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才的是是非非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前些日子，有人告诉我，一位国家级人才在校长主持的学校人才座谈会上提问：建议学校在资源分配时要重视普通教师中的“潜力股人才”。然而，校长回答基本意思是：问题很好，但是学校资源有限，有限资源如何配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实，校长言下之意，“潜力股人才”评价含有诸多不确定性，资源有限优先支持绩优股人才属于目前许多大学和学术机构常规做法。例如在分配研究生指标时，优先考虑各级学术人才。在一次饭桌上，一位退休教师向我提到，30多年前，这个学校曾经产生过一位典型的“潜力股人才”，这个故事我以前听人说过。这位“潜力股人才”尽管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俩都在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兼职博士生导师。他10年潜心科学研究，因为没有及时产生相应科研成果，即将要被学校通知他“另谋高就”，多亏学校组织部门一位负责人向学校建议挽留，才保留了他的“饭碗”。10年后，这位厚积薄发学者产生了一项重要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从此走上了一条学术发展的康庄大道，目前处于事业及家庭生活兼顾的人生巅峰。他不仅成为了领域大牛，还出任过一所重点大学的校长。

此外，一位领域大牛与一个国家级学术人才打电话，建议他提出选题，申报某些国家重大科研专项项目，为产出重大原创科技成果做出努力与贡献。大牛坦诚地说，你现在是国家级人才，具备申报这类“高级别科研项目资质”。显然，大牛认为的资质绝不是仅指学术人才帽子，更有他的科研积累。我想这位大牛的人才理念代表了当下我们需要的人才观念与认识，能者多劳。

上述两件与学术人才相关的事情，显示当下学术界无论是机构负责人还是领域大牛都很重视学术人才，并给学术人才在资源配置方面享有优先权。这些帽子人才获得科技资源（包括国家与企业）呈现马太效应。然而，我们有的社会公众对学术人才的表现也存在一些非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方面，如何看待各类学术人才帽子设置的意义存在不同认识，即设置学术帽子人才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我有多篇文章中谈到这个话题。我经历过我国学术界帽子人才产生初期与近些年的繁荣阶段。我的后辈和学生中多人获得各种国家级学术人才帽子。在我的认识里，国家设立的这些学术人才帽子目的是遴选一些国家级科技发展的领军人物，在科技资源有限时优先持续支持他们，让他们能够为国家科技创新做出努力与贡献。当然，设置学术人才类型与宗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早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人才项目只有面向45岁以下的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现在称为青A项目），而现在不仅增加了面向男性38岁（女性40）的优秀青年基金（即青B）,还有刚设立的面上35岁以下的“青A项目”等。设置如此众多的人才项目势必导致资源相对集中于某些人才，使得一些具有科研潜质的非帽子人才难以及时获得资源支持，这确实一个现实问题。然而，正如上述提到的那位校长的认识，我想目前似乎还难以在支持学术人才与普通学者中的“潜力股人才”之间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其实，我们大多数普通学者还是应该依据自己的学术能力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顺其自然获取各种学术人才帽子。况且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今年首先在国家基金委的青年基金项目大幅度增加了12000项，给那些博士刚毕业或博士后出站的青年学者主持国家级基础科学研究项目机会，此外，国家有关部门也设置了优秀博士研究生项目。让他们中的一些“潜力股人才”通过青年基金和面上基金项目历练，有机会进入国家和省部级各级学术人才行列，继续他们的科学之路。我见证了身边多位学术与科技人才的成长经历，例如我身边的中国地质大学也有不少这类学者，例如高山《我与高山院士的交往，今日科苑，2016年第7期》和吴信才《吴信才——大学教授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楷模，2024年11月25日科学网》都属于这一类型。他们潜心做原创科学技术研究是他们学术人生的初衷与目标，获得人才帽子只是“副产品”。当然，这个副产品的含金量比较高。

第二方面，如何确保学术人才荣誉称号的“质量”。毋容置疑，在诸多学术人才里，由于评审过程中各种因素难免存在一些名不副实的人。其实，我认为，只要是通过人为评审产出的成果，无论是科技成果还是人才成果就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残次品”。然而，就我所知，大多数国家级学术人才还是名至实归。正如近日一位领域大牛对我说，国家级人才评审结果总体还是比较公正公平，90%以上学术人才货真价实。况且国家为了体现人才评审的客观，公正，公平，有关机构一直在努力改进评审程序与规则。最近有人告诉我，一项国家级人才函评采取一项新措施，让函评专家逐项评审候选人材料，即只有结束一个申请人的材料，并提交了函评结果，才能看到并开始评审下一个申请人的材料。这个举措可能一定程度上规避函评专家关照关系人现象。这表明，国家相关部门一直在设法纠正人才评审过程中的不正之风，让人才评审结果能服大众。

2026年6月4日策划，2026年6月15日提交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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