全新转折


  北京青年报2011年10月21日刊登阎阳生先生的《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一文,读者反响热烈又觉得言犹未尽。当孙立哲走上顶峰的时候,政治的光环正在变成锁链。后来的堕入深渊,似乎是那个膨胀年代的必然结果。但他的“死而复生”却又是一个超越想象的传奇。本文作为“孙立哲传奇”的下篇,真实道出了当年微妙复杂的人情世故,折射转型岁月难辛起步的时代特征。
                                                                                  ——编者


  ▲主人公:
  孙立哲,原名孙立喆,1951年11月生。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1985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


在延川关家庄窑洞,孙立哲在给病人做硬脊膜外麻醉
                ---北京知青网供稿


  ▲谢静宜让我给清华和北大两校作报告,还建议我和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
  1974年,省委书记约谈我:中央出文件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1974年知青会议,毛泽东圈阅文件。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五人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报告团里我和其他几个报告人就熟了。侯隽和邢燕子就说:小孙啊,赶紧找一个农村的,赶紧结婚,才能表示你扎根农村。侯隽还专门到延安劝我:“丁爱笛找了农村的结婚啦,好。这才叫扎根,光口号不行。”
  我当时有个女朋友,但没敢暴露,是在美国喝洋奶长大的。她在舞台上主演李铁梅,没有卸妆,就来找我。你想,那个年代,光秃秃的黄土山、黑乎乎的土窑洞,突然出来个这么光彩照人的女孩儿,直接就是“我爱你”,那不是闹着玩儿的。
  跟她分手,纯属政治上的压力,她父亲是原国民党驻美国的总领事,起义回到中国来了,又打成右派。让我扎根农村,是省里的光荣,怎么能让你找这么个危险家庭的?
  我别提多后悔了。我那时虽然已做过上百例结扎,但没经过感情萌动。我也没有找农村的。我心里最想的还是上大学。下农村,我带的箱子里全是书,几乎都看烂了。那两年推荐和考大学,我到县里考得相当好。虽然没公布成绩,那绝对。
  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都录取我了。因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时我已经是延川副县长了,当赤脚医生后,又订阅了西安影印的英文医学杂志,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写信,写的都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面试:没想到这么好,要了,高兴坏了。
  在北京巡回讲演时,迟群和谢静宜几次把我叫到工字厅谈到深夜,谈教育革命怎么搞。那时张铁生交白卷已出来了,我还是想上大学。她说:“你的案例对教育革命是一个很大支持。旧教育制度下,人越学越蠢,越学越死。你是实践出真知,不用上学,比他们上学的强得多。” 指我没上过学,但医学院毕业的专科大夫们都跟着我手下干。
  谢静宜还是挺女性的,狂也是女人那种狂,和江青挺像,说话特厉害,出口的话就是命令。在北京工体大会,几十个分会场几十万听众,她是报告会主持人,是代表北京市委、团中央的。说我的例子和张铁生的例子,就不用上大学。我心里凉了,想上学也没法说了。
  她让我给清华和北大两校作报告,还建议我和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我借口村里几百号病人等着我,先回村去了。幸亏没去,去了就娄子了,张铁生后来判刑十几年呀。
  1975年延安知青代表会议。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陕北医疗太落后,有彭延、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交?我说我有办法,由谢静宜转交江青。

 


1974年巡回医疗中老乡在等着孙立哲看病
            --北京知青网供稿

 


  ▲从万人巡讲到轮番批斗,一夜之间跌入深渊,喝酒喝到肝坏死,命运似乎开了个玩笑
  后来一个大的转折使我完全灰色了。毛泽东去世,在大医院悼念。我和一个管广播女孩儿聊了一夜,被书记听了墙根。第二天紧急会议,让我说清楚。为什么关灯?怕影响别人。谈什么?谈人生理想,革命、人生、个人转折。有无恋爱?死不承认。
  实际不是一般好感,她是大家闺秀,非常漂亮,照片上了大型照相馆橱窗。在毛主席逝世期间敢谈恋爱,你研究过吗?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涉及到她的人生名誉、我的政治前途。
  接着“四人帮”倒台,人们欢呼,我受审查,中央领导人批示,说我是卫生战线上的“四人帮”爪牙。村里知青全去高考或招工,就剩我一个啦。我性质变了,政治上垮了。我想,这回踏实了,扎根吧,别聊别的啦。
  太难受了,在村里房东家喝闷酒,两瓶半西凤酒、一瓶半葡萄酒,一口气干完,后来都没味儿了。不省人事几天醒来,皮肤和眼睛金黄,村里赤脚医生娃子说你咋变成了金丝猴。送到延安医院一查,黄疸指数二百多,诊断亚急性肝坏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来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站也站不起来,人都毁了,成了猪一样。
  出院以后,回清华家里,拄着个小棍儿,慢慢腾腾地迈着方步,脸肿着。听到的都是发小们上大学的消息,邻居小悦、小茁兄弟俩一起考上了清华,华苏(华罗庚之子)、籍传恕也上了清华,庞沄上了钢院,周围的人都上大学了。我连考试都不能考。
  有一天正在清华家里,寄来了一个箱子,毛主席逝世时结交的那位女友把我给她的书和信都寄回来了,倒霉的事扎着堆来,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想钓鱼散散心,很长时间才能走到荷花池。我挖蚯蚓连铁锨都拿不动,让爸爸帮我挖。我都二十好几了,看着一帮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孩子,粘蜻蜓,粘知了,他们有身体,有未来,个个比我强。命运不知要把我带到哪里?
  有一天我的外甥来了。他第一次钓鱼,就钓出来一条半斤多的鲤鱼,平常我只能钓上很小很小的鲫瓜子。兴高采烈提了条大鱼回家,看到解放军站在门口。军代表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那时已成立了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卫生部长上任,要抓“四人帮”在卫生部代理人,批示说我是“震派人物”。
  只有几天期限要写出交待认罪材料,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见过什么人?一点儿一点儿挖。给毛主席的信,是通过谢静宜转江青,给江青的信是“效忠信”,抓捕江青时发现的。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跟我聊,让我作报告啊。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中学同学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
  吴北玲上北大中文系77级了,每天下课就来铁生家帮我写认罪书。临行前她叮嘱我:最大的罪是思想罪,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主观上是反革命的,一承认就不好翻案了。
  押回延安,住进地委大院一个黑洞洞的窑洞里,每天上午扫院子劳改,下午接受专案组询问审查。记着史铁生教的:有病、少说话。那就多抽烟呗,我以前从来不抽烟,交代问题烟不停地抽,还是双枪,两根并在一起抽。
  一盒劣质的烟几个钟头就完事儿,咳嗽、吐痰、手捂着脑门。按铁生教的招儿:就说有病脑子坏了,什么也想不起来啦!耗时间呗,让我好好想想。
  大礼堂开批判会,横幅大标语,孙立哲几个字倒着写打上叉。两个民兵押送,一进门口号声响起:“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流毒!”没有老乡,全是卫生局、防疫站的干部和医务工作者。
  我低头拿小本记录,像个黑帮一样。卫生局一个姓温的干事:“孙立哲,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当了卫生局副局长上任第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就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我是说,既在其位,必谋其政。我当时兼任卫生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管全地区十多个县以上综合医院,上百个地段医院和公社卫生院。坐着专区唯一的一辆老式救护车,跟真事似的,到医院视察发指示:大医院医生为贫下中农服务,全部轮流下农村!
  那些知识青年出身的医生护士们,都没发言,只低头跟着喊口号,躲着我的目光。


  ▲社员开会抵触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我们不晓得政治错误是个甚么球事,就知道孙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钱,不收礼,是个好心人
  调查组在农村那边开揭发会,谁都不主动发言。知道孙立哲吗?知道。孙立哲犯什么罪?不知道。他们就挨个挖材料,找动过手术的人,一个个查医疗事故。发现了我治过的一些老乡拄着拐,一条膝关节不能打弯,这下可找到医疗事故了。
  这种大骨头地方病,刘拐子病。最严重的两条腿弯曲着挤在一起,根本站不起来,没有生活能力了,专业医书上说是晚期终生残疾,没法治。我发明了一个手术,就是把一条腿膝关节上下大骨头都截断再上下对齐,用一条条不锈钢板和钉子给锔起来,打上石膏让它长直了。一条腿是直的,是支撑的,另一条腿是弯的,这样架个拐居然能走路了!
  在当地推广,我在川里治了五六十个这样的病例。医疗事故调查组见到齐家坪一个病人经我手术后上炕一条腿不会弯,要定为我的医疗事故。老百姓不服这个理,难道医书上没有的就是医疗事故?以前只能在炕上滚地下爬,手术后能走路了,基本劳动能力恢复了。看孩子做饭都没问题了呀。
  老百姓恼了,听说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岭几百里来看我,走路的赶车的骑自行车的都有。到地委问小孩儿,找孙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扫毛子的那个老脑(大脑袋)?”那时我身体非常坏,在地委大院低着头扫厕所,脑袋肿得老大,像个怪物。
  乡亲们偷偷进了我的黑窑洞,拿出鸡蛋拿出馍,还有棉线织的袜子、土布鞋。他们告诉我说,省地县来了大干部,多少人下来调查可凶哩,开社员大会,说是中央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来传话的男女老少,老太太什么人都有,房东干妈康儿妈来了好几趟。我让他们赶快走,可不敢再来了,不能多拉话,我正在挨批判。老乡说咱受苦人怕个甚么,顶不济也坐班房,吃饭不要钱!回去传开了,被治过病救过命的老乡心里过不去,要想法子救孙立哲。
  那时不是批判会就是写检查。压力一大,身体反而慢慢好些了。不绝望,爱咋地咋地。开批判会我就低头记录,下来赶紧整理,当天晚上找画家靳之林还有邵明路、臧若华等几个知青朋友,往北京给吴北玲、史铁生发信传话。
  在村里有个知青杨志群,是1975年在北京听了我的报告自愿来延安的,他说干脆写个反映吧。内容是:孙立哲肯定有缺点有错误,需要批评帮助。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做过很多好事,治病救人,从不收礼。希望领导也能了解。
  社员开会抵触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我们不晓得政治错误是个甚么球事,就知道孙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钱,不收礼,是个好心人。因为以前医生下乡都端着架子,先吃饭,再看病,还收礼。
  我那时虽然兼着省地县各种官位,实际上是个不脱产的农民,只拿工分,没有工资。
  那边开社员大会批判,这边开小会签名。从那边大会出来,就有人引到这边签名。老百姓间秘密传成了一句话:啊呀,签名就能救孙立哲!这边各村传:咱们多一个签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我给谁治过病记不住,老乡没有忘。陕北穷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起身出门要饭,今天门上来了叫花子,最后一口黑糠干粮也掰下一块。结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远的来了不少。签名的、按手印的,什么样的纸都有,花里胡哨的连在一起往上贴,弄成了很长的一个“万民折”。
  北京那边儿,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他帮我起草申诉书,还找熟悉的朋友,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青年导演班的柳青、张暖昕,抱不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武等。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
  史铁生和北玲一块儿天天商量怎么给领导递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课跑外线,通过师大女附中同学关系,找王任重、顾秀莲。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最后递给了胡耀邦。他们说胡耀邦还真是知道我。胡耀邦、胡启立都了解我,明确表示说: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震,说: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王震同志关注一下此事。
  王震就不那么斟酌了,抄起机要电话当场找省委书记接电话,开口就是给我查查在延安有孙立哲没有,他身体有病赶紧给我送回来!
  突然那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卫生局长一大帮人,黑压压涌进我那个黑窑洞里来。我已经习惯了,不又是批判嘛,我头低着。地委书记一把抓住我的双手使劲摇啊摇:啊呀,孙立哲同志,你受苦啦,俄、俄们不了解情况啊……卫生局长拿出好烟:吃烟吃烟。好几个人忙不迭同时擦火柴。
  当天晚上,就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机直送北京。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间,就这么厉害。一夜之间,天上地下,你研究了吗?这就是政治。中央直接打电话,这就很严重,就是个政治态度问题。


  ▲史铁生后来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他大大的字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
  当时救出来的理由是有病,那话就听出来了。第一次住在地坛第一传染病医院,黄疸加上治疗不当高钾型酸中毒,在床上干挺着,一动不动。响应能力不在了,以前所架构的那些东西,包括对未来的预期、对自己的看法、随着被打倒,全部破碎了。加上身体本钱的丢失,这你就变成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弱者。
  那时我趴在病床上,期望值低到什么程度?看到护士的脚在床前走来走去,羡慕人家走路这么有劲,会走路,真好。实习生夹着本书来查房,我觉得:能看书,真好。窗外一只小鸟叼着一根小草,那广博的天地,那自由,但不属于你。
  出院不愿回清华家里,又回到了铁生家。1977年78年接着高考,发小们都上了学。我整天拄着个拐棍晃悠,我有脸见你们吗?太难受了!
  为什么住在铁生家里?一是在农村睡在一条炕上。二是,我两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联络站。原来你在潮流的浪尖上或者在潮流的中央,极大的个人膨胀。现在整个被边缘化成了三无四有人员:没学历、没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
  我无处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经完全截瘫了,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没想还能爬起来。他自己走投无路生活困顿,却全力帮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宫旁边一个小院子里,两小间房子很挤。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岚)睡小屋。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买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儿子。
  开始时我们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诅咒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怪现象。我们两个身体困境使未来希望变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运的无可奈何。
  我妈天天往铁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劝我和铁生要想得开。我父亲也常来但不说话。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是派遣的美国特务,他用遍了数理化三栖逻辑推导不出自己的清白,几次自杀又阴差阳错被救了回来,多年在惊恐中生活不敢多说一句话。这期间铁生以我父母为原型写了《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78年陈建功帮他联系发表在杂志上。
  铁生后来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他大大的字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我一看,这章专门探讨生命的意义,好多话针对我当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渐开朗。我说我吃激素脑子完了,可腿还能使;你是腿残了,脑子还能使,咱俩弄不好还能拼出个完整人儿干点事儿。铁生笑了说,这拼出来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呀?我说当然是你呀,脑袋指挥腿嘛。铁生一声断喝:别价别价你千万别往下说了,我这脑子要是还能指挥腿走路,我还不立马就得疯喽!
  夜里一对病残人对着天花板品着各自命运互相开导。白天他摇车去街道工厂画彩蛋,我一个人往北新桥菜市场那儿晃,回来做饭:今儿吃什么?史岚放学一回来,摘菜去!说什么干什么。史铁生大指挥,我二指挥。他全力在帮我,也帮成了。


  ▲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
  转机来了。1978年底,医学院开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龄没有26岁的限制。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儿报名去啊?没单位、没户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李光弼。
  他当年带专家到我们村考察我时,在我的窑洞一个炕上住了不短的时间。李光弼爱下棋,我是围棋业余高手,一下棋,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次他带了一盒虾来看我,要跟我“手谈”,在庞沄家里,他和庞沄的母亲是北医的老同学。
  我试着问想考考你们的研究生,可是没户口没法报名。他说,我给你证明。说办就办,第二天就亲自带我到科研处,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用介绍信,给他报名,让他考。这都是救命之恩。
  还有一个多月考试,考5门功课。外语、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这可和以前看病动手术不一样。尤其是病理,从来没学过。组织学没看过显微镜,病理解剖都没学过。
  背水一战的时候到了。
  我找了个小黑屋,往架子床里一窝,啃干粮喝开水,硬是没出门。病理解剖是死学问,硬看、生背,厚厚一本书整个背下来就行。其他如外科我有点基础。外语没有问题。政治没有时间,我自认为比较强。
  可我从来没上过大学考过试,我的临床学科对手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心里没底。考回家我妈问:可回来了,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大概不行,想写的内容太多写不完。
  我报的导师是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兼同仁医院院长戴士铭,还有外科主任龚家镇。过了三个礼拜,戴士铭院长的儿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说你考得好呀!过几天李光弼院长也打来电话,说我考试名列前茅。
  后来才知道,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命运终于转折了,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颜色,我和北玲在热烈的恋爱中又共同憧憬未来。
  这期间,兼任清华领导的胡启立曾约见我,转达了胡耀邦的关心。同样是在工字厅,这命运呀,真是难以捉摸。
  上研究生是我再一个突然的转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从赤脚医生开始接触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到忘乎所以极度膨胀,到最后被打倒。后来就为此远离政治。学医给你一个很鲜明的价值感,一直延续到现在。

 


       阎阳生简介:
  1947年生于山西阳城。1982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市政系。后到联邦德国留学。闫阳生于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后,历经工农兵学商,曾任北京科学院业务处长、全国工商联宣教部副部长、《中国工商》杂志总编。曾当选为全国工商联执委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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