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生物医学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

李侠

2020年10月7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女科学家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Emmanuelle Marie Charpentier，1968-）和美国女科学家珍妮弗·道德纳（Jennifer Doudna，1964-），以表彰她们发明基因修饰方法CRISPR-Cas9，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基因剪刀。这次颁奖也再次证明科学界对于基因编辑工作的充分认可。坦率地说，当下生物医学技术已经有能力全面干预生命的存在形态与进程，未来由于生物医学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只会越来越多，因此，在生物医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当下，及早揭示其可能引发的后果也是防范产生伦理风险的必要举措之一。

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伦理事件，之所以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因为该编辑造成两个难以消除的后果：其一，利用生殖细胞从事基因治疗，这些编辑过的基因可以通过接受治疗者遗传给他的后代，导致人类基因池被污染，反之体细胞基因治疗所造成的基因变化不能遗传（这也是全世界允许的研究领域）；其二，被敲掉的基因到底有什么作用，目前的研究还不是很清楚，这或许会给那两个女孩子的人生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未来谁来为她们的人生负责。抛开基因编辑的话题不谈，当前生物医学技术领域最热门的技术是神经增强技术，它引发的关注度（动静）比较小，而且发展迅速，这同样值得我们给予充分关注。

在新的生物医学技术的加持下，医学的功能在悄然发生改变，传统医学的核心目的是治疗性的，而现在的医学借助于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与认知科学（简称NBIC）的进展，开始增强人的身体功能。就如同我们比较熟悉的整容技术，就是一种最常见的增强技术，其目的不是为了治疗，而是为了改善。正如法国哲学家吕克•费希（Luc Ferry，1951-）所言：丑陋并不是一种疾病，丑陋的相貌跟病理无关。笔者以前曾撰文讨论：整容是否造成了对他人的伤害。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这种伤害（不公平）非常小，以至于在私人收益方面感觉不到，更何况对社会而言，整容带给社会的收益是正向的（秀色可餐）。这也说明人们的道德敏感性在很多情况下是不敏感的。整容毕竟还是可见的，那些不可见的神经增强技术（或药物），对于社会秩序和其他人造成的不公平就更加难以觉察也更加影响深远。

学者詹姆斯•米勒（James D. Miller）在2012年出版的新书《奇点崛起》中揭示：他所在的学校很多学生服用一种主要成分为安非他命的药物阿德拉（Adderall，被称作聪明药），其他类似的药还有莫达非尼（Modafinil）和利他林（Ritalin）等，这种药物的主要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保持清醒、帮助集中注意力、帮助记住学科知识，以及让做作业变得有趣。这种药原本是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ADHD），但是普通人吃后也起作用，当大家都吃的时候，那些不吃的人就要受到损失，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如考试成绩不如人家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生物技术应用的“军备竞赛”，问题是这种竞赛是一种零和博弈，没有人敢停下来。

在超人类主义者看来，人类增强的另一个主战场就是延长人类寿命。2019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联合其他机构共同发布《2019研究前沿》，其中生物医学领域热点前沿TOP10中有三项是关于衰老问题研究的，由此可见该领域在科学界的热度。所谓衰老是指：人体大分子、细胞和组织的积累性损伤。换言之，衰老是一种累积性功能衰退，而且不可逆。奥勒•哈格斯特姆（Olle Haggstrom,1967-）把造成衰老的原因概括为：基因组不稳定、端粒损耗、表观遗传改变、蛋白质抑制失调、营养素感应失调、线粒体功能障碍、细胞衰老、干细胞耗尽，细胞间通信变化等。从这些原因中不难发现，哪一项都是科学上无法彻底解决的，充其量只是延缓衰老而已。如果生物医学技术真如超人类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可以极大地改变细胞的衰老进程，那么这项研究本身也是充满歧义的。如果地球载荷是确定的，那么，由于人类寿命的延长，将导致人口的缩减，诚如数学家奥勒•哈格斯特姆所言：假设全球人口需要限制在100亿以内，然后我们再假设人类预期寿命是100岁，那么我们能够承受的极限就是每年新生1亿人，如果预期寿命200岁的话，那么我们最多只能承受每年新生5000万人。也许更可怕的是，那时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将是老年人，世代更替速度将极大降低，整个社会能否承担如此多的老年人？而且在我们传统观念里，衰老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自然现象，每年在这方面的大量科技投入，所引发的社会后果目前还无法准确判断。从直观上看，延长寿命对于人生意义而言起到一种稀释作用，一种缺乏意义的生命是否还值得追求？法国基因学家阿克塞尔•卡恩（Axel Kahn，1944-）指出：改善一个活的生物的衰老或死亡，必然会有引发不平衡甚至极端灾祸的重大风险，因为生物是一个整体，改变一处通常会给另一处带来灾难。

随着基因组学的发展，DNA测序的价格快速下降。2000年为了实现第一次人类基因组测序花费了大约30亿美元，2015年左右降为3000美元（目前国内医院的价格大约是3000-4000元左右），测序价格有望继续降低。不可否认，这一技术的发展对于早期胎儿先天性遗传疾病的诊断与发现具有重要意义。问题是在应用时人们往往会突破边界：从预防到择优的跨越，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新优生学的泛滥，自然选择机制作为自然界的一个普遍规律将被彻底打破，笔者曾戏言：我们将遭遇后人有可能越来越聪明的时代，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否会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社会就进入了退化轨道。无形中我们又陷入了一个选择悖论：最初为了一个好目的而进行的选择，最终却造成了意料之外的不可收拾的结果。

生物医学技术在相关技术发展的推动下，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会在哪个环节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不论怎样，这些成果最终都会在人的身体上应用，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相关的伦理问题，如果不未雨绸缪，到时候由技术引发的矛盾将是难以处理的，而且技术具有自主性，一旦开发出来就再也不会消失。

美国人文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在1998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从技术变革中总结出五大重要教训，其中有两条对于技术后果有非常精准的说明：教训一：要付出代价。技术造就的奇迹越多，负面后果也很可能越大。教训四：改变不是渐进的。我们必须对技术创新保持警惕，技术变革的后果可能极为庞大，无法预测，基本上不可逆转。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当下被无数人热捧的超人类主义有个清醒的认识，按照法国哲学家吕克•费希的总结：所谓的超人类主义是指：利用科学进步——尤其是生物技术的进步——对当前人类的体能、智力、情感和道德等方方面面进行改善的大工程。它打算从传统的医疗模式，即以修复和治疗疾病为主要目的的治疗升级到高级模式，即改善甚至增强人类。这种思潮的后果很令人担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人们从治疗到增强的越界行为（试想当年B超技术应用以后扼杀了多少女婴的出生）。而这种越界一旦扩散开来，所有人都会被迫卷入技术的“军备竞赛”，不论你喜欢与否，而更为糟糕的是，原有的基于自然选择演化出来的社会秩序将被摧毁，而新的社会秩序何时能出现我们并不知道，通常技术变革的速度快于制度（或道德规范）变革的速度，对于这段可怕的秩序空档期我们准备好了吗？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暑假期间应《科学画报》徐老师之邀而写，这次一共写了三篇，这是其中之二。写作时也是断断续续的，总被各种杂事打断，还好在编辑的督促下，仍然写出来了。预计发表在《科学画报》2020（12）期上。发表时略有删减，这是原稿，与徐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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