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读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5.2.】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218）】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12日发布（第2299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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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启祥文《快读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山东大学报》第5期（总第1587期），2005年2月22日C版。并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24卷,第2期）,第24-26页。

照片7张拍自《快读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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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读《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

中国艺术研究院    吕启祥

  “快读”，非指阅读速度，而是说阅读快感。“快”乃“快意”之谓，是一种感受、一种心境。

  《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是马瑞芳教授新近面世的一部著作。全书47万2千字字，分为五编：第一编《聊斋》新论；第二编，《红楼》新论；第三编，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第四编，《聊斋》个案析论；第五编，聊斋学、红学。书中并有插图108幅。2004年10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与瑞芳相识，大约有二十年了，多数是在学术会议上碰面，聚散匆匆，偶有机缘同住一室，则往往化为闲“聊”之“斋”，同入“红楼”之梦。在这长时期内，她曾馈我学术著作，偶尔也读到她的小说和散文。我深知对她说来，出书已是家常便饭，单就所主攻的“蒲学”而言，海峡两岸已出版专著十种，更不必说那成系列的长篇小说和一本又一本的散文随笔集。但即便如此，我以为眼前的这部著作对马瑞芳教授的学术生涯而言却是有一种特殊意义的，即它兼跨了两个领域，而且带有某种集成总摄的性质。因而从全书的构想和框架看去，先就给人以一种开阔大气的印象，符合她的个性，快感之生，由是而始。

  本来，《聊斋》和《红楼梦》都是清代小说，任何一个讲授或研究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教师或学者都会熟悉和研读这两部作品。但“红学”由于种种原因早已成为“显学”，蒲学也自成格局。前者涉足者多，旧说新论，蔚为大观，且历来争论热烈，众说纷纭；后者亦有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成果丰硕。要对这两个领域的历史和现状都加以研究并取得发言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就有对这两个领域发言的气魄。马瑞芳本是《聊斋》研究的专门家，二十余年来 ，潜心于兹，从作家到作品、从宏观到微观、从专深到普及，勤耕细作，成果累累。而她之于“红学”，却并非蒲学业余之“客串”，或兴之所至的“玩票”，而是一头扎了下去，二十余年来，处处积累，时时用心，返身回顾，也十分可观了。这部书，就是这种独特治学经历的真实反映和丰富收获。

  对于《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这样一个题目，可以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和做法。狭义的一种即如本书的第三编“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是从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即影响研究的角度来做文章，单只这一编亦可成书，然不免单薄。广义的一种就是本书现在的规模。它的内容实际上包含了《聊斋》研究和《红楼梦》研究以及这两部作品间的传承影响关系研究。各编之间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正因为有了对两个领域分别研究作为基础，第三编的这种比较研究才有了依托，才有可能对两位作家的生存环境和创作旨趣，对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和寄寓的理想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才能发现在人物命名、爱情描写、场面描写、诗词酒令等方方面面的传承和影响，以至提出“从菱角到香菱”、“从细柳理家到凤姐理家”、“从金和尚出殡到秦可卿出丧”这样具体的、具有可比性的角度。虽则对于曹雪芹是否看过《聊斋》还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认为雪芹看过《聊斋》并从中有所汲取仅是一种推测；但从作品出发考察两者的异同、探究其间的传承流变和超越，无论如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本书的作者蹊径独辟，已经做得相当全面细致了，应当说这得力于作者的蒲学功底和红学造诣。

  本书中主要的篇章还是对《聊斋》和《红楼》分别研究的成果。《聊斋》研究不必说，不管是综论还是个案，本书作者都可以驾轻就熟、举重若轻。这里只说“《红楼》新论”这一编，我的阅读快感来自于作者大开大合的创新意识和敢言敢断的学术勇气。据我所知，本编的第一章为她近年新作，“红楼故事和文本写法”是一个很难写的题目，盖因《红楼》故事已为人们熟知并且无数次地被各种论著复述过。幸亏瑞芳是个作家，她借用西方著名小说家兼小说理论家佛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的观念，“人生主要事件有五：出生、饮食、睡眠、爱情、死亡”，以此简析《红楼梦》，“小说家曹雪芹的活儿真是做绝了”。于是从这样五个方面来概括全书故事：“1.优美别致、富有哲理意味的出生;2.多彩多姿、一笔数用的饮食；3.奇思迭出、睿智蕴藉的睡眠；4.荡气回肠、如诗如画的爱情；5.面面生风、寓意深刻的死亡。”这不失为一种简约而又新鲜别致的概括方法，避免了蹈袭和雷同，我们不能不佩服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思路。以下数章更是正面攻坚，面对《红楼梦》成书过程、甲戌本凡例、曹雪芹著作权等红学界众说纷纭的问题，也是学术的难题，毫不回避，迎难而上。近几年来，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阅读了大材料，从而提出了自己系统的见解。

  她在考察了明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的基础上，认为存在着一部早期首尾齐全、内容单一的《红楼梦》；进而对《红楼梦》如何成书这个红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自己的推测，以一个公式来回答：“明义所见《红楼梦》+雪芹旧作《风月宝鉴》——>十年披阅、五次增删——>《红楼梦》——>从四次增删开始脂砚斋初评——>《脂砚斋评石头记》各种评本。”她并且断定甲戌本的《凡例》为曹雪芹所作；脂砚斋即曹顒 遗腹子曹天佑，畸笏叟即曹頫，曹雪芹是曹頫的儿子，生于1715年；一芹一脂即为现实中的曹雪芹和曹天佑。

        以上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是当前红学研究中的热点，也是难点，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不可能得出依据确凿、论证充分、为大家公认的结论，见仁见智原属正常。但在探究的过程中应力求逻辑的严密和推论的适度，这才有利于相互沟通、求同存异，把探讨引向深入。例如对明义二十首题红诗尽可以有各自的诠释，但由此得出早期存在一部内容单一的《红楼梦》的推论则似乎过于匆忙。作为题红诗，它不一定同小说的本事一一对应，所咏可以是实写之事，也可能是想象之事，何况小说的本事不见得都包含在组诗之中。诗本来就有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机性，以此作为主要的依据是否超出了它的负荷？又如对甲戌本“凡例”既认定其为曹雪芹本人所作，那么应对一些矛盾作出合理的解释，诸如凡例的语气、口吻、感触包括末尾的一首七律何以更接近脂砚、畸笏而远于雪芹，何以用脂砚斋惯用的“假语村言”而不用合于雪芹本意的“假语存焉”，等等。再如“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这条脂批本书作者理解为“对棠村序‘因之’”，恐怕不尽准确，原意当为对书名的“因之”。因为此批有明确的针对性，是针对雪芹记述题书名的话而发的，申明自己为何仍将书名题为《风月宝鉴》。这条脂批是本书推测成书过程的重要立论依据之一，当审慎对之。举此类不尽恰当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在立论的严谨和逻辑的严密方面尚有余地而已。它丝毫也不妨碍这些篇章给我的主要印象：敢于攻坚，啃硬骨头；条分缕析，干脆利落。

阅读快感之得还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常有会心之乐。这就是说作者为学不仅以其明快果敢令人折服，她还有十分敏感细腻的方面，这其实也是一个作家一个文学评论者不可缺少的素质。“红学新论”编中后几章是关于人物和艺术描写的。其中第六章“古今中外一祖母”和第八章“域外人议红楼”，据我记忆为八十年代所写，虽写得较早而今天读来仍有新鲜感。第六章文末以书中所写一根上等人参作为贾母隐喻，“人参固然是上好的”，有“手指头粗细”，但“年代太陈了”，“无性力了”。从而给人以夕阳虽好已近黄昏的无尽感慨，结尾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于第七章“《红楼梦》的肖像描写”，我以为是内容相对丰富作者用力更多的一章。读起来饶有兴味，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比如论到王熙凤的肖像描写：出场时是艳服娇姿，见其尊贵；初见尤二姐时则素服骄姿，见其庄重；在向贾璉施威时则是一付活脱脱的泼辣货形状，大闹宁国府更是泼妇无赖了。特别是哪个贴在太阳穴上治头痛的“依佛那”，“贴了这个倒悄皮了，二奶奶贴惯了，倒不大显。”这是王熙凤肖像的一个特点，隐写王熙凤的个性，由丫环口中间接点出。如果读书不细、感受不敏是难以作出这样的分析的。又如林黛玉形象，谓其无一语涉及衣饰，全在气韵神情，犹如中国画的“减笔人物”，画李太白仅草草几笔，就勾出了仿佛与自然同化的天才诗人的思想气质。这也是有见地的。还有一处尤为精彩，即小说写宝玉见到宝钗笼着红麝串的雪白臂膀，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此处作者分析道，“贾宝玉对金玉之说深恶痛绝，此时却并不厌恶地想起金玉之事，……..此处宝钗美的魅力写得力透纸背。罗敷的美令不相干者流连忘返，崔莺莺的美使佛门的弟子观而失态，宝钗的美则使深爱林黛玉的宝玉‘不觉呆了’。”我自己读作品每到此处总也感到宝钗之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令人倾倒的魅力，但不能像瑞芳这样说得透彻到位，似乎说了自己想说的话，深有会心之感。凡此种种，均可窥见作者艺术感受之敏锐细腻。

  关于《聊斋》，本书作者此前已出过多部研究著作，今读“新论”，觉颇得以简驭繁，纲举目张之道。仅就蒲松龄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不妨引书中一小段话：“三百年前，穷秀才蒲松龄曾经殷切盼望大官僚、大诗人王士禛给自己的书写序，以便让《聊斋志异》‘以游扬而得传’，王终于没写；三百年后，因为诗附《聊斋志异》骥尾，《书蒲秀才〈聊斋志异〉卷后》一诗，广为世人传诵，其知名度，甚至超过《渔洋山人精华录》许多名作。”这里说的诗就是人们熟悉的王渔洋题《聊斋》：“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本书中并有茅盾1979年书写该诗墨迹的插页，弥足珍贵。）事情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当年大人物不屑作序的东西居然流芳后世，大人物的名作反倒知者甚少，仅有的一首题《聊斋》诗倒沾了光。真是历史无情却有情，读者从类此简约精到的叙述中，获得了知识，也领悟了历史。

 至于第四编九个类别六十余篇的个例分析正是作者脚踏实地、不浮不躁的研读心得，既帮助读者探求《聊斋》“写人写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成就，也与前面的综论遥遥呼应、相辅相成。

 最后，还必须提到最令我感到快意的是本书作者“以散文笔法写论著”的主张和实践。几十万字的一本学术著作看下去如行云流水、畅达无阻，不仅不觉枯燥和沉闷，反而时有几分活泼和幽默。这里不是说学术文章不需要严谨和逻辑，而是要摈弃那种八股气和程式化。本来学术文章就不应该是一个套子一种路数，应当是多元化的、能反映学人不同学术个性的。尤其是以文学为对象的论著本身也要是美文，这样的追求应当提倡，但要做到谈何容易。我自己对这种境界的确是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写文章常常是挤牙膏式的，想来想去及至落纸才及几行字。可是看瑞芳的文章则觉得挥洒任意纵横由心，有时简直是文思泉涌、珠玉四溅，说白点是在往外冒。写得最是有声有色的要数最后一编里那六、七篇红学会议的散记了，我读下去不仅发出会心的微笑简直是要笑出声了。那都是我们大家亲历过的，而这个鬼东西竟然都记下而且绘声绘影地描摹了出来。从1983年上海青浦大观园之游越剧名家和红坛耆宿间有趣的交道起，她几乎每与一会必有记。92年扬州的国际红学会她居然一气写了四篇“散记”！天哪，海内外知名红学人物的形神几乎都被她“摄”了去，数一数：吴晓铃、周汝昌、吴世昌、王利器、魏绍昌、于植元、邓云乡，当然少不了冯其庸、李希凡、蒋和森这些掌门人，更有一大串真假洋鬼子：唐德刚、周策纵、伊藤漱平、马格丽特、柳存仁、陈庆浩，等等。把他们这些学者教授开的玩笑、起的外号、出的洋相寥寥数笔加以勾勒，这对瑞芳并非难事，她的幽默细胞随时会蹦出来，她自己也在其中扮演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尤饶情趣的是大会上红楼宴的场景、氛围、菜肴包括老老夹鸽蛋的插曲都如摄像一般留下了生动逼真的特写。

如果以为这些散文仅是趣事轶闻那就错了，在夹叙夹议中包含着会议某些发言的要点，会下驳难论辩的探讨，更包含着对学界现状的观察、学问前景的思考。总之，它是包含着严肃的学术内容的。正因此，这些散文才可以列入第五编而成为正文的有机部分；否则，在体例上就宜于成为附录了。这些会议散记不仅有赖于瑞芳作为一个作家的才情和机智，更加得力于她作为一个学者的观察和思考。红学界似乎还很少这样的有心人来做这样的描述和记录，它的史料价值应当受到红学史家的重视。

盖因我年岁长于马瑞芳，历来不客气地以“小马”呼之。在此衷心祝愿“小马”跑得更欢，“蹦”出更多的潜深著述、快意文章。

写于2004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