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的厄运和幸运—写在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之际【《红楼梦学刊》2013.6】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260）】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16日发布（第23042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文化名人的厄运和幸运—写在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之际》，载《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6辑第34-47页。并载《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文集》，第54-6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9月。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362-376页，商务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又载吕启祥著《<红楼梦>校读文存》第352-361页，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

照片18张，拍自《文化名人的厄运和幸运—写在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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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人的厄运和幸运

------写在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之际

　　　　　　　　　　　　　    　一

曹雪芹和比他早约一个半世纪的莎士比亚同为世界文化名人，生前皆寥落，身后境遇亦颇多相似之处。在中国,能读莎翁原著的人如凤毛麟角，大多只能读一些翻译的代表作品，笔者亦属此列；然而，对莎学倒有所关注。那原因，恐怕由于文化名人不论是倒霉还是走运，都折射出世道学风，更印证了他们的长存不朽。

近日读报，看到在莎士比亚的故国,质疑莎士比亚著作另有其人的疑莎、反莎之风甚嚣尘上。据英国老牌周刊《观察家报》今年二月报道，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被推定为疑似莎翁者已有77人之多，包括某著名哲学家、某牛津伯爵、某最受追捧的诗人和剧作家、乃至最不靠谱的候选人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而且此种风气通过流行的影视传媒俘惑大众,蔓延到了学界,大有撼动以至掀翻莎士比亚地位之厄。（康慨报道《没有马翁， 不是牛翁：莎翁就是莎翁》，《中华读书报》，2013年4月3日第4版）乍读之下真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事?很自然的联想到了曹雪芹。曹雪芹不如莎士比亚资深,疑似的《红楼梦》作者到不了77位之多,大约也不过一、二十人。如若《红楼梦》的作者不复是曹雪芹，那么纪念云云也就无从说起了。认真想来,莎学的此种现状真令人大开了眼界，领略了文化名人身后的种种厄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面对红学的种种芜杂现状不必大惊小怪，名人巨匠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永恒价值,是一种真实可考的历史存在，当代学人应有沉潜致远的文化定力。

红学和莎学的相似之处还在于谜团之多。莎学行家谓莎士比亚浑身上下都是谜。“学术”一点的包括他到底创作了多少部作品？他的戏剧里有没有含沙射影地针砭时弊?他到底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教徒?“八卦”一点的包括他的性取向到底如何？他和太太的关系是否融洽?他十四行诗里出镜率很高的美少年到底是谁？此外，当然还有一些基础性的谜团如他的名字该如何拼写以及上述那个最大的谜团：他名下的作品是否为他所写。人们慨叹“满身是谜的莎士比亚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人，连带着也有文学文艺人、戏剧电影人、学校教书人，当然还有出版商和媒体从业人。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轮番穷钻细研，到如今这些谜仍然多半无解----准确地说是解释太多,让人眼花缭乱，难做取舍，加之一种解释常带出更多的疑惑，故等于无解。”（陈星：《也谈莎士比亚长什么样》，《中华读书报》，2012年5月9日第17版）上述这样的话,我们太熟悉了,不止听熟了,简直听腻了。曹雪芹何尝不是浑身谜团！举国上下学界内外充斥着上述那样的议论，是慨叹、是嘲讽，其实也是一种描述。在当今的《红楼梦》普及本前言中开篇即谓关于曹雪芹处处都存在争议:诸如他卒于何年、生于何时？他父亲是谁？祖籍何处？都有争议。甚至连他的“字”“号”也不能十分确定。较莎士比亚更其不幸的是曹雪芹的遗迹几近淹没, 莎士比亚故居斯特拉福小镇至今保存完好,连他后人和邻居的遗迹也翔实可考。而有关曹雪芹的生平则只能在少之又少的史料和传说中追寻,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疑问。《红楼梦》为何未完?如何迷失？批书的“脂砚斋”是谁？续弦妻又是哪个?看法都大相径庭。至于著作权的质疑由来已久、于今尤烈；其中后四十回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何人所续、优劣如何，歧见甚多,前不久笔者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坦陈自己心存的诸多困惑。说到《红楼梦》的主旨、意蕴、影射、猜测更是众说纷纭，学者和大众深挖广开,至今真味难解，却欲罢不能。“红学”的风景同“莎学”何其相似乃尔。

无独有偶，同曹雪芹一样，莎士比亚长得什么样也是一个大谜团。“他老人家的生前清名和死后殊荣反差巨大。囿于地位及技术限制，生前未能留下明白无误的标准像；后人在认识到他巨大的文学价值后,就好奇于他的真人之相，穷究至今，依然无解，但依然是个热门话题。” （陈星：《也谈莎士比亚长什么样》，《中华读书报》，2012年5月9日第17版）同理，曹雪芹时代亦未有照相术，我辈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曾有过一场关于曹雪芹两幅画像的大讨论,参与者有胡适之、俞平伯、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陈毓羆等学者名家,发表文章近百篇,终于未能证其为真，令人失望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曹雪芹长得究竟是传说的“身胖头广而色黑”，还是友人诗中嶙峋清瘦的样子呢?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还争得十分热闹，可见也是个热门话题。然而正如《也谈莎士比亚长什么样》一文结末所言，“莎士比亚又不是靠脸吃饭的”，他“代表着英国文学的一个高峰, 代表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代表着人类丰富多彩的想象,还代表着无尽严肃研究的可能。”同样，不论曹雪芹长得什么样，都无碍于他作为中华文化优秀代表的巅峰地位，毫不影响他作品的不朽价值。

                           二

围绕着文化巨人的难解之谜本身，就昭示着探索研究的无限可能性;由此,人们会时时发出“说不尽的曹雪芹”的赞叹，并以此作为自己文章或著作的题目。随意抬头往书架上一望，跳入视野的立刻就有端木蕻良的《说不完的红楼梦》、胡德平的《说不尽的曹雪芹》等等，以此为题的著作和文章真不知有多少。当我在报章上看到《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标题时,立即被吸引住了读下去：“莎士比亚永远是文学界、学术界乃至出版界的永恒的主题。有人做过统计说，莎士比亚作品的总出版量仅次于西方每个家庭必有一册的圣经，而关于它们的研究著作则稳居各作家作品的首位，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绝难有其他作家作品能予以撼动。” （子雨:《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9日第19版）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人做过《红楼梦》出版物的统计,只听出版社的朋友说过《红楼梦》的各种版本时下已达500种之多,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普及本自五十年代至今印数约在700万册,北京及全国各地大中小出版社所印总数不得而知,涉“红”书刊和网络“红”文更是不可胜数。笔者孤陋寡闻，只凭感觉而无数据。但我揣想，在当代中国，印数堪比西方圣经的大概是文革期间的毛泽东著作(包括“语录”)，其时出版量仅次于毛著的可能就是《红楼梦》了。至于说关于《红楼梦》及其研究著作居于各作家作品研究的首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此种地位难以动摇，这样的估计大约不会太离谱。

如此巨大的印量和如此广大的读者对于作家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是走运还是走邪呢？总体而言,自然是幸事；然而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什么怪事也都会发生。比照较“红学”远为资深的“莎学”，可以得到诸多借鉴和启示。远的不说,只看近几十年来，传统莎学仍在发展，新的理论和方法在不断引入，诸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叙事学、符号学、接受美学、文化人类学、新历史主义等等，扩大了学者的视野，作出了诸多富有新意的阐释。红学也大体经历过类似的历程，然而更其匆促和草率，它的深广度远不及莎学。就在这种大发展中,正如资深英国文学研究家王佐良先生所言，到了今天，虽则以莎士比亚之伟大,也不得不听任当今大导演的摆布。“阐释的自由代替了对莎翁原意的追索”，“其实原意固然难追，阐释又何尝自由?” 阐释者“仍然受着时代思潮和社会风尚的影响。” （王佐良：《学府、园林与社会之间》一文中“莎学近况”一节，《读书》1989年第4期）许多顶着创新之名的怪异荒诞之说无不是这个飞速变化焦躁不安的时代的投影。红学视野中对作品的正说、反说、歪说，浅读、细读、误读,杂然并存，固然可以看作阐释的多元多样，而其中某些想入非非的新说并不具备一家之言的品质,多半是吸引眼球崇尚娱乐时风的折射,或者竟是陈年旧货的重新包装。

值得重视的是莎学在传承积累的基础工程方面所下的功夫，真令人惊叹,应当效法。传统莎学的版本学十分兴旺,四百多年来,莎士比亚的各种英文版本已经达到1300余种，被陆续甄别为善本和劣本，即使较好的版本也各有长短。随着莎学的日益发展,学者云集，注家蜂起，渐成显学。自1803年起由名家主编的莎学史上规模最大的21卷《第一集注本》产生,集各版本优长及各家注，将所有文本异文列表于后,并附词彚索引。为后来硕大无朋的莎士比亚用语索引大词典开了先河。十年后重版成为《第二集注本》。继起的《第三集注本》规模又有扩大,单是所收十七、十八世纪莎士比亚各类版本的序言资料就达三卷之多。《第四集注本》又称《新集注本》，启动于1871年，规模更大,历经数任主编，已逾百年,迄未完工。与此同时，出版了多种面向普通读者、校注精良的版本，其中以《阿登版莎士比亚》最负盛名、最具权威,历时数十载，目前已出到第三版，详实精审、客观包容，吸纳了莎学的新成果。这也是我国近年来首次引进的兼具学术性和欣赏性的原版莎士比亚作品集。（辜正坤、鞠方安：《〈阿登版莎士比亚〉与莎士比亚版本略谈》，《中华读书报》，2008年4月16日第11版）至于莎士比亚大辞典,笔者十年前已有所闻,出到了四十多版。说到莎著的中文版，单行本有数十种之多,完整的《莎士比亚全集》也有四种。

返观我们身处的中国红学，前文提到有500多种版本，乍听之下，真吓了我一大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仔细想来,自出版社改制、面向市场，某些机构或个人在利益驱动下,顶着曹公之名，只要卖得出去，就顺手牵羊、不标出处，或随意拼凑、不加校勘，种种来历不明的本子充斥市场也就是难以遏制的了。若加甄别，此类劣本当不在少数，实在也是作家遭逢的又一种厄运。当然，250年间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红楼梦》版本的发掘、整理、印行成绩斐然，不容抹煞。各种早期抄本、刻本都得到了不止一次的影印、排印、翻印。同时,经过学人认真校勘、注释、评批的各种版本，包括各种普及的校注本、列出各种版本异文的汇校本、前人和当代人的各种评批本，以及插图本、节缩本、改编本等等，林林总总，相继面世。相关的辅助读物、资料汇编、研究论著也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只是良莠难分、泥沙俱下。如果以莎学为镜，深感红学缺少学术定力和操作规范,缺少对于学术基础工作的一代又一代持之以恒的投入。举例而言，像《红楼梦书录》、《红楼梦卷》这样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极其重要的目录和资料书早就应当认真增补了，即使本世纪初的《稀见资料》也需要修订增补。再如有关辞典一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过《红楼梦鉴赏辞典》、《红楼梦语言辞典》、《红楼梦大辞典》等若干种，《大辞典》曾作增补而殊不理想，旧错未改、新憾丛生。与莎士比亚大辞典和集注本的代代相传、学术接力棒的未曾懈怠相比，距之甚远。至于数量惊人的涉“红”之作，亟待检点、筛汰、整合，虽则已有多种红学史和史论著作,著者个人付出了巨大努力,而此种研究之研究,难度很大,需要相关资料和有深度的专题研究作为支撑，尚有待于更多的关注和付出。而上述所谓基础工作不外是指那些有益当代，功及后世的具备资料性、工具性、知识性也兼具学术性、稳定性的学术工程， 它往往难以个人之力短期完成,而需集结力量持久用功方能见效。在这个实用的功利的时代，到处都讲量化、讲等级，成果仿佛指日可待，而资料工作不算成果,这样的学术评估体制不能不逼出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而学人自身的学术积累和奉献精神不足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因。环顾学界,笔者尝见某些耗资甚巨、参与者甚众的超大型工程,其学术质量却经不起检验。总之，周遭的学术生态和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掣肘和限制了学术的健康发展。红学的“虚热”招来非议原不足怪，学界有一种不愿以至不屑触碰“红学”的现象，则足以令人深思。归咎客观环境之余，是否也应反躬自省？

笔者尝想,纪念曹雪芹，一打空话莫如做一件实事。退热降温、返朴归真,目下恐怕仍属奢望。

说到做实事，这里要特别提出和感念一位长期专注于搜集整理红学资料的刘晓安老人。刘老于“文革”中退休,之后在京城潘家园设摊收售淘觅旧书，数十年来，他所搜得和辑录的红学资料无人能及。在热心红学版本资料人士的鼎力相助下，刘晓安先生和他的孙女刘雪梅合作编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分类索引》（1630-2009）上下两大册，终于在2012年10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是收录时段最长、收集文献最全、内容最丰富、编排较合理的大型专题分类索引工具书。刘老于今年初以96岁高龄辞世，这部书的出版成全了他毕生心愿。刘老是出自实践的最富经验和识力的版本鉴定家，他并无教授一类的头衔，更无项目等体制内的优势,却做成了大有益于学术的实实在在的业绩。这里还可以拿莎学来提气。中国莎学界有一位埋头苦干、成就卓著的学者，穷二十年之功独力完成了550万字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辞典》（刘炳善：《一个人的二十年----我怎样编纂一部莎士比亚辞典》,见《南方周末》2009年4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9月24日第二版有该辞典首发消息）全书据国外第一手资料,搜罗了三个世纪以来大量莎氏词汇，附莎剧原文例句，包括莎氏全部剧本、诗歌共41部作品。他说,二十年爬了41座大山,无一处可以省力。这位学者就是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的资深莎学家刘炳善教授（1927-1910）。他深知在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中,尤其在中国一般英语专业的学生，莎士比亚的原著仍是“天书”，障碍在于莎著用语的特殊性。莎士比亚生于四百多年前,其语言处于中古英语向近代英语过渡的早期近代英语时期，莎剧中还包含大量伊丽莎白时代的俗语俚词，构成阅读原文极大的困难。这部功力深厚的双解辞典真是功德无量。

《红楼梦》原著对于中国读者自然不是“天书”，但所用的并非现代汉语。它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所用语言距今也有二百多年,不必说其中韵文属于古汉语,许多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名物专词需要疏解，即便看上去并无障碍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许多词彙其含义与今天有很大差异，打开原著读下去便可举出一大串，诸如：演说、妥协、便宜、挥霍、作案、淘气、可恶、解释、能着、作法……等等,均不能望文生义，需要注释。可见《红楼梦辞典》包括语言辞典对当今读者是必要的,学界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做得很不够。相比莎士比亚各类辞典的几十个版次,还处在初步阶段。比较而言，中国读者对莎士比亚作品的了解,远胜于西方读者对《红楼梦》的了解。尽管《红楼梦》已有了多种外文译本，然而她的读者并不多。红学对于本国读者的帮助尚且不够，遑论外国读者。有识之士最近指出，作为“国礼”在外交场合赠送的大中华文库本《红楼梦》，存在着诸多硬伤和英汉不能对照的失误。（洪涛：《作为“国礼”的大中华文库本〈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1期）像这样关系到中国文化声誉、关系到《红楼梦》的海外传播和汉语学习的大事,不知道应当由哪些方面来担当和矫正。在纪念曹雪芹的时候再次提出来，怕不是多余的吧。

                       三

回望半个世纪前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之时,笔者还是一个刚刚从中文系毕业不久的青年，因身在北京又处高校，对当时纪念的隆重氛围和高规格报道是有所感知的，记得也曾去文华殿看过展览,盖因所教的课与曹红无涉，故不甚关注。倒是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三期的一期专栏令人印象深刻，这是学报为纪念曹雪芹精心组织的一组学术文章，共有六篇：依编次为郭预衡《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邓魁英《王熙凤的典型意义》、童庆炳《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钟敬文《近代进步思想与红学》、聂石樵《论〈红楼梦〉的语言》、启功《读〈红楼梦〉劄记》。（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

这些文章我曾认真阅读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重温。在我调离北师大后到了九十年代去钟敬文老先生家聊天，他还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这篇文章，十分看重其中的观点。此文长逾两万字,是一篇力作,他对《红学三十年》编选此文很感欣慰。启功先生之文不必说是阅读和注释《红楼梦》的必读篇目，常置案头。郭、聂、邓诸先生也拿出了他们的用心之作。其中最年轻的童庆炳是我的学长,今已著作等身,成为国内文艺学领域的首席专家;但一提及这篇论红之文,他仍会深情地称之为“学术处女作”，开启了他的学术生涯，目下正编入其12卷的文集。总之，以当年的北师大中文系,能排出这样的学术阵容来纪念曹雪芹，是够上隆重的了,给了我这样的后辈以深刻的教益。这期学报在整个纪念活动中,也留下了深深的学术足迹。如今，其中钟敬文、启功、郭预衡三老已经作古，专辑中的文章，分别收入了他们各自的文集，足见其学术分量。

应当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围绕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红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结出了弥足珍贵的成果。这是曹雪芹的幸运。然而，好景不长，自1966年起的十年间，曹雪芹和中国人民一道,遭受了空前未有的浩劫。这是由特殊国情造成的不同于莎士比亚的一种特殊的厄运。表面看去,曹雪芹同鲁迅一样走红了,举国上下,无处不在演鲁评红;然而《红楼梦》和鲁迅作品相类,被抬举、被绑架、以至于被曲解、被利用，某些受控之作堕落到被名之曰“帮红学”的可悲境地。这一场噩梦对经历者是刻骨铭心的,可颇有些吊诡的是对于广大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而言, 《红楼梦》由于它自身的精神魅力和深厚底蕴，在黑暗浑浊的年代里对人有一种净化和庇护作用,躲进作品的世界可以得到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滋养。

笔者本人就是在那个年代贫瘠的生活和窒闷的空气里触摸到了《红楼梦》的血脉气息，切己的人生感受和作品的意蕴不期而然地相通了。世间的沧海桑田、人事的升沉荣辱原本既可近看也可远观,小说里的一枝一叶一颦一笑原来同大千世界社会万象连通着,人生世上固然要执着当下更应寻求超越。反正，这部原先只觉琐屑平淡的书现在读下去有无穷兴味诸多感悟。于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临之时，面对《红楼梦》和周遭的学术环境,我由衷地感叹“形象的丰满和批评的贫困”。这不仅是一篇文章的题目，不仅是对薛宝钗这一艺术形象而言;而是对所有的人物、对作品整体而言。之后，尝试探求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蕴含和造型特色，勾勒史湘云的不羁之态和魏晋风度，寻绎王熙凤的魔力和魅力,开拓秦可卿形象的诗意空间,等等。新世纪前后,着力寻求《红楼梦》的深层意蕴，蠡测它的超验之美和人性深度。总之，在求索艺术真谛和人生真味的路上，永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如今，来到纪念伟大作家逝世250周年这个节点上,笔者并无什么箴言警语可说,高贤时彦都会说得比我好.这里只想就自身的感受和心愿说一句话,那就是:把《红楼梦》还给小说。

把《红楼梦》还给小说，亦即回归它作为文学艺术的本位。它不是历史、不是哲学，更不是谜语、不是密码。

有许多学者伟人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这当然是一种角度，然而《红楼梦》并非历史;有许多智者达人从作品中直接抽绎各种哲思学理，然而《红楼梦》并非哲学。

众所周知“新红学”是以考据为主要特征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而有一种史学的品格。治史的专家曾锐意搜寻小说的原型，如最近有清史专家著文考查元春省亲的原型，该文在前人基础上作了细致缜密的梳理和追索，举出了若干间接的可资参照闻见的史料。文中实事求是地指出，“查中国历朝历代似无允许当朝妃嫔归省者”，在清代“当朝妃嫔回家归省的情景，在真实世界应不被允许”。（薛戈、黄一农:《红楼梦中元妃省亲原型考》，《曹雪芹研究》2012年第2辑）如此看来，在真实世界不被允许、不可能发生的事，在小说中却发生了,而且呈现得生动饱满、淋漓尽致。二百多年来，读者不仅不以为忤，没有质疑、责难，反而服膺、激赏，被打动、被感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显然不是实证范围内的事，不是史学可以解释的。盖因《红楼梦》是小说、是艺术创作，艺术容许虚构、必须虚构，愈是伟大的作品，其虚构的幅度也愈大。何止省亲中的元春，贾、林、薛一干人现实中是不可能有的，只存在于小说之中；何止大观园，偌大荣宁府及一系列社会生活场景都是经过作家重构或曰虚构的。须知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或艺术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即可能的世界,另一种向度即诗性的向度。

以诗性的向度观之, 《红楼梦》的确是一个天才作家艺术虚构的王国。人们习惯认为开篇仰赖古代神话，其实是凭借一点因由而生发,是作家自创的极富想象力的寓言故事。炼石补天固然古已有之,而居然孒遗一块,且顽石美玉、同源异形、叠合映照,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一种构想。同样，三生石、前世缘人们也不陌生，而以泪酬答则是千古未闻的新异想头。即此而言,就奠定了林黛玉第一女主人公的地位，纵然史湘云十分可爱，也不能取而代之。

同古今中外诸如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少年维特、阿Q等等人物一样，贾宝玉也是作家孕育构想的产儿。《哈姆雷特》是莎作王冠上最灿烂的宝石，研究它的著作已万倍于作品本身，至今仍未有穷期。贾宝玉也一样，笔者曾经说过，要理解和欣赏贾宝玉这样的人物并不容易，是需要有一点艺术精神、有一点超越意识的。他不入世、不成熟、不崇尚实用，由此带来的超越态度和人文情怀才是他的可贵之处。（见《作为文化经典的红楼梦》）这个人物或许缺乏建构的热忱，却不乏解构的智慧。他自惭自愧、放下身段、放低姿态，才有了孩童一般的眼光，问出了一连串犯傻的问题,说出了一堆傻话，往往触碰到了人性的底蕴和人生的终极。这些傻话常被视作名言,却是恣情任意、随性而发的，不必拔高却光彩自现。书中诸如正邪二气、论阴阳、说荣枯、太极图等涉理描写都与人物情节相契，并不能视为成型的哲理学说。曹雪芹无意布道、不愿说教，讨厌理治之书。他不是思想家,却是思想深邃的艺术家；他不是哲学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却充盈着哲思妙谛。他的艺术疆域远不止于儿女真情、家族兴衰，而是天地宇宙、生命本原。

说《红楼梦》不是历史、不是哲学，并不贬低它。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文学大于历史,文学大于哲学。

至于把《红楼梦》当作密码来破解，当作谜语来猜测，把它演绎成推理小说、侦破小说（笔者在电视的读书节目里看到过此种改写），当然有趣得紧,迎合了人群中的好奇心和窥探欲，博得了收视率和销售量.这只能反映在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没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风景或曰煞风景,在诸多原因中,或许还同《红楼梦》本身充满着象征、隐喻、关合、谐音有关，这同汉语文字的独特和优长以及作家把这种特点优长发挥到极致有关，是一种地道的中国式表达，值得深入研究。质言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正是一个经过精心重构或虚构的艺术天地，在这里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的一切自然天成，就像生活本来的样子，空灵之美和写实之真水乳交融浑若一体。对于任何具备正常审美感觉的读者，作品激发起的不是猎奇究底的探秘欲，而是一种提升精神境界的神秘感、超越感。

归根到底，对曹雪芹最好的纪念莫过于阅读他留下的唯一作品。在日益广大的阅读群和阐释者中,会有附庸风雅的、老调重弹的、过度阐释的，当然也会有惊喜的发现。作为其中的一员,笔者愿意重新出发,在众声喧哗中有所持守,守护这个文学的家园。

遐想再过半个世纪，到了曹雪芹逝世300周年之期,我辈早已归于黄土,自己所发的种种红学感想和议论亦了无痕迹;只有《红楼梦》依然鲜活，她的作者依然被人记起、为人纪念。因此，文化名人曹雪芹是幸运的,他的血泪结晶《红楼梦》将于天地日月同在。

                写于二0一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