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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的急都是被挤压出来的 精选

已有 11212 次阅读 2019-1-16 10:40 |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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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的急都是被挤压出来的

李侠

当下中国科技界的一个具有共性的负面标签就是浮躁与急功近利。一旦社会上有对科技界的不满,也多是把其归结于浮躁。不论浮躁也好,还是急功近利也罢,总之,两者都以“急”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问题是造成科技界急的原因是什么?把板子都打在科技界的屁股上显然也是不公平的。不探究该现象背后的原因,一味把表象的急作为不满的最终理由,显然是思想懒惰的表现。从现象学意义上说,急原本是一种主观努力的表现,力图改变现状与处境,并为之采取行动。因此,我们不担心群体性的急,而是担心一旦群体都急起来了而仍无法达到预期目标,那才是最可怕的,因为那会导致整体的幻灭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旦中国科技界不急了,反而是最糟糕的事情。基于人的生理、心理基础,急是有边界的,一旦长期越界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由于急与个体的生存现状密切相关,科技界的急可以分为两类:源于外在压力的急迫,与源于内在心理压力的焦急。现在我们尝试分析两个问题:其一,造成科技界急的内外原因是什么?其二,急与产出成果的质量问题。

根据多方面的证据显示,中国科技界的急是由内外环境联合作用挤压出来的结果。通过结构性分析可以看到造成科技界出现整体性急的原因无外乎外部环境与内在压力。外部环境主要是指社会的整体氛围与政策安排(各种考核评价制度)。对社会整体氛围而言,当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必然出现速度加快现象,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并没有出现越来越闲暇,反而是越来越忙碌,从主观感受上看就是越来越累。究其原因,皆在于基于科技的工业逻辑表现出更高的速度与效率,而人作为整个社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他的行动模式必须与整个社会的运行模式相匹配,即当社会形态升级的时候,人的行动模式也必须随之升级,否则会被淘汰,这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中外概莫能外。而制度安排则是基于特定行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出来的各种考评体系,这套规则体系通过相应的奖惩机制会以无形的方式被共同体成员内化于心,并以此指导行动。如果考评体系的标准设定超过特定时期共同体的平均能力,那么群体就会呈现出较强的压力感和焦虑,为了适应这种运行体系,个体必须在时间约束下以加快行动节奏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变化。科技进步了,但属于个人的时间并没有随之延长。当机构也开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它会通过悄无声息地提高评价标准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当新的考评标准被精准分解到共同体内部的每个成员身上时,受这套标准影响的个体会越发感觉力不从心,为了完成指标只好挤占其他领域本应投入的时间并尽最大可能提高效率,这时群体就表现可见的急迫征兆。这种症候会快速向其他领域扩散,想想上个世纪初美国泰罗制所引发的后果就会明白这个道理。这个过程就如同踏上跑步机,当速度值设定越来越高的时候,跑步机上的人就会越来越吃力,为了不被跑步机甩出去,只能拼尽全力加快速度。从宏观上看就呈现为群体性的急迫,当下的中国科技界就是如此,而且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对于造成群体性焦急的内在原因在于资源的稀缺性。这种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如岗位、项目、称号等,也包括无形资源,如荣誉、承认等,由于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科研环境,仍处于边发展边建设的阶段,上升渠道经常出现堵塞现象,导致各种资源经常被各层级拦截,真正能够流到中低端的已经很少了,而科学共同体的收益又完全采取绩效制,这种资源分配模式如何能让科技共同体不急呢?管理层发条越上越紧,有时真担心这种管理模式会让整个体系在某个节点毫无征兆地突然失灵,而我们并没有准备好一个周全的应急机制。在这种急迫的背景下,会对科技成果的产出产生哪些影响呢?

来源于外源性的急迫在日常科研生活中的最好体现就是求快,所谓天下武功,无快不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化解急迫的最好办法就是对效率的追求,基于急迫情境,行动的选择在效率层面就体现为快慢两极,与之相关的成果品相也可以划分为两极:高质量与低质量。那么,根据两个维度的指标,利用四象限模式,科研活动会有四种演变类型:分别是快节奏下的:1快与高质量,2、快与低质量;与慢节奏下的:3、慢与高质量,4、慢与低质量。不论在哪种科研体制下第一种模式都是被高度赞赏的,而第四种模式则都将是被淘汰的。排除这两种特例,真实科技界更常见的活动模式只有两种,即快与低质量模式(模式2)和慢与高质量模式(模式3)。按照常理来说,速度与质量之间是存在冲突的,如何兼顾与协调好并不容易处理。显然模式3比模式2好,毕竟研究成果的高质量才是任何科研活动所追求的。但是,模式3无法解决外源性的急迫压力,所以这种科研模式会越来越少,因为践行这种科研模式在当下的考评体制下会被过早淘汰,也是极度不经济的,毕竟活下来才是第一位,否则一切都是空的。所以,适应这种外源性急迫压力的科研路径是模式2,即快与低质量的组合。这种模式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不是最优解,既浪费了资源,也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知识搜寻与鉴别成本。问题是如果不改变当下愈演愈烈的外源性急迫压力,空喊“板凳要坐十年冷”毫无意义。笔者早些年曾建议,国家在科研投入中应增加科研人员的保障性供给,减少竞争性项目的占比,给整个社会松绑。这就从根本上缓解了外源性急迫的压力。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保障性供给会改变科研环境的学术氛围,毕竟知识的生产是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事业。

在外源性压力无法消除的背景下,过度竞争必然导致内源性焦急压力的上升,进而发展成对科技共同体整体身心的持久伤害。管理者以双重透支的方式涸泽而渔实在是得不偿失,这相当于对整个社会的宝贵智力资源的挥霍与浪费。近年来科技共同体成员过早夭折的报道屡见报端,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我们曾提出过一个推论:当科技共同体规模较小时,适当强化激励强度有利于产出,毕竟规模小导致内源性压力天生不足;反之,如果科技共同体的规模较大,这时内源性竞争压力会随着规模扩大而变大,这时需要适当降低激励强度。没有激励机制或压力不足是不行的,但是激励机制或压力强度过大,同样不适合科技共同体潜力的释放,激励与绩效之间呈现一种倒U字型关系。一旦激励/压力超过个体生理/心理的承受极限,绩效迅速降低,激励机制出现失灵现象,此时,科技共同体会出现整体性的功能失能现象。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科技共同体规模已经足够庞大,这种内在结构就会产生足够强大与持久的竞争压力,不适于再无限加大刺激强度,否则会出大问题的。

为了解决中国科技界的急现象,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清理资源分布路径上的诸多利益集团截留造成的支流(滴漏现象),从而增加了资源主干道上的供给,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资源稀缺性造成的急迫现象;其二,从制度安排层面降低激励强度,从而减轻共同体内心的焦急感;第三,增加科技投入的保障性供给大幅减少竞争性项目的占比,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科技界的急现象,这种改革假以时日我们就有望进入模式1型发展轨迹,并形成中高速与高质量型相匹配的科研路径,到那个时候才可以说我们是真正的科技强国。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写于去年11月30日,现发在《学习时报》2019-1-16日的科技前沿栏目,发表时名字改为《科技界为何如此着急》,与张老师合作愉快,这是原稿,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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