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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热议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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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热议联邦制（7月1日）
临行前，给长期研究南苏丹的姜恒昆老师打电话，就南苏丹之行征求他的意见，恒昆要我特意关注一下他们国内关于联邦制的辩论和走向。果然，刚到南苏丹，联邦制的话题就撞入眼帘。6月30号，在当天《公民报》的头版的左下角，读到这样一条消息，南苏丹新闻发展协会于当日上午10点召集报社编辑、经理和高级记者讨论政府宣布辩论联邦制、新闻法及其他问题为违法。
今天早上在食堂用餐，坐在对面的JOE提醒我，今天开始，宵禁提前了，并解释这可能和目前南苏丹国内关于联邦制的争论有关，这一争论使中央政府与部分州政府的关系变得紧张。我问，实行联邦制可行不可行，旁边一位来南苏丹做法律教育的接过话茬说，所谓的联邦制不过是个借口，其实质是要独立。可能是听到我们讨论的话题，另一位先生走到我们饭桌边，告诉我们，这个星期六有个关于联邦话题的讨论会。下午出行时，宫一栋告诉我，这是个在朱巴大学的讨论会，消息刊登在7月1号《公民报》左下角，不太显眼，会议由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由DOUGLAS JOHNSON主讲，到时一定要去听听。
第2天看YOUTUBE才知道，那个告诉我们讨论会的老先生就是DOUGLAS JOHNSON，他就住在HAMZA INN。
《朱巴箴言报》JUBA MONITOR7月1号刊发两篇文章，一篇名叫“未来南苏丹可能的联邦体制”是连载的，另一篇是：“联邦主义与囚徒困境”，腾出时间再读。
媒体人质问政府（7月1日）
《公民报》又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文章，宣称：媒体人开完会后，致信信息部长，要求澄清安全官员有关不得讨论联邦制的口头指令，信件质问这一指令是不是政府安全政策的组成部分，认为，正当政府需要解决目前危机的各种良好意愿时，下达这样的指令给政府形象带来不好的影响，媒体人坚持：要为各方自由表达观点提供平台，否则就违背了表达自由的权利。
这条新闻，往好了解读，是媒体人的监督能力强，往不好处解读，是南苏丹政府可能政出多门。
Very good先生回来了（7月1日）
到了南苏丹，忍着困意，给Leben发了封件，告诉他我到了，结果没反应，第二天又发了封邮件，还是石沉大海。今天给他打电话，终于打通了。
据他讲，从美国返回时，途经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转机，在那里遇到了麻烦，如果坐飞机回来，得再呆过两天才能回来，他是坐汽车赶回来的。
Leben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他个头很高，很瘦，胳膊、腿都挺长，脑袋向后上方隆起，有点像蒋介石的脑袋。
Leben常挂在嘴边的话是No Problem。比如，上次到本提乌，事先没联系好住的地方，我问，这行吗，他回答：No Problem。到了目的地，找到原来想去的一家，人家住满了，他还是那句，No Problem。于是再找一家，我被蚊子叮就是在那家。在本提乌拜访当地官员，我问，不需要事先预约吗，他说：No Problem，在南苏丹，你不需要预约，推门就进就行，结果到了那儿，人家不在，他又说，No Problem，咱们到别的地方去找。问他怎么防范疟疾，他说，No Problem，他自己就经常得。
他的No Problem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事情本身没问题，而是他不把它当成问题，比如，你说，咱们上午出门可能会误了中午饭，他回答，No Problem，这不是说上午出门不会耽误中饭，而是说中饭吃不吃都行。
我想，Leben的No Problem，是一种生活态度，对外界要求不高，随遇而安。在非洲这块充满不确定性，常常发生饥饿、疾病甚至战争的土地上，靠着这种No Problem精神，才能从容应对，活得坦然。
比No Problem讲得更多的，是Very good，别人说什么事，他往往点头称许，重复一下人家说过的话，再来一句Very good，Very一词发音拉得很长。比如，我说，今天下午三点见面吧，他会点头说，EN, 下午三点，Ve---ry good。
和Leben共事，轻松、简单、快乐，你会不自觉被他的开朗、乐观的情绪所感染。
下午到Very good先生的办公室，拥抱、问候，把他要的巧克力送给他，然后商定后两天的日程。
顺便说一句，一般情况下，我极少和他人拥抱，不习惯。
造访友谊医院（7月1日）
去友谊医院是一栋约好的，因LEBEN没回来，有的访谈不便进行，就决定和他同行。
去年曾来过友谊医院，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主要来自河南开封县。开封县离开封市不远，交通也便利，县里居民得了病，直接坐车到市医院，县医院就收治不了多少病人了，南苏丹就成了这些医护人员显身手的新战场。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开始进行结构性调整，是企业在升级换代。过剩的产能、过剩的劳动力需要有地方消化。走出国门、包括走向非洲，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人员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毕竟，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以上，中国有勤劳吃苦的美德，中国的改革开放壮大了国力，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拓展海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尽管这一过程并不那么容易，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矛盾、冲突。
这家医院的特色是骨外科，马宁院长自豪地介绍说，他们这家医院的骨科医生的技术在南苏丹是一流的，接骨设备也比较齐全。
马院长说，去年底冲突爆发后，生意受到影响。看病的人少了，不是得病的人减少了，而是有的逃难了，有的没钱了。医院还遭到过抢劫。
医院收治不少例枪伤患者，其中不少是南苏丹军人。也有南苏丹穷人来这里瞧病的，他们看病的钱可能不是一个人出的，也不是一家人出的，而是全村的人凑的，有难同当或者说产权不明是他们文化的特点。
马宁院长是学MARKETING的，很善于企业推广，他很早就注册了红底白十字的医院LOGO,常年在报纸上打广告.医院经营得不错。
南苏丹也有艾滋病（2014年7月1日）
友谊医院的马院长介绍说，南苏丹也有爱滋病，而且比例在两位数。我很讶异，以前认为到南苏丹要防疟疾、霍乱、黄热病，南非才是艾滋病蔓延较厉害的国家。
作为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疾病之一，艾滋病人集中在非洲。占世界人口10%的非洲，艾滋病人却占全球的70%，而非洲的艾滋病又集中在黑非洲。南苏丹正是黑非洲的一名新成员。
早在南苏丹刚独立时，美国之音就宣称：这个国家要发生一场新的战争，敌人是艾滋病。战争期间，南苏丹有些地区根本无法进入，因此抑制了艾滋病的蔓延，停战了，边界开放了，可以自由出入了。艾滋病扩散的风险也增加了，而南苏丹人对艾滋病的危险知之甚少。美国之音报导说，当时，朱巴的一座大型商场后面隐藏着一排排的铁皮仓库里，居住着大约有上万名从临近国家来的性工作者。它的邻国乌干达，恰好是艾滋病感染率很高的国家，世界上最早传播艾滋病的中心。
便于传播艾滋病的因素在南苏丹很突出，便于防治艾滋病的因素却付之阙如。外来打工人员的流动会传播艾滋。多年的战乱，使南苏丹缺乏高技能的劳工，大量劳工从包括乌干达、肯尼亚这样的邻国涌入；卡车司机在沿途的酒吧和妓院娱乐消遣会传播艾滋病。南苏丹偏又是个包括食品在内什么都需要进口的国家，运输的频度自然不会低；军队征战和内战冲突会加剧艾滋病。南苏丹好不结束了和苏丹的战争，如今又是内战不断；妇女和儿童因为贫穷卖淫会传播艾滋病。南苏丹又正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防治艾滋病，需要相关知识的普及、政府的重视、财政的投入，南苏丹在这些方面都远不及其他国家。这样说起来，南苏丹没有艾滋病蔓延这样的社会问题反而奇怪。
基于上述情况，可以断定，南苏丹的艾滋病蔓延主要是通过性传播的途径。在朱巴，我听到有人讲判断性传播的比例很低，我不太信。当然，吸毒也是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大部分毒品通过与乌干达交界的尼姆勒地区，以及朱巴国际机场走私入南苏丹。甚至在联合国难民营，也有人出售毒品挣钱。南苏丹国家副警察总监安德鲁尼尤恩声称：“当前毒品泛滥，正毁掉人们的生活。很多人吸毒，包括一些年轻人”
联合国2005年一份报告警告，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到2025年，非洲可能会有8000万人死于艾滋病。
非洲人得了艾滋病，一般不愿意承认，国家领导人也往往否认或回避这件事。南苏丹情况应该也是如此。有的非洲政客把艾滋病说成是西方的舶来品，或是西方的捏造，是要压抑非洲人民的性激情和生殖力。问题如此严重，却捂着掖着辩解着，岂不让问题越发严重？
非洲艾滋病的盛行，与他们的性观念、性习惯不无关系。中国前驻津巴布韦大使袁南生在《走进非洲》指出：“非洲黑人的性文化具有鲜明的本能性、传统性、随意性和娱乐性，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开放、不压抑，给双方以充分的满足感”，“不少性行为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根本没有上升到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爱情层面”，“黑人性活动的频率之高完全超乎国人的想像，他们精力旺盛，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场合，只要愿意，男女之间非常容易达成性行为的意愿。”
对非洲黑人这种性爱观，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人类社会每向前迈出重要一步，都可能丢失掉一些宝贵的东西。卢梭甚至认为，文明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反而使人泯灭自然本性。声望、荣誉、特权和财富，原本是身外之物，人类却为此大打出手，为之折腰，并不惜以牺牲同胞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的成功，人因此而异化，成为人类自己和自然界的暴君。从这个角度看非洲黑人。他们乐天知命，淳朴自然，他们及时行乐，分享财富，他们遇事随缘，看淡生死，这些不都是人类在匆匆迈进现代文明所丢失的优良品质吗？男女性爱也是如此，既然你情我愿又何必戒律重重？
可是，这种思维就完全没有问题吗？环顾人类各主要文明，无论基督教也好，儒家也好，佛教也好，都要求人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所谓文明就是对野性的驯服，对激情的驾驭。是不是人类在上万年的进化史中，意识到过于随性给个人、族群带来的灾难，因而有所收敛、自制？过多沉湎于男欢女爱，即使没有艾滋病，也会消耗人的精力，让人类不能把性的冲动转化为创造的冲动。自由主义大师说过哈耶克这样一句话：“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禀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用道德约束禀性，用理性驾驭情感，这样才能充分享有自由给人的诸多好处。
人类社会就是这么复杂，进步中有退步，先进中有落后，拿捏好这个度，既不过于保守，也别过于激进，守住中庸之道才好，不是吗？
防蚊记（2014年7月1日）
晚上给老孙头打电话做访谈，正说着，忽然眼前出现不明飞行物，疑似蚊子。又不方便放下电话，大脑迅速启动应急系统，分出一部分精力捕捉周围动向。
一日被蚊咬，今朝当防蚊。放下电话，开始行动。先是换上长袖睡衣、穿上袜子，再用宾馆提供的喷蚊剂沿门、窗、屋顶、床边喷了个遍（刚才拿过喷蚊剂仔细察看，有两个瓶子，其中一个空气清新剂，也不知哪天我用的是哪个，坑爹呀。）。手、脸等暴露区域抹上防蚊霜，放好蚊帐，确保蚊帐内没可疑生灵。
参加过一个对企业风险评估的培训。培训工具用严重程度和可能性两个维度评估风险。拿这个工具评估我来南苏丹的健康风险，战争风险最大、但可能最小。战争可以夺人性命，但未必大面积爆发，南苏丹的冲突主要是族群之间的，既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袭击，也不是专门针对华人的暴力；虽然，听着不时从天空飞过的飞机的隆隆轰鸣，有时不免会想，要是人家从头顶丢颗炸弹，可是无路可逃，但买颗炸弹也得花钱不是。疟疾风险稍小，可能也小。只要及时发现、及时救治，没那么可怕，没得的时候不知道，得过后一问来过非洲的，好多人都得过，要不是为了和非洲人套近乎，都不好意思提这点破事了，似乎有些矫情。我常年咳嗽，这个可能最大，但风险最小。这里虽然热，但在房间并不常开空调，人家发电是烧油的，长时间开空调既不利人，也不利己，这事不能干。另一个可能性大，风险也大的是视力。高度近视、又做过白内障手术，近来视力又坏了不少。这次来免不了用电脑，所以内心里最在意这个。行前特意买了瓶叶黄素、明目滴眼液、尽量减少用眼过度带来的负面后果，尽量延长两个眼球的使用寿命。
躺在蚊帐里，独自寻思。身为万物之灵，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竟被小小的蚊子折腾成这样，比蚊子携带的疟原虫折腾成这样，真是一物降一物。
友谊医院的马院长告诉我，人一旦得了疟疾，疟原虫便杀不尽，但残存的对人体没什么影响。我想，这疟原虫就好比人的贪婪、自私、嫉妒等恶欲，凡人身上多少都有些，但只要不过分膨胀，便无大碍。而保证它不会过分膨胀的办法就是经常反省自己，能建立物欲之上的更高的追求，争取做到好德如好色。
据报道，前中央军委副总统徐才厚在七一前因贪腐被开除党籍，疟原虫好凶啊。
虽然钱主任把我的问卷发在QQ群了，但主动填写并回复的不多，有江苏国际、大庆石油管理局南苏丹分公司和中非全程物流通有限公司三家，根据手中掌握的中资机构的电话号码，直接电话调研，根据调研情况，对问卷问题作了修改，重新发到QQ群。结果，有七家企业接受了我的电话调查，由我问每一个问题，记下他们的回答，然后把填好的调查问卷寄给他们，请他们确认，这样便有了十家企业的数据。
调研时间有限，后面的几天将和LEBEN做面对面的访谈，所以挑选了十来家企业给他们打电话，并把问卷发给他们，要他们自行填写，然后寄回来，只有一家寄回填好的问卷，就这一份也只回答了问卷中一半的问题。
初步结果显示，这些公司都是在五年之内来南苏丹的，2011年独立那年是个高峰，基本都雇有南苏丹人，但大多做保安、司机、清洁工，做技术工作的不多，公司往往也雇佣其他非洲黑人，平均来说，做技术工作的比例高于南苏丹人。
2013年底的冲突对企业都造成不小的的影响，除了营业额减少外、物品丢失、抢劫事件增加外，企业在南苏丹长期投资的信心也产生动摇。但各公司都没有人员伤亡。各企业主要采用员工撤离、早关门、少外出、雇用当地保安、从使馆等方面收集信息等办法应对这场冲突。
受访者大多对中国使馆在事件中表现表示满意，包括提供信息、帮助解救中资机构员工、组织文体活动舒缓华人心理压力、召开安全培训会议等。中资企业指出，南苏丹政府在查枪、军事管控、以及为撤离人员提供航空和陆路方便上有贡献。
为避免以后在冲突中受到损失，不少企业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包括：加强防范意识、及时沟通信息、有的企业将来自己要建营地，建围墙。
在对中国政府的希望方面，有企业希望，中国政府要帮助南苏丹政府保持稳定，有企业提出，对中国人在当地遭抢、中国政府要更积极干预，也有企业提出，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安全培训，提高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企业希望南苏丹政府加强管控军人、加强对枪支的收缴，加强巡逻、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尽快组建过渡政府，组建稳定内阁，有企业还提出，要南苏丹政府赔偿中国企业在冲突中的损失。
以上是对十份问卷的初步总结。
电话访谈（2014年7月1日）
来南苏丹前，就企业在这场冲突中的安全问题事先设计了二十个问题。中石油的钱主任帮着发到了QQ群，收到几份问卷，但不多。不想坐等，于是找到一些联络方式，直接询问，询问中，发现有些问题不好回答，把问卷做了改动，把改动后的问卷发到QQ群。并按新的问卷继续电话访谈。Leben回来后，电话访谈暂时搁置，决定和他外出走访，直接面谈。我建议，先从南苏丹这方面开始，把7月2号当成南苏丹日，Leben满口答应。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第二天并不全是南苏丹日。
与石油部A先生的谈话（2014年7月2日）
从7月2号起，调研转入实地访谈阶段。
和Leben商定，7月2号是我们的南苏丹日，集中造访南苏丹的相关机构。首先选定的目标是石油和矿产部。和南苏丹众多政府机关一样，石油部办公地也是平房，外观更漂亮些，部有两个办公的大院，被一条路隔开，路右边的院落挺开阔的。我们穿行于两个院子，体会着寻君复不见的诗意。就在我们自觉无望，准备乘车前往另一家石油公司时，眼尖的Leben突然发现他要找的那位官员刚好从外面乘车归来，于是折返。官员办公室外面，坐着一位女性秘书，要见人得先通过她这一关，刚才来过两次，算熟识了。去年去本提乌拜访官员时，办公室里每每坐一位胸前挎着长枪的士兵。整得人挺紧张的，这里却没有。办公室墙上挂着空调，主人坐在一张宽大厚重的木质写字台后面，身后木质书架上排列着文件夹。这样的办公条件在南苏丹算是不错的。
这位官员是负责矿业发展的DIRECTOR GENERAL，和Leben很熟，一见面，他就打开了话匣子，海阔天空地聊起来。看得出，见识挺广。他去过英国，他聊起了建筑，说英国和法国有很多看着很古旧的建筑，而中国的建筑都很新。他评论说：南苏丹有法不依现象严重，80%的法律得不到实施。他还谈到南苏丹的经济发展很快，民众却比较穷，认为这个国家缺乏适当的治理。他讲话时兴奋、自信、陶醉，讲到得意处，便挥舞起手上的眼镜，在胸前向外甩开，潇洒的手势、愉悦的表情，随意的谈资，结合得天衣无缝。时间就这样流逝，我有些坐立不安，但又不便搅局，破坏人家的兴致，Leben则饶有兴致地你来我往地和他对聊，我只好努力做个合格的倾听者，既当练英语听力，也借机了解，在随意的情况下，他们表达什么，如何表达。
要说非洲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和能力，可是的确了得。袁南生大使就曾赞叹，黑人开会喜欢坐前面，而且抢着发言，他们“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受教育程度，只要逮住机会，就会对某一事物或现象高谈阔论，大胆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不止一次领教过非洲朋友在学术研讨会不顾主持人的劝阻，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上次来南苏丹调研时，另一位同行的南苏丹朋友在吃饭也说，南苏丹人和中国人的吃饭习惯不一样，中国人吃完饭也就散了，而南苏丹人则是转入另一个阶段：聊天。
读过Bbc一位主持人写的一本书，说工业革命是英国在酒吧中聊出来的。如果说，英国在酒吧聊出了新发明，中国人在餐馆聚出了长幼尊卑，非洲人的饭后闲谈则是享受惬意的生活。
陪坐的我对闲谈却不觉惬意。终于，我插问一个问题，去年底的冲突，是不是对石油企业造成了损失，南苏丹政府会不会有所补偿？听了这问题，对方一愣，然后解释说，冲突造成的主要损失在政府方面，停产的企业恢复生产时，修复的费用也会由政府出。话题转到石油生产，这位官员抱怨说，石油生产让当地人受损，当地人原本以畜牧和种植为生，他们抱怨土壤和水源污染了，又没从石油生产中受益。现在打仗了，石油生产减少了一半，政府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军事行动，就更顾不上这些人了。
如何应对他这么关注的石油生产导致的污染呢?这位官员认为，要制订并实施环境法，确定环保标准，进行环境审核，对已经造成的负面后果要惩罚并采取补救措施，这些行动的开销要由政府和公司共同承担，他们得拿钱使环境恢复洁净。
去年到本提乌时，访问过邻近油田的一个村子，也听到村民抱怨有污染。我们提出到实地看一看，结果发现，他们所说的被污染的地方，只是杂乱堆放着空塑料矿泉水瓶，据介绍，这也是临时堆放，油田会定期运走的。空瓶附近，聚来了不少长嘴大鸟，两腿细长，双翼硕大，背上还有个红疙瘩，不明底细的我见到它们满心双喜，想当然地以为，这恰好证明当地环境很好。后来，驻南苏丹维和部队的陈明健先生告诉我，这鸟学名非洲灰鹳，又称垃圾鸟，本来是种水鸟，喜欢在垃圾边扎堆，它携带一种鸟类共犯的病毒，自身却有抗体，体质极强，英国人曾把它引进动物园，结果是：我鸟来后百鸟杀，现在没有动物园敢收。好在对人类好像并没构成危害。
村民引我看到的空瓶不能证明当地有污染，大鸟的存在一度迷惑了我，它也不能证明当地没被污染。就这一事例而言，所谓污染是被人为夸大了。当然，也不能从这个孤例推断出：南苏丹的石油生产没造成环境污染。这位官员是负责矿产的，所以自然把话题转到了采矿。从他口里，我才得知，南苏丹还产黄金。他抱怨，黄金开采缺乏法规，许多公司被请来竞标黄金开采，外国人购买黄金发了财，当地人却受盘剥，特别是妇女。开采收益，除了付给公司的外，95%归了中央政府，2%留给州政府，3%留给当地社区。石油生产的利润也是按照这一比例分配的。上次到地方走访的反馈是，那个社区应得的3%兑现的并不理想。
早在战争时期，人们就发现，南苏丹有大量黄金，这些黄金被人以每克一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苏丹的商人或者被南部的反叛者用来与北部作斗争的资本。近年来，南苏丹的雨水匮乏，食物短缺，数以万计的人被迫用赤裸的双手淘金，用艰苦繁重的劳作寻求出路。当地人期待停战后，生活会变得美好，可没想到，独立后生活更难。窘迫的生活驱使大量妇女和儿童参与淘金，淘金者越来越多，金子却越来越少，黄金交易也没受到监管。面对金灿灿的元宝，政府何尝不动心？南苏丹石油和矿产部长就曾提出，要制定矿业法、促进经济的多样性，摆脱过多依赖石油收入的状况。不知道南苏丹有多少黄金储量，能为南苏丹的财政收入贡献多大？这收入又有多少能用于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参与开采。
从石油部出来，下一站是DPOC，这是家石油公司，在中南宾馆办公。中南宾馆办公楼是我在南苏丹遇到管理最严格的地方，入门处要登记并保留客人的身份证件，然后发个胸卡。有自动安检设备，但没用，用的是手检。经过一番折腾后，来到一位官员的办公室，人虽在，但太忙，只好无功而返。
Leben下午要给学生上课，于是由我一个人按事先约定造访中国使馆。
危机中的中国使馆（2014年7月2日）
前几天的电话访谈中，不少企业对中国使馆在12 25事件中的作用赞赏有加，如果要通过访谈中方了解中资企业在危机中的安保情况，使馆应列在第一位。于是和使馆的张翼参赞联络，原本想趁Leben在，先做两天南苏丹方面的访谈，可张参赞要外出，Leben下午又要给学生上课，于是商定，由我单独访谈张参赞。一年前拜访过张参赞，领教过他的干练。参赞行事稳健，先静静听你把话说完，把要求讲完，然后针对提问逐一回答，既不躲闪，也不让话题任意蔓延，没太多的家长里短，谈话时声调平稳、条理清楚。你能效率地获得想知道的，也能明白地了解，什么时候他讲完了，什么时候该告辞了。
临来南苏丹前，联合国驻南苏丹的两位官员到商务部的研究院座谈，细心的张参赞特意要研究院邀我参加，为我这次南苏丹之行做了前期铺垫。这次约见，参赞也明确告之方便的见面时间。对事项、时间安排得这么周到、妥贴，让人不由暗中赞叹。尽管当下中国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还很严重，但我还是对未来持谨慎的乐观，原因之一就是：不时遇到能干的官员、睿智的学者、高品位的商人。
我推断，张参赞是学理工科出身的，想百度核实一下，没查着。
一落坐，先说明来意，提出问题，然后张参翼便娓娓道来，稍加整理，便是让人满意的访谈纪录。
张参赞开口先讲的不是去年底的冲突，而是从更广泛处着手，勾勒了两国间的关系。南苏丹独立前，中国政府官方和当时的苏丹南部没有直接接触。2005年全面和平协议签订，苏丹南部据此实行自治，这时便开始了双方的官方接触，2008年，中国在南苏丹设立了总领事馆，相互交往更加密切。2011年南苏丹独立以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2012年4月，基尔总统访华，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由于中国在国际社会有强大的影响力，中国和非洲的合作有很长的历史、良好的纪录，南苏丹政府认识到与中国建立和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克服了以前因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苏丹对他们的军事行动而对中方产生的芥蒂，两国开展务实合作，南苏丹也对中国政府不干涉内的原则慢慢地理解并认可了，两国关系不断加深和巩固。从这个大背景下看12.15事件，张翼参赞分析说，经历了这场风波，两国关系进一步提升。
讲到12.15事件时，参赞没像我要求的只讲使馆的作用，而是整体介绍了中国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的积极、正面的作用。首先，中国政府坚持劝和促谈的方针，力主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包括钟特使在内的中国外交官积极穿梭斡旋，并与国际社会、国际组织积极合作；其次，中国政府的援助积极到位，提供了包括帐篷、蚊帐、毯子、药品、粮食在内的大量物资；第三，保障石油的生产。石油是南苏丹的经济命脉。冲突发生后，联合州的124区在12月23号石油停产，中国政府在保证上尼罗河州中方企业安全生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国家不散、百姓不乱，给国际社会发出信号，在南苏丹存在着可运转的政府；第四，冲突发生时，使馆为当地中资企业和个人提供帮助。具体做法包括：充分利用网络手段，扩容中资机构群，及时推送信息；缜密研判形势，根据事态状况，指导适时转移；与南苏丹政府和相关方面沟通，为人员撤离提供便利；与南苏丹政府交涉，解救出30多名受困中国公民。2014年春节过后，中资企业陆续返回，其中私营和民营企业返回力度较大。使馆特意给中资代表开安全形势通报会，组织企业安全、反恐技能培训和应急救护讲座。使馆还走访留守企业，检查企业应急预案和安全防护措施，向他们介绍当前南苏丹形势，使留下来的企业心理平稳。冲突发生时，中国使馆和南苏丹政府事先建立的安全防范应急响应机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几天走访，我的感觉是，中国使馆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可圈可点。
首先，危机时刻，使馆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在心理上给南苏丹政府和人民以支持，也给留在南苏丹的中国人吃了颗定心丸。结果，不仅使馆工作照样运转，医疗队也坚持上班，石油企业也没停产，在其他国家的工人撤离时，中国不少员工选择留下来。民营企业更有不少人选择留下没走。这里有个对比，早在事件发生前，美国使馆就加修围墙，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更是以保护使馆和其他美国公民的安全为由，向南苏丹派驻45名军事人员，并分批撤出使馆外交人员，暂停领事服务。
其次，以使馆为核心，中方各机构相互配合、通力合作，纺织出一个安全保障的互动网络。2013年我来时，听说“南苏丹中资机构联谊机制”刚刚成立，参加联谊机制的中资机构“承诺弘扬民族精神、树立良好文化、守法诚信经营、公平公正竞争、相互帮助支持、团结协作共赢、促进双边友好、维护国家形象。”，这一次，联谊机制发挥了作用，中资机构间信息共享，在人员撤出时相互援助。
突发事件发生时，人心不定，不少人犹疑，很多人想走，有的人被困。使馆的工作，向犹疑的人及时提供信息，给想走的人给予适当帮助，对被困的人全力进行解困。尼罗河附近有一个采砂场，有12名中国劳务人员被战火围困在那里，中国使馆紧急联系南内政部，在使馆协调和南苏丹政府全力协助下，迅速救出被困人员。中国山东高速集团公司17名员工在外地现场作业，返回首都遇到困难，使馆与南有关方面协调，绕道返回，南苏丹政府还派出武装警察特意迎接这些员工。北部琼莱州有3名中国公民安全受到威胁，向使馆求助，使馆立即请在琼莱州执行任务的维和警察将他们安全接到营地，最后搭乘维和部队的飞机平安抵达朱巴。
张参赞还介绍了在南苏丹的中资企业的总体情况。回答了浙师大的王学军老师让我代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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