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边缘物理学家与量子力学

武夷山

（发表于《新华书目报 科技新书目》2011，11，24）

 

很多人习惯于把科学与科学家的纯洁人格紧紧联系到一起。因此，我若说有一些吸毒的、卖假药的物理学家热爱量子力学，对量子力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会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2011年6月，诺顿出版社推出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家David Kaiser的著作,How the Hippies Saved Physics: Science, Counterculture, and the Quantum Revival（嬉皮士如何拯救了物理学：科学、反文化与量子复兴），该书讲的正是这段离奇的故事。

二战之后，美国主流物理学界不怎么讨论在欧洲早就很热火的量子力学。为什么呢？Kaiser对二战后美国大学使用的各种物理学教材和课堂讲义进行了耙梳，他的分析结论是：伴随着二战后美国博士生数量的急剧增长（增长了5倍！），大学物理学界盛行“高通量教学法”，要赶快培养出一大批能够鼓捣出一些具有军事用途的科学仪器的毕业生来，说不定这些仪器设备能改变美国在冷战中的竞争态势。于是，像量子力学这样哲学味较浓厚的学科就只好靠边站了。

于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量子力学领域作出一些重要工作的美国物理学家往往都不是学院派物理学家，他们的论文也不是发表在主流的显赫期刊上，而是发表在像Epistemological Letters（认识论通讯，一份油印杂志）这样的边缘出版物上。这批边缘物理学家包括Elizabeth Rauscher女士、Jack Sarfatti（1939年生，理论物理学家）、Fred Alan Wolf（1934年生，理论物理学家）、Saul-Paul Sirag、John Clauser（1942年生，对量子力学的基础做出过有分量的贡献）和Fritjof Capra等。他们的学术活动中心是旧金山湾区，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基础物理学群体”过从甚密。“基础物理学群体”是一个成立于1975年的讨论组，每周聚会，讨论量子力学、量子神秘主义和量子力学哲学。当时在劳伦斯. 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工作的研究人员Elizabeth Rauscher女士与理论物理学家George Weissmann共同发起了这个讨论组。

这群人中的某些人一直混不上教授职务，生活穷困潦倒。其中混得最好的要算卡普拉了，他1975年完成的著作《物理学之道》卖得很好，被翻译成23种文字.靠版税收入,他才算做到了衣食无忧。其他人的谋生之道千奇百怪，比如，George Weissmann开了一家公司，专门卖藏药，美国国家药品与食品管理局认为这些藏药属于没有批准号的假药，勒令他停止出售。另一些人从国防部申请来一些经费，研究是否能用量子力学来说明尤里. 盖勒为何能用意念弯曲勺子,能否用量子力学来研究心灵传感。

群体中的另一拨人是“新时代”运动积极分子。比如，Werner Erhard（生于1935年）成立了一个组织叫Est Traning，提倡“自我改造”，他曾多次在Est的总部大楼组织量子力学会议。后来，他这个组织被怀疑为邪教组织，1983年解散。Michael Murphy（生于1930年，现为作家）在州海岸弄了一块休养场所，很多物理学家来这里讨论量子力学，除了量子力学外，还洗蒸汽浴、做按摩和吸食麦角酸。还有一位新时代运动积极分子叫Ira Einhorn,他巧舌如簧，说动了贝尔实验室的高管们，由贝尔实验室出钱，将最新的量子力学论文统统复印后寄给300位热衷于量子力学领域的人――这一做法其实是后来电子邮件群发的雏形。这一做法延续了没多久，因为警察在他公寓里发现了他女朋友的尸体，他逃亡至欧洲。1997年他在法国被抓捕，2002年，他被判终生监禁，不得保释。

总之，这本书描述了一群特别的人，在其身上发生了丰富多彩的故事。用Kaiser的话说，这群量子力学爱好者“努力扩充物理学职业的集体心智空间”，而这本书也在扩充读者的集体心智空间。

 

参考文献

Hugh Gusterson， Quantum Outsiders，Nature， 18 August 2011，476：27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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