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学术界提出“技术理性”至今已有一百多年。自西方社会逐步进入后现代之时，各路后现代思潮即纷纷经由批判技术理性来阐述自己的立场。随着改革开放，各种学术思潮一起涌入中国，技术理性甫一引入便成为学界批判的对象。本文无意陷入关于技术理性的褒贬之争，而是要阐明一点，技术理性是特定语境，也就是18、19世纪西欧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中国不具备这样的语境，因而学术界所批判的实际上是中国不存在的技术理性。由于缺乏技术理性的限定，当代中国的产业生态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全文分三部分上载。一、技术理性提出的语境；二、博弈，技术理性的要义；三、中国语境下的技术理性。原文：技术理性在中国——一种对技术理性的后现代解读，《东北大学学报》2011，6。请引用者注明出处。

一、技术理性提出的语境

技术理性提出的语境，其一是科学技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两次工业革命，表明科学技术在社会上的应用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范围和深度；其二是初生的市场经济。“初生”之意，一方面是摆脱僧侣和王公贵族等形形色色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干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中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一系列变化，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摆脱传统社会，不论是血缘宗法还是强权，不论来自教会还是世俗，对社会资源，在当时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垄断和控制，去除来自市场外权力等的干涉，搬开一切障碍，扫除束缚，让所有资源自由流动，主体自由选择。到了亚当•斯密的时代，摆脱了束缚的个体，终于可以在公平的规则下，独立自主地展开与自然的博弈。另一方面，西欧社会还没有发展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还没有长出“看得见的手”。一方面是从零开始，另一方面是还没有从零迈出一步。因而此时的市场经济如同“理想气体”一般，只由得“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上下其手。

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二者都涉及博弈。前者表明人与自然博弈的广度和深度；后者的要义是，市场的重复博弈，以及博弈规则的有限和相对稳定。工业革命较易达到，如果不是如英国这样的内生，也可以引进，且各国差异不大，市场中的博弈却会有很大障碍并千差万别。正是18至19世纪西欧社会在较为广泛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一致和稳定的博弈，才可能培育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反过来说，正是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以及科学理性的共同作用下，才有相对一致和稳定的社会，才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这一特殊的语境，是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的前提，也是学界提出技术理性的前提。

韦伯和马尔库塞等提出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具有以下根本特点：其一，蕴涵了人的本性：以最小代价或成本获得最大收益，这就是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也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实际上与自然界的“最小作用量原理”一致。技术理性可以说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表现。其二，将“经济人假设”限定于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基础的实践活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顾名思义，意在使用工具，主要旨在应对自然。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的特点在于，自然对于各色人等的一致性和持续性（参见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原文刊《艺术百家》2012，5）），这种一致性和连续性成为技术理性之所以成立的基础。其三，这样的一致性和持续性延伸到围绕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人际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将后二者建立于前者的基础之上。

上述三方面——人与自然、人际，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一致和延续，构成了类似于自然界那样客观的研究对象，这是技术理性之所以在实际上存在，在认识上得以被韦伯等人所抽象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