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维系了两千多年，与其社会生产力总体发展比较缓慢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千多年来，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儒家思想都是在意识形态中居于统治地位。极个别时有佛教思想曾经一时盛行，但这时的佛教思想依然与儒家有着某种契合。如禅宗，依然不可能完全摆脱儒家的思想。

大约三十多年前，有人把中国封建社会的这种漫长，归结为一种所谓超稳态结构。这种说法在当时很新颖，可是细想起来，它只不过是用一种新型的架构（或者说是建构）来描述这样一段历史，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超稳态？这种超稳态结构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结构本身是给不出答案来的。

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特别是历代封建帝王都不能丢掉尊孔这一法器，其实不过就是用儒家思想中的纲常伦理来对整个社会形态实行一种掌控。儒家思想之所以被称为“礼教”，这“礼”的规矩也恐怕是封建社会存在的一种思想结构或者是一种制度结构。

不论早期孔子思想有多少闪光的东西，但在尊孔的大礼中，孔子都被尊崇为纲常伦理的始作俑者。没有君臣父子，就没有整个封建王朝，也就没有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孔子或儒家思想的其他内容，几乎都是在为这个核心思想来服务的。

由于儒家思想处在如此崇高的地位，所以那些传统文化中的非儒家思想就不由自主地被排挤到非主流地位。那些思想一般都不太关注这种纲常伦理，老子思想主要倾向无为而治，别管那么多事，不管那么多，国家反而不难治理。老子的思想在唐初曾经时兴过一阵，但也只是一阵子，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庄子思想就倾向于什么都别较真，这么看可以，那么看也可以。一较起真来，大家都不自在。这种思想肯定也不能被帝王们所接受。其他的百家思想也都掀不起什么浪头来，都被儒家思想压下去了。

佛教思想传入中国后，在不同的时期曾经有过较快较兴盛的扩展。无论是在南朝，还是在北朝，曾经扩张得乌泱乌泱的。可是都去当僧尼，没人干活了，国家财政急剧下跌，这皇上老儿哪里受得了。周武帝一声令下，灭佛！强迫僧尼还俗，都给我劳动、干活、生产去，还得带着生娃。佛教后来虽然再有恢复，但已经绝对达到不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风光了。

佛教思想对于人们看待世俗红尘也多少是有那么一点积极意义的。别什么都看不透，该放下就得放下。什么都放不下，只能成为自己的迟累。可是如果说什么都看透了，看破了红尘，好像也没那么容易。所以很多人还是在红尘内外纠结来纠结去，纠结不休。

人们曾经简单地把在中国盛行过的思想归结为儒、释、道。其实这只是指影响较大的三家。除这三家外，当然还有不少其他的思想。而且，儒家思想中，有些观念也是有点矛盾的。当然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儒家观念中存在矛盾也不应该奇怪。比如，儒家思想中的忠与义。忠是要忠君，而义，没说不忠君，可是义更是要表达所谓替天行道的含义。如果没有义，那忠就是愚忠。忠于明君才是忠，忠于昏君就是愚忠。反对昏君就是义。可是谁来判断你忠的是明君，还是昏君？你到底实行的是真正的忠，还是愚忠？如果你不忠于君王，那你是要造反，还是要举义旗？这些都不容易找到正确的答案。

简单说来，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复杂的体系时，不可以简单地把某一派某一家当成唯一的珍宝，也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敛到一块儿，说这些都是宝贝，谁都不能乱碰。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分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浩瀚的文献数不胜数，如果不去精挑细选，怎么才能认真地处理这么多文献？怎么才能辨别其中的珍宝与糟粕？如果说，我们不可能对自古至今的所有文献都做一个梳理，那么至少对那些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文献来做这种详尽的梳理。

梳理传统文献，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环境与历史条件。单纯的就事论事是不太容易看清其中的思想与观念的。研究历史，研究历史文献，都不可能离开历史唯物论，不可能脱离历史背景来考察当时人们的思想，也不可能真正梳理出珍贵的思想来。

正如考古一样，在挖掘出来的一堆泥土之中，总要精心剔除污秽，小心翼翼地修补残缺，需要粘合的还要仔细粘合起来。最终才有可能从中得到几样国宝级文物。我们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大约都要秉承这样的精神。任何粗制滥造都可能把宝贵的东西毁掉，那就肯定既对不起先人，也对不起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