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门为谁而开？

因为家住北方，冬天很冷，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进出随手关门，不然总要受到长辈的训诫：后面长尾巴啦？所以我也一直觉得无论到哪里进出随手把门带上是一个有礼貌，有修养的表现。

而当有一天，我去香港读博士，我出入关门的这个习惯却屡屡受到无情地纠正，这让我一下子糊涂了。按说香港人也是中国人，但他们在这一点的习惯上与我们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作为学生，当然要经常找教授meeting，我也自然要表现出一直保持的良好修养，那就是进出教授的办公室随手关门。然而，每次教授都要笑着纠正我的礼貌行为，每次都要把我关上的门完全打开，然后才开始讨论问题。我开始还有点奇怪，觉着教授是不是有点太张扬了，讨论个问题有必要让大家伙都知道吗？后来，时间久了，我慢慢发现，不光我的教授有这样的开门说话的“怪癖”，别的教授也都是这样的习惯。而且，后来我发现，不光是大学，香港的很多政府部门，也都有这样的开放的习惯。我们甚至能从电影电视上看到，香港有的司法部门办公室的墙都是玻璃的，透明的，大家的一举一动，都无形中受到一种监督。

再后来，我去美国做博士后，说实话，在这一点上，我不清楚美国的教授到底是个什么习惯。因为当时学院有几个中国教授，既然是中国人嘛，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进出随手关门的习惯，所以每次我找他们聊天，讨论问题，也都是随手把门带上。相比起香港的教授，我们中国的教授见我这个动作，第一反应是表现地很紧张，也不见香港教授的微笑，而是很严肃地告诉我，我们聊天，办公室的门是不能关的，否则别人会认为我们一帮中国人在搞什么阴谋甚至恐怖活动。我笑着说，有这么严重吗？中国教授告诉我，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而且一旦门敞开，就立马跟我讲英文，理由是咱们这些人讲中文，老外是听不懂的，这是一种语言歧视，是不公平的，即使没有老外在场，我们也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在美国的中国教授是这样，那地道的美国教授是怎样一个习惯呢？当时，我还真就这个问题跟一个大牛教授聊过。老头当时很狡黠地一笑说，为什么要关上门呢？开着门空气多好啊！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后来他跟我讲，美国是一个open的社会，工作的时候，开着门是要让大家都知道你是在工作，可以接受所有人监督，尤其是有多个人在场的时候，更要如此。我跟他辩解说，美国不是重视个人的隐私权吗？我就不习惯在我工作的时候，办公室门开着，人来人往地影响我的注意力。美国大学一直都是这样的习惯吗？老头见我这么一问，就说是不是一直这样，他也不清楚。但他告诉我，很多年前一所美国大学的一位教授，好象是在办公室里跟他的女学生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最后事情闹得很大，影响很坏。所以是不是从那时开始，大家都怕了，无论跟谁meeting都要把房门打开，谁也不想找不必要的麻烦。

有时候我不由得思考这个问题，开门不开门能怎么样呢？话说关门也好，开门也罢，这虽然只是一个习惯上的细节，却也能折射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成熟与否的特性，甚至文明程度。我们中国人好像一直就有关起门来说话的习惯，这让屋子里说话的人有一种很安全，很放心的感觉，即使不是什么值得保密的事情，也会这样做，似乎唯恐隔墙有耳。当然这也会让室外的人感受到一种神秘，一种什么事见不得光的怀疑。并且中国人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很容易抱团，扎堆，形成一个小圈子，一定会很团结，而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并不见得是这样。我们之所以习惯关起门来，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对外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戒备，其实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缺乏自信以及彼此缺乏信任的表现。而且在海外，这已然形成了海外华人这样一个群体略带普遍性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多少带有点消极的，害羞的，与世无争的表现。这也是很多海外华人，虽然非常优秀，但不太愿意积极参与大学也好，公司也罢甚至政府高层管理的原因。

在澳洲，我发现就连像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这样的东南亚小国来的学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性格上的积极，开放也不是很多我们中国来的学生所能比的。在香港，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越南朋友，从香港硕士毕业后去美国加州伯克利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做助理教授。他跟我讲，在越南，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仍然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但是最近这些年，他们的国家尤其在教育这方面是在逐渐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去更多地学习欧美的文化。所以从他们国家来的学生能表现出更多欧美人的性格特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管怎们讲吧，随着我们国家日趋开放，人们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日趋国际化，专业化，我们的很多日常习惯也会不经意地改变，办公室的门到底为谁而开，将不再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