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8日上午十时许，突然接着二弟的短信，只有几个字“妈妈今天走了”。看到这几个字，心中就是一震。虽然母亲的情况我们早就预感，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还是让我受到很大的震动。于是立刻与弟弟通电话，弟弟说，昨天夜里母亲就睡得不安稳，不时地在叫喊，可是听不清在喊什么。早上听到母亲在咳嗽，约九点多，忽然感觉母亲那边很安静。再过去一看，母亲已经没有了呼吸。二弟立刻给母亲做心脏按压，试图恢复母亲的心跳。这时，三弟听到消息后，也从家里赶了过来，与二弟轮流给母亲做心脏按压。

120急救车赶到后，做了心电图，量了血压，对弟弟们说，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心电图是直线，血压为零。后面的事，就是给母亲清洗身体，更换衣服。

我在电话里对二弟说，我马上就赶回去。老伴很快联系到女婿，然后就驱车直奔天津。到了家里，走到母亲的遗体前面，我立刻下跪，磕了四个响头，口中连喊“妈妈！妈妈！”眼中没有眼泪，但心里特别沉重，想到的只是这样一句话，我没有妈妈了，我没有妈妈了！

与弟弟们简单交谈几句后，三弟要为办理死亡证去跑社区等地开证明，还要去社区医院开母亲的死亡证。我想起几年前，在父亲去世后，母亲执意要办理遗体捐献的事宜。当时三弟不太同意，因为父亲当时在捐献遗体的时候，就有家人表示不赞同。母亲说，既然三弟不肯去，那你来帮我办这件事吧。我是赞同和支持母亲的做法的，当然就去找到天津市红桥区的公证处，在他们的协助下，办理了遗体捐献的申请事项，以及公证书。

三弟已经把公证书的文件都准备好了。在我的女婿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天津医科大学教务处的电话。因为是星期六，办公室里没有人。但电话留言里给了一个手机号。我拨打了这个手机号，一位姓王的老师接听了电话。交谈几句后，初步确定了星期一他们派车来运送遗体。在这个过程中，我问起，遗体在家里停放这几天，我担心会发生一些不好的变化，问王老师应该怎样处理。王老师给出的建议是，可以找一个殡葬服务部存放遗体，也可以租赁一个冰棺，在家里存放。

三弟妹的一个妹夫有些关系。在他的帮助下联系到一个殡葬服务部，租来了冰棺，将母亲的遗体摆放好之后，启动电源。冰棺能保持零下七到九度的低温。这可以保证在母亲的遗体运送走之前，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初步的事宜都安排得差不多了。我和弟弟们谈起了过去的往事。有些事，母亲跟弟弟讲过，而我却从来都不知道。二弟说，母亲告诉他，我是出生在汉口协和医院，二弟出生在安庆同仁医院。而三弟出生在什么地方，他们俩都不太清楚。而这事倒是我还知道。我告诉他们，三弟出生在北京友谊医院。那应该是苏联专家援建的医院。我之所以有这个印象，是因为母亲在生产前已经住院，父亲带着我和二弟到友谊医院去看望母亲。母亲挺着大肚子，穿着病号服，和我们笑着谈天。这个印象还是很清晰的。汉口协和医院与安庆同仁医院都是外国人办的医院。那两所医院原来的医生护士都是外国人。汉口协和医院是英国人。安庆同仁医院可能也有英国人，但是不是还有美国人就不清楚了。北京友谊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是中国人，但有苏联专家。

小时候在安庆，我记事的时候，二弟已经出生了，由外婆帮助带着。母亲还要上班，所以没有时间带他。我由祖母带着，所以平时是看不到母亲的。只是隔三差五，祖母带着我去外婆家，间或能够见到母亲。但是，在安庆时与母亲相处的记忆几乎为零。有时，父亲从外地回来，与祖母和我一起吃饭，这时我也没有见过母亲。

1953年，从安庆到北京时，祖母带着我，母亲带着二弟，坐上从安庆到汉口的轮船。二弟小，和母亲有个床位。我和祖母就睡在船舱的地板上，只铺着一张席子。

到北京后，和母亲就天天见面了。母亲在邮局上班，早出晚归。家务都是祖母和一个从安庆带来的保姆一起做。母亲在星期天的时候，也一起搞卫生。我印象较深的是母亲总是在擦窗户的玻璃。我家还得到过一个居委会发的“清洁”的标签，原因就是玻璃擦得很干净。

记得母亲刷牙时，总把一副假牙取下来用牙刷在刷。我从来也没想起问过，母亲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配假牙。这次二弟告诉我，母亲在贵阳时，那时也就二十多岁，因为患严重的牙周炎，上牙床的四颗门牙全给拔掉了，只好配上假牙。这假牙一带就是七十年。2016年，我把母亲接到北京，住了三周。晚上母亲刷牙时，还是自己取下假牙，自己用牙刷在刷。

母亲一生极为节俭。一件外衣，一穿很多年，打了补丁，也还要穿。从经济条件来说，母亲不是非穿补丁衣服不可，但是她从来不讲究这些外在的服饰。我的姨妈和舅妈们，从经济条件上，都没有母亲的收入高，但母亲的服饰永远是最简朴的那一个。有时，我们或她的儿媳们给她买了新衣服，她都说真是没有必要，她有衣服穿。

母亲到了晚年，依然节俭。一支牙膏，直到再也挤不出来了，就用剪刀剪开，用牙刷在上面涂抹，继续使用。母亲说过，当年在抗战时期，生活特别艰苦，所以这种节俭的习惯就一直保留着。任何一点浪费母亲都不能容忍。

母亲对我们的管教还是很严格的。虽然母亲上班工作，时间很紧，在那个年月，晚上还要在单位开会，不到九点都到不了家。特别是祖母去世、父亲调往外地后，全家的家务和对孩子的管教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有一次，我因偷了一张京工大院食堂里工会正在出售的电影票，然后编个瞎话去首都电影院看电影。回来被母亲揭穿了，于是拿着一根扁担用力地打我。说是用力，只是我当时的感觉，现在想来，母亲能用多大的力？但那次教训后，这类事我是再也没有干过。

那根扁担是怎么来的？弟弟说了这样一件事。当年我们住在车道沟时，压水井供水总不正常，需要用水缸储存一定量的水。于是父母和家里的保姆到蓝靛厂去买水缸。买水缸这事我有印象，但为什么要买水缸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们一家都去了蓝靛厂。我小时候有毛病，坐车、走路、坐父亲的自行车，都容易头晕，一晕就天旋地转。那次去蓝靛厂，走到半路，我又晕了。结果母亲和保姆轮流背着我，继续往前走。买了水缸，没法弄回来。父亲就买了根扁担，由母亲与保姆俩人一起抬了回来。

后来，那个水缸不再用来装水了，改装粮食了。后来水缸破了，找人给锯上，继续使用。直到2005年父母搬家，从天津丁字沽零号路搬到湘潭道水竹花园，这个缸才弃之不用。那也至少用了五十年。

我个人感觉，自我小学五六年级直到初中，母亲对我似乎有点偏爱。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我也说不清。具体有哪些更详细的事例，我也想不起来了。但这种感觉一直存在。在母亲的关爱下，我真的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后来，母亲带着弟弟随父亲搬到天津。我不想离开北京，但对与母亲的分离是有点难过的。

自从离开家自己独立生活之后，开始并没有怎么特别想家、想念母亲。有时生病，也不想别人那样，一有病就会想家。但突然有一天，我特别想家，主要是特别想念母亲。这种想法当时怎么也克制不住。结果弄得中专时的班主任也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太正常。可是我对他什么也不想说。

参加工作之后，每年都有探亲假。其实，平时春节、五一、国庆都可以回去。一回到家，母亲就想方设法给我做好吃的。当她知道我喜欢吃猪肘子时，每次我回去，她都要炖猪肘子。但是我毕竟一天天长大了，对母亲的依赖也越发减少了。这样的感觉我并不喜欢，可是似乎也没有办法改变。

记得小时候，我闹肚子。晚上母亲抱着我上床睡觉。那次，母亲用手轻轻地拍着我，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母亲在拍我睡觉。多少年后，那种感觉依然记忆犹新。可能在母亲的怀抱里，心里是最踏实、最安静的。

母亲虽然没有说过，但是我能感觉到，当母亲离开北京时，是希望我也跟着一起走的。可是由于我很希望自己独立生活，能尽早离开家庭，所以对母亲的感受虽然也了解一点，但更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所以从16岁之后，与母亲就是聚少离多了。

父亲离世后，母亲也要办理遗体捐献事宜。这次弟弟告诉我说，其实母亲是最早要提出捐献遗体的。当时父亲对母亲说，我们都这么老了，这样的遗体谁会要？父亲原来从来没有提过他要捐献遗体。但在病重的最后几天，他却坚持一定要捐献。弟弟说，父亲就怕给我们添麻烦，而他一生中最怕麻烦别人。这话我也理解。母亲走后，有亲属说，还是火化吧，不要捐献了。我们弟兄三人都表示还是要尊重母亲的遗愿。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在她的儿子们的心里，母亲永远是最伟大的母亲。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