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欧里庇德斯写道：“那些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既不追求平民的烦恼，也不急急忙忙参与不公正的事业，而是沉思那不朽的自然界的永恒的秩序，沉思它是怎样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形成的……”。执政官伯里克利在公元431年前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城市向世界开放，雅典是世界的学校。

大约在同一时期或稍后，有屈原的《天问》。做一粗略的横向比较是饶有兴味的。

希腊人“有福”和“沉思”，屈原的“天问”则是报国无门后不得已而为之，是愤懑之“问”。同年，屈原抱石投江。

希腊人崇尚智慧，知识至上。知识即是美德。中国人志在天下，不仅屈原，平民百姓亦复如此，位卑未敢忘忧国。动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齐治平”，最高境界是“平天下”。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唯有“天下”，天下……。张艺谋的《英雄》对此作了精彩的诠释。博主不明白，为何屈原的“天下”仅限于楚，相比之下，李连杰演的角色眼界就开阔了许多。不能再继续推了。

希腊人重“知”，知，而后行；中国人重“行”，行，未必知。最终做成了就“行”。这种带有浓重实用主义色彩的文化基因遗传至今。

时代不同了。为科学而科学已成往事，“为艺术为爱情”也只是歌剧。小科学已然成为大科学。虽然如此，认知需求依然是个人，以及社会发展的必要环节。

“那些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福的”。扪心自问，是拿到课题“有福”，还是做课题有福？如今，课题直截了当就是钱，而且越来越大，过去是几万、几十万，现在即使文科，动辄几十万；至于间接的效益，职称、荣誉之类就不去说了。课题本身，是否还需要“沉思”？沉思，是为了怎样拿到课题，怎样报销，还是为了课题本身？

为怎样拿课题而“沉思”，为拿到课题而感到“有福”，是否是大科学时代必要与合理的组成部分？其中又有多少是在这块热土上徘徊而挥之不去的幽灵：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