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或许六十岁以下的人都不一定很清楚。这是在1960年，中央在对一份有关企业管理的报告中所做的批示里，所提出的说法。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即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与技术改造的时候，要注意企业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三者的结合。

这里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根据当时企业的一些具体情况来提出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全面学习苏联的工业化经验，也把苏联的企业管理制度引进到中国的企业中来。苏联的企业管理是强调厂长负责的一长制。我们也这样做过，后来发现，这种照搬苏联的一长制存在不少问题。如会让领导干部的行政命令作用过大，忽视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对党委的作用发挥不够，容易形成厂长等干部的官僚主义，等等。所以，中国的企业就开始实行党委集体负责制。当然，这一改革有好的一面，也有存在弊端的一面。集体负责，但结果是几乎无人负责。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企业又改回到厂长负责制。学校改成校长负责制。但后来，在企业中仍然存在原来曾经出现过的问题，而学校里，则出现对思想政治工作不太重视的问题。所以，中国的企业与学校都再度改革，企业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学校则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书记成了企业与大学的第一把手。或许这样的改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但与原来的机制相比，问题可能会少一点。

当时，在批评可能引起官僚主义的厂长负责制的一长制的同时，中央强调了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即企业各级干部都要用一段时间参加生产一线的劳动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求各级管理干部要真正深入到生产一线，了解企业一线的具体情况与问题，了解工人工作的状态，了解工人的思想状态，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同时，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也有利于干部与群众关系的融洽，避免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滋生官僚主义。

应该说，干部参加劳动这一条，是具有中国企业管理特色的，对于企业中干部与群众关系的协调与改善，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条被丢弃了。用所谓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否定了干部参加劳动这一条，其实不过就是用西方（包括日本）的那一套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来作为所谓现代管理制度的唯一模式。事实证明，在企业脱离国家管理的一段时间内，大量的腐败现象滋生，干群关系恶化，官僚主义严重，极大的损害了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效率与声誉。所以，在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之中，有必要恢复干部参加一线生产劳动的规定。

工人参加管理，更是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后来中国有企业负责人到日本参观访问，问起日本企业的管理经验。日本企业中也有工人参加管理的事例，其董事会中会有工人董事。中国人感到很新奇，日本人说，这还是从你们中国那里学来的。这就是从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称之为“鞍钢宪法”内容中的工人参加管理，在日本某些企业中形成了制度化的做法。

而在文革前形成的这个鞍钢宪法的经验，在文革中被彻底打烂了，而在文革后又没有及时恢复起来，反而基本全面地照搬西方企业的管理经验和管理制度。现在的国有企业里，根本就没有工人参加管理这一项思维，真是把老祖宗的宝贝给丢得一干二净，是有点太不应该了。

至于企业的技术革新与技术改造，为什么要由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组成三结合，这也是出于实际的需要。技术革新与技术改造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需要提高生产效率，需要改善生产安全环境等。那么对于技术改造的设备部分，工程技术人员比较熟悉和了解，但对于工人在操作中如何真的能提高效率，又能保障生产中的安全，那么一线工人就比较有发言权。而企业领导干部就需要在资金、时间调度和人员安排上说得上话，能拍板做决定。这三者的因素缺一不可。现在在企业中，一般获得成功的企业技术革新与技术改造，同样离不开这三者的结合。而西方式的企业管理，能促进这样的技术革新与技术改造吗？苏联式的管理也很难做到有高效率的技术革新与技术改造。所以这种从实际中产生出来的经验和办法，确实是有着中国特色的。

现在翻回头再来看“两参一改三结合”，其中也有过一些形式主义的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的，是有着实践意义与成功范例的。我们现在的国企改革，除了结合当前的实际进行更为合理的调整与变动之外，对于过去成功的经验，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弃之如敝屐。这种把宝贝不当宝贝的败家子作风，早就应该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