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象群北移掀起的野生动物热潮，随着几乎成为定局的象群南归而慢慢降温。而有心的社会公众却提出了新的问题：回家的野象还会四向扩散吗？人类怎样做，才能让野象安安静静地生活在西双版纳、普洱？

一、设置哨卡将野象堵在哀牢山以西

在中国，让野象(主要)留在澜沧江流域的西双版纳、普洱一带，是最佳的选择。

在这个区域，野象南下出国老挝、缅甸，没有什么自然的障碍，可惜，近些年，那边的适宜环境要比西双版纳还少；澜沧江西边，是野象曾经游荡地盘，但野象只能望水兴叹，却步于“高峡平湖”之畔；野象在西双版纳至普洱靠南的县市移动，是正常的“游走”，而翻越高高的哀牢山东渡滇中昆明，则是偶然事件。既然野象已经到过玉溪、昆明这些“大地方”，还得到了无缝连接的友好伺候，凭其智慧，再次翻山东渡，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在哀牢山山脉，确认一些野象可能“偷渡”的山坳，设卡，堵截，就可以把野象“限制”在澜沧江流域的西双版纳、普洱一带。

当然，还有声音天真臆断：野象曾经的老家远在北方，有游荡至黄河流域的权利。现实一点吧，别说气候变化，仅仅人类这个“庞然大物”及其建造物，就彻底摧毁了野象“原有”的北方家园。离开西双版纳、普洱，野象在中国就没有了家。

西双版纳传统农业与天然森林的“友好”格局（吴兆录 摄）

二、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冲突，一直困扰着西双版纳

那么，在澜沧江流域的西双版纳、普洱一带，野象能够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吗？决定权，都在人类。

1950年代末期，科学家在西双版纳发现莽莽的热带雨林，以及雨林里的野象、野牛、长臂猿、望天树等珍稀动植物。随之，呼吁，推动，促成了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抢救了雨林及其动植物。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冲突，一直存在。追赶国际自然保护热潮，保护区效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的生物圈保护区，努力将科研、保护与发展融为一体，实现区域性可持续发展。得到云南大学的鼎力支持，1993年，这个保护区被UNESCO吸纳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并通过UNESCO 南南合作工作报告“The Xishuangbanna biosphere reserve: a tropical land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进入国际舞台，揭开了保护与发展的历史新篇章。从此，这个保护区的管理能力、管理成效和社会影响，日新月异，在自然保护的大舞台上，西双版纳的大名也更加响亮。

(引自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评价)

与此同时，1997年开始的大规模高效率的民用枪支收缴活动，明显地降低了狩猎习俗对野生动物的威胁，以野象为代表的野生动物有了安全保障，可以自由自在地游荡在密林，农田地，甚至农民的房前屋后。

国土面积是不会增加的，而发展与保护都需要更多的土地，呈现了以土地使用管理权属为限制条件的异向变化：保护区内，林木越来越稠密，保护区外，人工经营土地越来越多、越复杂。在保护区外，人类生活生产区与野象活动区交错混杂，人象关系向着对抗的方向发展。农民猎杀野生动物是违法的，高效经营自己承包的土地，种植可以多换钱的作物，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野象糟蹋的作物，则是合法的。因而，野象数量在增长，野象适宜的栖息地却一天比一天减少。于是，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野象，向北扩散到普洱的思茅、江城、宁洱，也西渡澜沧江到了西双版纳的勐海、普洱的澜沧。

进山都要持枪为伴的传统习俗，终结于1997年(吴兆录 摄)

三、亚洲象国家公园规划胎死腹中

也就是刚刚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以后，云南的有志之士，率先提出了建设国家公园的理念，并着手规划。最早提出来的国家公园，包含了亚洲象国家公园。可是，在批准试点建设的国家公园名单里，无论省级的还是国家级的，都没有亚洲象国家公园。表面很微妙，实质则合情合理。

原因有两个。其一，国家公园的规划受限于欧美国家以政府土地为准的框套而忽略中国土地权属现实，仅仅连接起多种类型的国有土地，勾画出来称作国家公园。将国家公园周边适合亚洲象活动的一定区域，再勾画出来，称为亚洲象栖息地管控区。多次规划，都没有跳出这个框套。其二，曾经红极一时的西双版纳旅游出现了疲软，国家公园建设的思路，被当做旅游提升的极好时机。这种把国家公园当做人民公园的意识，无疑是找到了开发自然保护区的“金钥匙”。

较新规划的亚洲象国家公园(林业建设,2019,6:23-29)

 最近的一次的亚洲象国家公园规划(林业建设,2019,6:23-29)表明，包括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野象活动区域的国家公园，总面积5619.25平方公里，在其周边，附加了4969.69平方公里(国有土地占总85.91%)的亚洲象栖息地管控区。二者总和的图斑，边界锯齿状，缺乏明显的自然地理边界线。还涉及了8个县(市区)44个乡镇116个行政村，约61775户485600人。虽然行人车辆可以识别人工弄出来的标示物，野象等野生动物却不认识标示物。管理极为不便。

按照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国家公园遵循“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三大理念。其中，“全民公益性”意味着国家公园属于全民、服务全民，以及全民为国家公园承担义务、做出贡献。保护区是禁止旅游等开发活动的，而国家公园是可以适当开发的。这样的亚洲象国家公园，无疑是助长了国有土地的进一步开发，怎么实现“生态保护第一”？

另一方面，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野象活动区域，是橡胶、茶和其他热带亚热带作物的高产的区域。当地政府一直遵循上位政策和法律法规努力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改善人民生活，按照相关要求尽力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一手抓发展一手抓保护，两手难协调。尽管责怪种植橡胶和茶破坏野象栖息地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在这个区域在集体承包的土地上种植橡胶和茶，触犯了哪条法规或政策？

种植橡胶是合法的农业活动 (吴兆录 摄)

亚洲象不会识别国家公园或者栖息地管控区的边界线，总会进入作物生产区，甚至村庄农舍。如果国家公园规划总是受限于土地使用权属，回避或拒绝集体土地，是无法解决改善野象栖息地这个现实问题的。

四、野象(野生动物)保护特区构想

因而，应该在思路上另辟新径。

中国已经走在全面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路上，为什么不从差别发展的角度来定位亚洲象活动区域的发展方向呢？这里，暂时使用“野象(野生动物)保护特区”的词语，来表述这种以生态保护为使命的区域发展定位。

国土空间，基本分为城镇发展空间、农业发展空间和生态保护空间。站在中国国土空间格局的大尺度看问题上，中国的热带生态系统实在太少，几乎是稀有。云南南部和西南部，现存的热带生态系统十分稀少珍贵，理应定位为中国热带生态系统及其野生动植物生态保护空间。

这里所说的野生动物保护特区，基本要点有三。其一，在国家层次上，通过财政补贴方式，降低或减缓地方经济增长标准，不能以 GDP 作为单一指标去考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围绕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而开展，严格限制大型工程建设和外地人口常驻化。其二，在大象活动区域，构建一支跨行政地界的专门机构，全权负责亚洲象保护。就亚洲象问题，有超越地方政府的管护权力。其三，现有的自然保护区，以保护自然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目标，进行严格保护，任其 “自然”演变。在保护区以外，将相当一部分经济林果土地转化为生物保护廊道，让部分农民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他们可以一边种植庄稼，维持自己的生存，另一边服务亚洲象和参与热带雨林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