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劲松

   我们强调佛教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重要作用，必须要从中国和平崛起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格局谈起。中国实现现代化，跟当年西方各国实现现代化相比，面临的环境完全不同。当年西方现代化面临的大背景是神权统治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总体上来说，基督教当年的神权统治，对欲望的压抑和教条主义泛滥，都是当时西方文明现代化所要克服的对象。

   所以，当年在西方的文化主体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世俗人文主义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的基调是解放人的欲望。可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却是一个生态环境受到巨大破坏，全球物欲高涨的情况，所以解放欲望的一些观念跟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冲突对立的。

现代西方文化兴起的时候，推崇我们所谓的启蒙理想，理论上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普世主义，而在实质上推行的是欧洲中心论，这在今天是应当受到批判的。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强调多元文化的价值，西方的观念和评判标准也在受到调整。今天中国核心的文化主体要实现现代化所依赖的思想资源，就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当年现代化的那样的世俗人文主义。

欧洲西方当年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一个摆脱欧洲统一教会束缚，成立民族国家的理想，在完成政教分离的过程中，伴随着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中国和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在西方列强侵略之后被人为构建出来的。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兴起需要一种凝聚人心的文化价值和传统，需要重新建立一种超越民族的生命共同体。显然这个生命的共同体，就不能用简单的，已有的那样一些单一文化资源，比如说儒家、道家为基础。这些单一文化资源对于汉民族的历史依赖性太强，对于凝聚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心不起作用。比如，我们为了超越海峡两岸的政治隔阂，强调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这当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中国太多的少数民族不是炎黄子孙，有的比如说是蚩尤子孙，因此这样的文化符号，就不足以承担要凝聚多民族国家的文化重任。

 现今的官方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毋庸讳言已经暴露了很多的不足，不足以担当未来凝聚人心的文化价值的需求。同时中国这么大体量国家的崛起，在国际社会上自然会引发很多人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疑虑，让很多国家坐立不安。比如说我们的孔子学院，有很明确的文化传播的目的，但是如此强烈的汉民族文化符号，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疑虑和抵触，这样的传播效果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另外，中国本身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自然条件和发展状况的差异都很大。胡鞍钢先生曾经说过中国自身就包含了四个世界。在这样一个国家要有一个主流的文化价值观，其包容性要求会很高。如果没有足够的包容性是不能够把整个这么大一个生命体包含在其中的。我认为，要提供这么大一个包容性，儒家，道家都做不到，只有佛教能做到。

佛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本土的宗教，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文化传统，在许多人看来，作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价值观，这是致命的弱点。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很大的优点。因为，它具有广泛的国际性，易于被世界各国接受，不会引发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势力扩张的担忧与恐惧。而在另一方面，佛教在发源地印度已经灭亡，最多的佛教经典，最多的佛教修行人，体量最大的佛教传统，都保留在中国。中国拥有今天仍然活着的三种语系（汉传、藏传、南传）的佛教。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佛教的第二故乡，今天拥有了世界上最丰富的佛教文化资源。所以，如果把佛教作为一个有主导性地位的文化价值，并且能够在国际上获得认可，我们所拥有的全球范围内最丰厚的佛教文化资源，就变成了可以输出的国际文化资源，构成了中国对外影响的重要文化软实力。

佛教虽然是非本土宗教，但是在中国传统中已经有深厚的基础和积淀，在中国经过两千年的深度碰撞、磨合、消化、融合，采取了种种形式的中国化，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思想、中国的行为习惯里面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于儒家、道教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已经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不可分割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弥足珍贵的传统文化资产。

佛教和儒家、道家相比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它是覆盖多民族的，很多其他的少数民族都是信仰佛教的。我们看到历史上很多异族统治者，在处理大帝国的民族关系时比较成功，这都和他们以佛教作为主流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从宗教形态上说，佛教和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和一般宗教相同，佛教在社会层面上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它又比一般的宗教更有开创性与亲和性，对其他宗教非常友好，并不排他，对其他宗教徒的修行，生活方式没有构成冲突。

   因为，佛教的核心教义强调了缘起性空，反对执着，所以它对其他不同的学说、不同的宗教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很少有像佛教这样的一种宗教能够对和它不一样的宗教如此包容，它更具有尊重多元文化的品质。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尤其重要，因为今天的时代即以多元文化为特征，同时多元文化冲突又非常激烈。

在多元文化冲突，多元文化框架下的时代，佛教具有别的文化核心难以替代的价值。比如佛教生态文明的色彩很突出，有利于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等等。所以说综合我们时代的一些具体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对于当下社会的适应性是很高的。但是如何把佛教这方面的优点发挥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现在的中国人，乃至整个世界对于佛教的精神需求很大，所以佛教被商业化以后形成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这个经济价值对佛教的本体又有很大伤害。中国佛教按目前这个老样子已经走不下去了。那么中国的佛教如何发展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候，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佛教在印度被毁灭，但是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且经中国传到其他的国家去，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佛教在适应中国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皇权和非常强大的儒家体系的排斥和打压，为了生存，佛教在某些方面过度适应中国国情，在某些方面使得佛教的本来面目隐而不彰。比如说，为了生存下来，佛教可能会被迫放弃社会关怀和社会改造的功能，所以其教化人性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其间，沙门不拜王者的传统，在强大皇权的打压下，日益受到削弱。在三教合流的过程中，儒家利用佛教的文化资源，然后又排斥佛教，导致佛教文化资源被耗用，被盗走，被打压。为了适应中国，佛教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现在，我们要让佛教作出适应现代化的转型。在转型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人间佛教”最成功，把佛教社会化做得很好，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例子。从这个角度说，“人间佛教”的度化性和结缘性非常有价值。

“人间佛教”随顺现代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可贵的努力，但在另一方面，缺点也正是对现代文化的批判和超越有所不足。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科学主义盛行，现代价值观流行的时代，此时如果一个人信仰佛教，反而看重的是佛教和现代价值观冲突的那部分。实际上正因为对现代价值观不太满意，我们才想要到佛教里去。比如我们清华大学，可以观察到，越是学理工科的同学，越是愿意学密宗，越是愿意学习那些与现代科学观念张力较大的佛法。我自己也是学理工出身的，对这一点感触很深。佛教强调超越性，强调在社会上真正能够感动人的，恰恰是佛教独一无二的出世间的特质。

要实现真正的佛教文化，首先是要以佛教自身的健康发展，独立发展为前提。比如说刚刚李老师讲要强调佛教的文化功能，如果放在当年普遍把佛教当做迷信的大背景上来讲，强调文化功能是有价值的，甚至是强调经济价值在一定阶段也是有合理性的。但是这种思路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行了，佛教发展到今天已经要超越那个阶段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间佛教”的提出，在那个时代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但是我们这个阶段一定要更上一层楼，更超越，不能以“人间佛教”为依止，因为佛教的主体是以为社会服务做前提，社会需求既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佛教表现的形式自然也该作相应调整。

   李老师刚刚谈到的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我有所保留。据我的观察，当今在社会上普及传播传统文化的工作主要是佛教徒在干，实际上没有几个儒家的人，大学教授里教儒家的人都不是儒家的信徒，而是佛教徒。他们认为佛教的发展需要有儒家的发展，这样做本身就使得佛教丧失了佛教的主体，荒了自己的地去种别人的田，反而有一种隐藏的危害性，即无意中在传播一种错误的观念，似乎认为佛教在世间法的层次上有所欠缺，因此需要儒家的补充。显然这是一种对于佛法的严重误解。

   我认为佛教徒之所以今天在努力推广传统文化和儒家的东西，是因为今天佛教在中国没有得到传统文化的“国民待遇”。佛教徒在寺庙之外可以讲儒家，却不可以讲佛教，所以使得一些佛教徒没有办法，要曲线救国，借道儒家传播传统文化来间接传播佛法。这都是被我们错误的文化政策和宗教政策逼迫的，这样会扭曲佛家，实际上也会扭曲儒家，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我们应该敦促早日实现佛教获得传统文化的“国民待遇”。让佛教的文化，可以在寺庙之外，像儒家一样的传播。当然佛教宗教的仪式部分另说，这个实际上只要在政策上做一些工作，难度并不大，关键是认识要到位。

   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有甚深的因缘，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种因缘理解为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伞下佛教才有合法性，只有在强调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才可以讲佛教。三教合一的做法，是祖师们当年适应传统体制，适应儒家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便宜行事，当年那种环境现在已经是不存在了。现在应该三教剥离，恢复佛教本来的面目。这样的话，就使得佛教的文化不仅仅是跟中国的传统对接，还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佛教作为中国的文化才能国际化，有利于充实我们的软实力。

   再讲现代性的问题，佛教的确可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佛教本身包含的理性的东西比其他的所有宗教多得多，但是今天我们的优点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缺点。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佛教人士一味地强调佛教是符合科学的，甚至是佛教就是科学。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不如基督教，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家们、牧师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和科学不一样，我这里就是掌握了科学不知道的真理，或者是说我可以提供一些科学不能够提供的精神产品。对于我们当代过度猖狂的科学主义，技术统治论，佛教其实是一付非常好的解毒剂，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其实才是我们佛教真正应该发挥的社会功能。把佛教科学化、理性化、人道主义化的人往往是学者，他们掌握着话语权，虽然数量不是很大，但是他们的言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对于政府的政策制定部门里也有很大的影响。所有这些对佛教的错误认识，我们必须作出一个很好的澄清，这样才能让佛教恢复本来面目，然后依据宗教的自身规律发展。只有佛教能够健康地发展，才有可能为社会做出杰出的贡献和服务。我就讲到这里，谢谢，请大家批评指正。

发表于《战略与管理》，201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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