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有机会参加了政协十八届三次会议科技界别组的一次讨论，与以往的体验差不多，政协委员们的议政还是比较开放的，能够针对实际问题提意见，谈看法。有人调侃说政协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不管怎样，能有机会说总是好事，说的问题未必马上就能解决，但有渠道反映多少会产生一些影响，不能简单认为是白说。

这次讨论主题是总理报告中关于科技创新的内容，有十几代表发言，涉及面较广，但重点都是围绕目前科技管理体制谈的，摘录一些如下。

一是认为现有的科技体制很难适应科技创新需求，如项目申请过于繁杂，有位航天界的代表说，最近准备与英国、瑞士联合参与欧洲的航天项目，欧盟那边同意了，但我们的项目申请过程相当繁杂，不知何时能落地。在目前管理方式下，科学家没有快速响应能力，缺少自主权，层层报批，很多机会就会丧失。

二是要宽容失败，创新不可能都成功，新方法、新实验怎么可能一次成功呢？不经历失败的创新不会是高质量的，谨小慎微，跟在别人后边走，怎么可能出现有创意的成果。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前苏联发射成功，前苏联运载火箭之父、设计师科罗廖夫为这次发射作出了杰出贡献，但他的成功是经历了多次失败才取得的，失败时没有被撤职，才成就了他后来的辉煌。

三是要建立创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是不利于创新的，如中庸之道，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应鼓励大众创新，草根创新，乔布斯、比尔.盖茨很成功，但按中国的标准，都算不得是好学生，听话的学生可能学习好，但往往创造性都被磨灭了。有位承担高铁项目的专家举了一个例子，说我国高铁用的闸片以前都是进口的，每片8000元，每年消耗很大，也立项做了很多年公关，都是一些大院大所承担的，按部就班，离应用还差得远呢。但最终是被一家民营企业拿下来了，我看着这家企业从2009年开始做，条件很差，但没用多少年就成功了，将8000元的闸片降到了2000元。他们不按常理出牌，走创新之路，大院大所很难做到。

四是关于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有位代表说很担心真正需要经费的小企业拿不到钱，而一些大企业，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公关能力很强，可以顺利拿到项目。这样的企业不一定真缺钱，但熟悉国家政策，也知道该怎样获取，不要白不要，当然会去争，而需要扶植的企业则因为缺少渠道，不一定能得到，需要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时关注这一问题。

五是关于科技人员薪酬待遇问题，这是一个被热议的话题。总理在报告中提到创新创造关键在人，要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职务发明法律制度，使创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代表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问题，也是一个很久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类似的提法，但落实起来很难把握，需要具体法规、政策支持，否则难以实现，也没人敢去承担责任。

六是与薪酬待遇问题相关的科研经费管理和使用问题。由于多方面原因，近年来确实出了不少事，包括一些科学家因违纪违规构成了犯罪。委员们们要研究目前的科技管理制度，特别是科研经费的使用政策，否则今后仍无法避免出现类似问题。一位高校的校长举了一个例子，他曾请了一位检察长来校做报告，这位检察长一开始就讲到，如果按照规定，你们的教授有50%都要被抓。校长一听就有些坐不住了，以前有人讲类似的话是针对官员的，但第一次听到对教授这样讲。这位检察长对各种规定很熟悉，听完报告后，倒确实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许多做法经不住检查。比如有一位副教授要评教授，没有科研项目就很难评上，便自费与一个单位合作设了一个项目。因为是自己的钱，用起来就比较随便，违反了有关规定。他不清楚，自己的钱入了公家的帐，就不是自己的了，也要按科研经费管理要求来办。一位搞水利的专家谈到，在野外勘探设站，20元钱请一位农民打个木桩很省事，但这样的钱没办法报，只有花大价钱请工程队。如何将科研经费管理好，用到位，不违规，确实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如政策规定的合理性、清晰度，执行者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也包括科学家的自我约束，都有不到位之处。

七是关于技术标准的质量问题。目前中国设定的各类标准在国际上论数量不算少了，但质量上差距较大。以前曾规定出台一个标准给2000元，后来增加到了2万元，现在好像不设限了，不知能有多大支持力度。要想出台一个高质量的标准，不是件简单的事，不能从现成的书刊中抄一些指标就算数，是一个反复、细致的科研过程，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基础性实验，否则就说不清指标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实际要求。国际上一些好的标准看上去就几十页纸，但背后有一大摞支撑文件，要经得住检验和质询。

涉及的问题还不少，如人才引进、科研项目分类管理改革、科技奖励制度、科普与公民素质问题等，听听这样的讨论，还是有所收获，通过相对开放的讨论，能了解到一些当前科技界专家们遇到的和关心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