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群友问，冯志伟老师还好吗？联想到一些MT的历史，随笔记下。
冯老师的微博还很热闹啊（冯志伟文化博客的微博_微博），他四处讲学 著作等身 看照片神采奕奕的样子。学问的高峰虽已过，游离于主流非主流一线之外 但老当益壮 勤于笔耕 教书育人 传播科学。
中国机器翻译（MT）历史上 有冯老师的一页 他凭着多语言的天赋 在法国时期实现了一个一对多（汉语到欧洲语言）的机器翻译。我的硕士论文也是一对多（世界语到英语和汉语），比起冯老师，就算玩具了，但做一对多MT的人很少很少。说的是当年。后来 SMT 盛行了，终于能 scale up 到多对多，尽管仍然是一个语言对一个语言对做的 而我们当年做的一对多 源语分析模块是共享的。
关于冯老师 也有些故事。我的学长乔毅（硕士做的是法汉机器翻译，二刘老师文革后招收的MT首届研究生之一，其他的学员还包括冯老师、李卫东、黄秀铭等）告诉我，冯老师在这拨人中很特别，因为他处于两代之间，地位特殊。他实际上在文革前就介入MT的研究项目了，与二刘老师早有合作。由于文革的十年蹉跎，文革后二刘老师用招收研究生的方式让他归队，因此他实际上是以半同事、半学员的身份回来的。从资历上，二刘老师对他来说更像兄长和同事，而不是传统意义的导师。乔毅说，我们见两位刘老师，都毕恭毕敬称刘老师或刘先生，只有冯志伟例外，他称刘老师为老刘。
冯老师是个蛮豪爽的人，给人亲近感。记得89年香山会议上山，他气喘吁吁，跟我说，由于运动，他路上花了四五个小时才到，我问刘老师呢，他说，刘老师不同，他是圣人。冯老师最津津乐道的成就之一就是，他是第一个（或第一个之一）提出要用多标记做MT的。因为传统的MT都是在词类（POS）和词的基础上做，但POS 太大，词（直接量）太小，很难细线条成hierarchical 的规则系统以提高质量。因此 当一个词带有多标记（譬如 ontology 的标记 如 Human、Food 之类）参与规则条件 自然是打开了一扇大门。不过这一点我觉得是针对西方主流MT系统的算法而言。中国的MT，二刘老师从60年代就开始使用“句子场”的数据结构，这个句子场里面的每一栏实质上就是一个词的多标记。
刘涌泉刘倬老师给我们上课，他们的说法是，MT 50 年代初期由美国率先，苏联紧随，中国自从 57 年从苏联取经就是第三个开展 MT 的国家了。到了 60 年代，中国 MT 的研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苏联的研究重点都是英俄或其他欧洲语言之间的MT，而中国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语系之间的MT（俄汉、英汉）。这个特殊性迫使我们不得不把 MT 推向深入。
MT 后来的历史巧合是，到了 1966 年，美国遭遇了由【黑皮书】带来的 MT 寒冬，中国没有黑皮书，但有红卫兵，也同时遭遇了文革带来的科研寒冬。MT 的复苏是在文革后，西方差不多同时也复苏了。世事巧合，莫过于此。参见：ALPAC 黑皮书 1/9：前言 ，MT 杀手皮尔斯 （翻译节选）。

QUOTE 【立委按】此前的博文摘要编译过皮尔斯论，这次重发的是对原文逐字逐句的完整翻译。皮尔斯是当年美国高科技官僚的代表人物，他是以MT（Machine Translation，机器翻译）杀手的面目记载在领域历史里。1966年，他主持撰写的那篇世界著名（或臭名昭著）的 ALPAC 黑皮书，把热火朝天的机器翻译研究，一下子打入冷宫。丘吉教授认为，皮尔斯给自然语言处理泼冷水，促成对自然语言和人工智能很多项目的资助冻结，是有其洞察力和远见的。不管我们心内对他多么不自在，必须看到他的反对意见至今没有过时，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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