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父亲这个话题，其实是不太好说的。九年前，父亲去世，我跪在医院太平间他的遗体前，磕了三个头。这是我对父亲第一次行叩拜之礼，也是唯一的一次对他行的叩拜之礼。这也是对他养育之恩的拜谢吧。

从小时候起，对于父亲，我主要的感情都是惧怕。父亲脾气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极坏。他一发脾气，家里的碗盘就要遭殃，基本是家里有多少坛坛罐罐，就有多少坛坛罐罐被粉身碎骨。小时候的我，看到这样的情景，如何不会胆战心惊？打孩子也是父亲的家常便饭。我们几个兄弟，都挨过打，我还不算是挨打挨得最多的。但是看到父亲在打弟弟的时候，我同样也会心惊肉跳，而且心里充满恐惧与悲伤。觉得自己生活在这样的父亲身边，真是一种不幸。

我们小时候，父亲就强迫我们学英语。用的是工科大学的公共课外语课本，对于刚上小学的我们来说，这样的课本既无趣，又较难。虽然父亲带着我们读课文，但课文里到底在说什么，基本什么都不知道。父亲后来调到外地工作，每两周回来一次。他每次回来都要检查我们学英语的成果。所以他每次即将回来时，我都觉得恶梦即将来临。幸亏他不是天天在家，如果天天我都这样惴惴不安，估计要减少不少的寿命。

父亲对我们严厉，主要是抓我们的学习。其实我学习成绩已经算是过得去的了，但父亲不满意，还要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去学习。而且父亲公开宣称，什么家务活都不需要我们做，我们能做的就只是学习。这让我很烦。因为成绩过得去，父亲对我的学习还算宽容，但是对于成绩不那么好的弟弟，他受的皮肉之苦就难以言表了。

弟弟读到初二时，有个去云南工作的机会。弟弟义无反顾一定要中止学业，到云南工作。我心里很清楚，他就是想躲开这个家，躲开父亲这个严厉的环境。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父亲携家迁往外地时，动员我也跟他去，我是坚决不去。父亲非常无奈，但也没什么办法。最后，我终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自由，那种欢快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因为长期不在父母身边，所以回家探亲时，与父亲的冲突倒是减少了许多。有些话题也可以做些交流。但父亲总认为我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他来指正。所以不管我谈什么样的话题，他都要指出我的观点中的错误。长期下来，我也懒得跟他说任何话题了。因为任何话题都会引来他的批评，我何必要找这样的不自在呢？索性，他问什么我答什么，不问的话，我就什么也不会说。父亲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可是他也不知道如何改变。

当然，父亲给我影响最深的是在文革期间，学校发生武斗，死了人。所有的学生都从学校撤了，我也回到父母身边。就是这段在家的日子，父亲给我讲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父亲是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这些知识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天父亲的一番话给我很大的震撼，可以说是受益匪浅。

父亲酷爱学习英语。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把他在国民政府兵工署工作的历史给揭发出来，说父亲在抗战时给盟军作过翻译。其实那不过是大学生志愿者给美军做一点生活方面的翻译工作，这在当时的大后方其实很普遍。但父亲总认为自己的英语不够好，总是学个不停。我记得在60年代，我家住在海淀镇，那儿有个外文书店，父亲就买了几本苏联编的英美文学作品的简写版，那纸黄的近乎于黑。可能就是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印刷的纸都非常次。我印象深的是父亲买了本《伊索寓言》，自己还抄在本子上，还把所有的生词也都抄下来。其他还有几本，估计他也没有时间读。后来在工厂工作时，还是在上大学之前，我从家里找到一本《罗布·罗伊》（Rob Roy），是一个名叫JohnScott的作家写的。虽然是简写本，但要读完也很吃力。不过，我坚持读了数月，一边读，一边查字典，一边试着译成汉语。最后，总算读完了，感觉自己阅读的能力提高了一块。其中有个女主人公，叫黛安娜（Diana），与后来的威尔士王妃同名，所以印象较深。

70年代，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讲座，父亲几乎是每课必听，从初级班听起，一直听到中级班。后来有了电视，就看Follow Me。后来电台开了法语广播讲座，父亲又开始听法语广播，只是坚持的时间不太长。

父亲退休后，天天听广播中的英语讲座。什么商务英语、工程师英语，父亲都是来者不拒，一律都去听。而且都在本子上做笔记。那些本子都是一些废纸装订的，字迹工整，一丝不苟。电视里的英语学习节目，父亲也是每课不落。对于父亲的认真，我还是很敬佩的。

父亲说他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不好好学习，英语在初中考试时只得了19分。他当时特别爱看武侠小说，从薛仁贵征西，到薛丁山到樊江关娶樊梨花，再到薛刚反唐，把薛家祖孙三代都看了个遍。后来他也算是幡然醒悟，从头认真学习。抗战初期，日本轰炸芜湖，祖父带着祖母，还有父亲与姑母，从安庆出发，一起逃难。到了阜阳，局势稍微平静，父亲就还想继续读书。找到阜阳的一个中学校长，表示自己还想读书的愿望。那校长真是不错，不但收留了父亲读书，还免费供给父亲一顿午餐。父亲后来一直很感念这位校长。

父亲高中毕业时，抗战还没结束，父亲想进兵工学校，为抗战出力。但他的老师劝他报考大学，去学物理，一样能报效国家。那时读大学，政府是给一点助学贷款的，但是似乎可还可不还。后来如何，父亲没有说，似乎不了了之。1949年，父亲因公出差，走到长沙，长沙解放了。父亲就脱离了他工作的国民政府兵工署，后来到武汉解放军的中南军政委员会要求工作。那时新中国还没成立，所以跟父亲一起参加工作的后来都成了离休干部。父亲的单位似乎不甘心让父亲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卡得很厉害，但至少在医疗上让父亲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这对于他在医疗上的开销有很大的帮助。

有好多事，过去我从来没想过要问父亲。而我的女儿可敢跟她爷爷什么都说。作为祖父，父亲也愿意跟我女儿说过去的一些事情。所以好多父亲的事并不是父亲告诉我的，而是我的女儿告诉我的。因为父亲是独生子，虽然他有妹妹，是我的姑姑，但那时家里只有一个男孩的，就都算独生子。所以父亲小时候多少有点被娇惯。例如，他穿了一双新布鞋，走到雨后的水坑边，绝不自己跨过去，也不会跳过去，也不会脱掉鞋子趟过去。就在水坑边站着等。等什么？等着有人把他抱过去。父亲小时候也是非常淘气的。

父亲在晚年依然很爱读书，有的新书他听说出版了，就告诉我，让我在北京买，再给他带过去。父亲也练书法。后来他对草书兴趣很大，总在琢磨一个字，用草书写能有几种写法。我对书法一窍不通，所以从来也没关心过。

父亲说，儿子一般对父亲都不是太亲近，儿子对母亲比较亲近。所以教育儿子就应该是母亲的责任。因为父亲严厉，儿子都有点怕。而对于母亲，做儿子的就不会怕。所以父亲管儿子是管不好的，只有母亲去管，才能管好。这些话或许也有些道理吧。可是三字经里说，养不教，父之过。与父亲的说法矛盾吗？应该不会吧。养了儿子就要管教他，如果不管教他，自然是父亲的过失。但是管是一回事，能不能管好是另一回事。可能还得父母都配合，这孩子才可能教育得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