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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4校友通讯297.docx

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友通讯》微信版总297期（2017年6月21日）

创刊于2014年7月9日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

    比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张先生喜欢用英文，经常是杂着英文讲，他有一个发音我现在都记得，hu应该发[hju:]的音，他是陕西人，老说成[xju:]，比如human让他念就成了“休曼”，不过我们都习惯了。

    第一年上西洋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讲到十八世纪的卢梭，第二年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本来应该介绍整个十九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可是张先生并不全讲，只谈他特别注重的几家。

    上学期只讲了黑格尔、马克思两个人，下学期讲T.H.Green、F.H.Bradley和Bosanquet，三个人都属新黑格尔派。其实这三个人不足以包括现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他们仅仅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唯心论的一派，可张先生就这么讲。好在当时有这个自由，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发挥。

    和其他一些老师的课一样，张先生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

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

    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我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其实上课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

    另外还有吴之椿先生，那时候总有五十多岁了，比一般的老师都老，也是讲西洋政治思想史，其实主要就是讲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思潮。

吴先生的课讲得非常深刻，谈到斯宾塞以降的英国政治思潮，真是如数家珍。不过他和张奚若先生一样，都没写过大文章，要按现在的标准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候人们都知道他们是大学者，学问非常好。

    吴之椿先生偶尔写文章，也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倒是对他的文章很欣赏，有一段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权威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

比如政治上是权威的关系，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服从，可是夫妻间就是纯粹的圣洁的关系，夫妻双方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命令你什么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可惜中国人的事情权威的成分多，而圣洁的观念少。”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一百三十二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一百四十四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是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的英文是必修的，六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就是选修了。

    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如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选。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断代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

    姚从吾先生那时候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还不如自己借本书，一个星期就看完了。

    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台湾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系统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

    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这样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学明史。

    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即使文法学院其他专业的，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你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

    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么多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

    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郑先生是专门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调整的时候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因为研究明清史在北京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材料、实物，甚至于人，比如说贵族的后代，这些条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候都得服从领导，领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

    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说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候，把胡派（胡适派）都给调出去。郑天挺先生抗战以前是北大的秘书长，我做学生的时候他是总务长，是多年的老北大了，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跟他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他出去了，后来做了南开副校长。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我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都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

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十七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过问。

    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

    再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

    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描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

    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示出来。

    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

    有件事情我想是真的。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

    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

    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后来因为出了点事，据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

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绝无仅有；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他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解放后他做了政协委员，1957年也戴了右派帽子。

    云南大学老学长李埏教授多年前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时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前面有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非常可爱，明媚窈窕，温存体贴，可惜短命死矣，他晚上十分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诗怀念她。

    那诗写得确实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怎么成黑诗了呢？揭发者说，刘文典根本就没这么个姬人，实际上这首诗怀念的是他那杆烟枪，解放后不准抽大烟，他就只好怀念他那杆烟枪。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自清先生讲课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

    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

    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的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全集，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所以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钟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

    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

    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

    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但在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

    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只好滞留在香港。

选自何兆武《上学记》

［链接］

 2014 年 3 月 20 日，校友会许祖云、徐昭武两老师赴京促成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校友何兆武（右，1939 届，清华大学教授， 93 岁）与王景山（左，1943 届，首都师大教授，90 岁）会晤。

  两老晤谈

何老回忆：抗日战争前，我在北京（北平）师大附中读书，1937 年卢沟桥事件爆发，9 月初我随全家南返湖南故乡，不久中大实校自屯溪迁来长沙。30 年代有一种说法：北方三大中学是北师大附中、北京 4 中、天津南开；南方三大中学是南京中大实校、扬州中学、上海中学。我遂慕名考入中大实校。记得入学考试后还有一次口试，级任老师常任侠连续两次问我：你崇拜什么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现在回想，或许是常先生借此了解你的政治倾向吧。入学后，常先生即去武汉当时有名的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工作，级任老师改由生物老师朱浩然代。朱先生讲课，只要下课铃一响，立即停止，决不多说一句话，颇受同学们的赞赏。后来的化学老师韩金鉴，国文老师陈行校友通讯 19 素，体育老师章祖愈都使我终生难忘——不仅是他们的学问，而且还有他们的风格和人品。 1938 年秋，学校从长沙迁至贵阳，我们共乘五辆客车，路上整整走了五天。到贵阳先住贵阳中学，冬天迁入马鞍山新修的校舍。当时抗战已一年有半，物质生活的艰苦就很显著了，晚上上自习，教室里悬挂着气灯。那年贵阳特别冷，满地坚冰，又厚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大家穿不起袜子，光脚穿着特别便宜的铜仁牛皮鞋。2 月 4 日贵阳遭遇了一次大轰炸，但除夕夜晚学校还组织了一次露天晚会，这确是很难得的。学校的风气是良好的，但却谈不上什么文体活动了。 1939 年秋，我考入西南联大。

    和我同去的中大实校同学，与我有联系的有：韩德馨、许少鸿、陈锡荣、庞祖法、孟庆哲、江爱良、吴志云、丁于廉、史耀青（史笃若固）、汪爱璧和已故的许寒生、张崇城、方侃、王民嘉、王浩、张中禄，还有去向不明的徐鸿休、叶景萱等人。当时在实校同学而在大学不同学科与我有联系的仅有三位：秦元勋、刘增乾和骆静兰（已故）。因为我先后在北师大附中和中大实校（今南京师大附中）读过书，我粗浅的印象是：学校的课程大致相同，学风也都好。同学们都肯认真学习，很少有不务正业或纨绔作风。但由于所处的时代和地域不同，某些方面也有所不同。如抗战前，北京受五四学生运动影响较大，自由空气较浓，文化活动较丰富；抗战中在贵阳，虽然国土沦丧，生活艰苦，但大家仍然抱有信心，毫无失败主义的沮丧情绪。文化活动条件很差，但学校师生因陋就简，仍然创造条件丰富了课余生活。我以在这两个学校读过书为荣。

王老回忆： 1936 年夏，我毕业于山东枣庄中兴小学，到南京考进中大实校初一，分在东元级。1936 年冬，初一尚未读完，我因照料生病的同学——我记得是雷震的公子——而染上伤寒，即离校住进中央医院治疗。住院期间，同学纷纷前来探视，其中有王秋华同学，因为她是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的女公子，便记住了。作为初中学生，我们一入学就是当然的童子军。夏季两身黄咔叽布的童子军装，冬装是呢子的，西服式上衣，马裤，带钉的皮靴，穿着起来，自己也感到神气的得很。颈上系着蓝色领巾，上面有作为实校标志的红白蓝三色组成的盾形符号。左肩配肩章，蓝呢制成，上缀“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两校友通讯 21 行闪亮的钢字，还有一个醒目的阿拉伯“2”字，表明是全国童子军序列的第二团。肩章下垂队色，由约三寸长、半寸宽的八条有色丝带组成，表明属何小队。我记得我属公鸡小队，队色为红、橙二色。当时的童子军活动，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是极诱人的。我们学过用童子军绳打生活中常用的各种各样的结，学过阴天或夜晚在荒野中如何识别方向，和做出各种各样的指方向的记号。我们还曾集体到镇江旅行，登金、焦二山，俯览大江东去，开阔了我们的眼界，锻炼了我们的生活能力，培养了我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1937 年初，我病愈出院，回枣庄继续休养。半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即随家逃难。在汉口以战区学生身份，分发汉口中学借读两个多月，算完成了初中一年级的学业。1938 年前到重庆，考入化龙桥复旦中学。次年亲历了“五三”、“五四” 日机大轰炸。1940 年初中毕业。因思念母校，便只身前往已迁贵阳的母校复学，进高中一，为吉贞级。我原在的东元级，当时已是高二了。从此我在马鞍山麓、南明河畔、水口寺旁，一住 3 年。东元师对我们关怀备至。和他同住一屋的薛人仰师，也时赐教益。记得高中毕业时，人仰师针对我性格孤僻的毛病，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字，提醒我要多交朋友，实是语重心长。黄国华老师教我们生物，课上讲孟德尔定律，高豌豆，矮豌豆， Potato 嫁接，课外便领我们种豌豆，种西红柿，使我们不但津津有味的大谈自己劳动的成果，而且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什么叫实干精神。特别使我怀念的，是教我们国文的钱淑仪老师，教我们数学的杨篪引老师，教我们英语的纽先绅老师。这 3 位女老 22 校友通讯师都是严师。但她们的“严”，不是神情严厉之“严”，而是态度严肃，要求严格，作风严谨。随着岁月流逝，年龄增长，越来越感到从她们的“严”中真是得益匪浅，终生受用不尽。她们的言行，为我日后的教师生涯树立了光辉榜样。 1943 年我高中毕业，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1947 年到北大复学，次年华业。

两老晤谈中忆唱童子军歌最为有趣：

王老唱：我们，我们，

我们是中国童子军。 …… 

何老唱：二十世纪地行星，煌煌童子军。

小锣小鼓号，五色飘舞小旗旌。

 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

心肝虽小血自热，头颅虽小胆不惊。

进行！进行！

小人小马武装神。

二十世纪天演争，不竞争，安能存？

脚踏五大洲，气吞两半球。

将军飞将军，谁云孺子不知兵？

爱吾国兮如身，爱吾群兮如亲。

万岁万万岁，伟哉吾军人！

2014 年 3 月 20 日，何兆武校友在清华大学家中签名赠书（康德著《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出版）母校

                                许祖云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