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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兴趣，而非梦想 ——专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道格拉斯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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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做梦了！”
当被《科学新闻》记者问道是否曾经梦想过自己会获得诺奖的时候，绅士风度十足的道格拉斯（Douglas Osheroff），忽然笑着冲记者喊出了一句中文。接着，他自豪地告诉记者，自己的夫人是在台湾长大的中国人。
今年67岁的道格拉斯，因为发现氦-3在极低温下的超流体状态，和他的两位导师分享了199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2012年，在德国小镇林道召开的诺贝尔奖得主论坛上，《科学新闻》专访了这位精力充沛、风趣幽默的获奖者。
跟随兴趣的指引
1945年出生在美国华盛顿的道格拉斯，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名护士。但是医学天分并未遗传给道格拉斯，他坦言“我看到血就会面无血色”。或由于此，物理学界便幸运地多了一名杰出科学家。
年幼时，道格拉斯总是试图将玩具拆开，想要了解其是如何工作的。高中的时候，他还试图制造一个X光机。而这些兴趣，都帮助他日后更好地学习物理。
在道格拉斯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的物理教学只是教授有关牛顿定律的内容。在他快毕业的时候，物理教学的内容有了新的变化。道格拉斯回忆道，当时老师对于新教材十分陌生，新教材的前半部分是以前的内容，所以老师就尽可能地放缓进度以至于课程一直无法进行到第二部分。
“那个老师真是太恐怖了，”在谈话中他不由自主地感叹道，接着他又高兴地说，“当时我确信自己知道的比老师多，因为我自己做了一些实验。”
高中的自学也为道格拉斯日后进入物理学领域作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高中毕业后他选择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在大学的前两年，道格拉斯修了当时物理学界最著名的科学家理查德·费曼的课程。
“那是针对新生的课程，但是学生们都比较恨费曼先生。一年之后，只有60%的学生留在了课堂上。许多学生离开，是因为他们无法达到费曼先生的要求。他们不喜欢费曼。”道格拉斯不但没有被费曼先生的课程吓跑，反而发现了有趣的世界。
在加州理工学院时，他开始帮助Don McCullum，Walter
Ogier从事有关低温氦的研究。“他们将低温世界的奇迹装满了我的大脑。”他回忆道，“因此我下决心进入固态物理学的研究领域。”为了继续研究，他离开
加州理工前往康奈尔大学，加入了低温实验室主任David Lee的团队，成为一名助教。
幸运的要素
“凌晨2点40分，发现氦-3的超流体。”
这是道格拉斯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发现氦-3的超流体的实验记录。
发现超流体之后，他激动得无法入睡，在凌晨4点给导师David Lee打电话报告这一发现，结果David Lee也因此难以成眠。
在道格拉斯看来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选择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知道该领域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早在道格拉斯发现超流体之前，许多科学家都在试图寻找但大都失败了。当时刚刚进入康奈尔的道
格拉斯带着一腔热情试图使用当时最新的冷冻技术，在更低的温度下寻找超流体。但是他的实验一开始并不顺利，且因为占用仪器时间过多被其他同学抱怨。无奈之
下，道格拉斯只好暂停实验。但之后却在其它实验中有了新发现。
总结自己发现超流体的过程，道格拉斯说：“重大的发现总是出现在偶然的探索过程中。幸运在科研工作中是极为重要的。”话了，道格拉斯又用手掩住嘴巴，笑着悄悄告诉记者：“不过很多好的科学家都不是那么的幸运。”
事实上，除了幸运之外，道格拉斯的勤奋或许才是他作出重要发现的真正原因。在工作期间，他每天中午起床到实验室开始工作，晚上6点钟和妻子在学校餐厅吃饭，然后回到实验室继续工作。午夜时候，他送妻子回家休息，自己则回到实验室工作直至凌晨4点钟。
他曾经说：“凌晨两点什么人都没有，一切环境干扰都最小化，真是做实验的最好时机！”
别做梦了
1971年11月，发现氦-3的超流体。这一发现让科学家可以直接对量子力学的影响进行研究，而在此之前科学家只能进行间接研究。
在这一成果的基础上，1972年，位于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为道格拉斯提供了职位，让他继续进行氦-3的研究。在贝尔实验室，道格拉斯又花费了5年时间开展和推动超流体试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他研究了固体氦-3和电子定位，1979年底，发现了氦-3的反铁磁谐振。
基于上述工作，早在道格拉斯获得诺奖多年以前，人们就一直认为他应该获得诺奖，并有相关人士告诉他很有可能得奖。但是，由于评奖的过程十分复杂，道格拉斯对此并不当真。对他而言，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工作。
“当奖来了，就是来了，只需要拥抱它。” 道格拉斯说。但在他眼中，如果年轻科学家总是怀揣诺奖之梦，并不是好事情。
“如果你抱着获诺贝尔奖的希望进入物理学研究，最后会在绝望中老去。” 道格拉斯说，“因为得奖的几率很低。一年大概有数十万的毕业生，但是在这些学生中可能只有一两个人有机会获得诺奖。”
反过来道格拉斯认为，渴望了解新的知识，热爱物理，反而获奖的几率会大很多。“我进入物理研究领域，是因为我热爱物理，并且喜欢获取新的知识。”
被诺奖改变的生活
1987年，道格拉斯接受邀请在斯坦福大学任职。1996年获得诺奖之后，道格拉斯依然选择留在斯坦福。他告诉《科学新闻》，目前自己已经结束了科研生涯，主要做的是鼓励人们开展科研，并帮助人们获得科研经费，不过后者并没那么容易。
“在获得诺奖之后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总是会被邀请参加这样那样的活动。”提起自己诺奖之后的生活，道格拉斯说。
而自从这样的生活被确定之后，道格拉斯也只好接受。不过他开始将自己的兴趣转向摄影。道格拉斯告诉《科学新闻》，他花了40000美元购买了哈苏H4D相机和镜头。虽然相机很大，但在此后无论到哪里参加活动，他总会要求会议组织方带他去看当地最美丽的风景。
“我会认真地做完演讲，然后他们就必须带我去当地最美的地方。有一次我到了内蒙古，那里有一个地方真的是十分美丽。”提及中国的风景，道格拉斯感叹道。
学生十分重要
虽然远离了科研工作，但是道格拉斯对于科研仍然十分热心。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对于研究经费的短缺他也有所感触。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在斯坦福的工资水平上，“20年后一切都在发展，除了我的薪水”。
他认为，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没有简单可行的解决办法，重要的是要找到好的学生。而以往都是高年级的学生带低年级的学生，教授不训练学生。
“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更有理由让教授专心地训练学生开展研究。”在道格拉斯看来，谁也不能单独开展研究，不仅仅需要学生，同时也需要一些博士后。他们可能会发现不同的东西。
同时道格拉斯还强调，不应该让好的学生做更多的工作，如果他们在实验室待的时间过长可能会觉得累，会失去好的想法，他们知道如何高效地工作。他觉得很幸运，自己没有因为过多的工作而失去兴趣。■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2年第8期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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