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启动了“中国科技类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旨在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引导和推进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切实提升期刊影响力。8月22日，该项目“两刊”编委座谈会在京召开，这是继5月30日项目启动会暨主编座谈会后的第二次会议，《中国科学报》等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中国的科技学术期刊如何发展，怎样提升自身影响力和竞争力？这是个讨论已久的问题。今年7月中外科学家的“外尔费米子”之争，让科研人员再次认识到，我国拥有自己的高水平学术期刊是何等重要。

为探讨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并寻求对策，近日，由中科院学部“中国科技类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主办的“两刊”编委座谈会在京召开。包括朱作言院士、郑永飞院士在内的“两刊”——《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编委、国际出版机构代表及国内科技期刊专家70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好文章都出国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项目组负责人、“两刊”总主编朱作言在致辞中指出，尽管近年来我国在科研领域有了长足进步，但作为科研成果主要载体的学术期刊却成为制约性的“短板”。

长期以来，中国科研的处境一直被形容为“两头在外”：仪器买进来，文章发出去。“两头在外，则受制于人。”朱作言说，“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建设科技强国谈何容易。”

“两刊”编委会秘书长、科学出版社副总经理彭斌说：“好文章都‘出国’了。”在数据统计基础上，他发现，中国科学家不仅普遍将最好的科研成果投到国外期刊，并且更重视对国外高水平期刊的引用。这种倾向性甚至引发了一些“怪象”，比如部分学者对国内期刊的工作“视而不见”，却刻意引用国外文献等。

专家认为，国内优秀学术论文大量流向国外，一方面有现行科研评价体系过分推崇影响因子的缘故；另一方面，国内期刊本身在刊物质量、运作模式及传播平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时不我待。”中科院院士、项目工作组组长、《中国科学》地球科学辑主编郑永飞说，“学术期刊是一个国家争夺科技创新话语权和知识产权的主要平台。我国政府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学术期刊是科技成果的重要载体，担负着知识传播的重要使命，办好自有学术期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把办好学术期刊放在国家科技发展的显要位置。”

两种“负责制”的不同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信息科学辑副主编张纪峰直言，不仅要指出我国学术期刊的不足，更要探讨一些“编委会上能直接解决的问题”。

张纪峰将常见的期刊审稿模式大致分为“编委会负责制”和“编辑部负责制”两种。前者是指主编将稿件分给编委，由编委全权负责稿件的审理，而编辑部几乎不参与这一过程。在这种模式下，主编不仅要从初筛到终审全程督导，还要在编委遇到困难时予以帮助。定期召开编委会期间，每位编委都要介绍所负责稿件的处理情况。

在张纪峰看来，编委会负责制下的主编和编委尽管工作强度很高、压力较大，但也更加积极、注重效率。当然，这种模式也存在过分依赖主编个人能力的问题。

相比之下，国内许多期刊采用的编辑部负责制，由于编辑部承担了主要工作而编委的参与度大大减少，导致出现一些弊端，如编委缺乏与作者的直接互动、主编监督缺位引发不必要的拖延等。

张纪峰指出，国内外的办刊模式正逐渐走向多样化，上述两种模式也在互相借鉴和融合。不论采用何种模式，重要的是刊物应加强对编委的帮助和指导，提高并保护编委的责任感与荣誉感。

服务作者才能吸引优秀稿件

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把中国的学术期刊办好，还须借鉴国际同行的实践经验。会上，《自然》杂志执行主编Nick Campbell着重介绍了开放获取举措给刊物带来的正面反馈。

细胞出版社中国及亚太地区顾问杨晓虹则提出，优秀稿件是期刊的生命。而要吸引最好的研究成果，就要树立以作者为中心的办刊意识，为作者提供优良的服务。

杨晓虹指出，编辑与作者之间不是裁判和运动员的关系。即便在拒稿的情况下，刊物也会给作者足够的修改机会。“拒稿很简单，难的是帮助作者达到期刊的要求。”她说，“不管论文最终能否发表，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对科学家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郑永飞则呼吁，主管部门、科技界和出版界共同关注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以实际行动为中国科技类学术期刊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作者：李晨阳，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5年9月2日 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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