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来自光明日报11月25日报道，山东临沂大学在新一轮专业技术岗位改革中，在工资待遇方面采取了向教学科研第一线人员倾斜政策，引起在位8个处长辞职当教授。这则消息似乎主要被当做正面意义来解读，认为是学校打破“官本位”的有力举措。几位博友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其中有的认为，学校这几位处长的辞职当教授的行为没有那样“正面”意义，我同意。

行政人员当教授“自古有之”，我们俗称双肩挑干部。所不同的是，在文革前双肩挑干部主要限于极少数校级和系级领导。例如，我上学当年北京地质学院的马杏垣副院长（温家宝总理的研究生导师，国际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及后来武汉地质学院院长王鸿贞教授，他们都是个学术大碗。但那时行政干部一般没有教授们去兼，有几个原因：一是一些为新中国出过力的老干部需要安排，他们自然不适合搞教学科研，只能安排有关部门当领导，包括那时的教务处长和科研处长等，同时也体现党对大学的坚强领导。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师待遇比行政领导工资要高。在我的印象里，一个讲师工资与处级相当，科级只能与老助教工资相当。我校唯一的一级教授冯景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弟弟）教授340元工资+100元（车马费），可能超过省级，我们院长高元贵（12.9老革命，中国大学肄业，行政8级-副部级）好像270多元，我们系一位副教授160多元。那时我们当学生的并不羡慕当官的（也不认识什么官），对老师可是尊敬有加。那个时候才是重视教师的黄金时期，试想在那样尊师重教的氛围中还会有教授打破脑袋去竞选处长吗？

回过头来讨论这个大学的几位处长辞职当教授的行动，看是否值得褒奖。从报道上看，他们“辞官从教”是想“一心一意当教授”。当然为什么此时想起要一心一意当教授呢？那位在社科处长位子上12年的处长还是在这个位子上当上教授的。我大胆质疑他晋升教授时是否够格。如他自己说：“在处长位子上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的教学和科研”，那么当了5年处长后晋升教授的成果从而来。此外，几位处长“辞官从教”的时机选择也恰到好处。因为，学校新出台的教职员工待遇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也许从以前重行政轻教学科研，转变为“向教学科研一线倾斜”。从报道中几段耐人寻味文字可以看到，“能够让他们下如此决心辞去举足轻重的行政职位，足见临沂大学政策倾斜的力度之大”。“教授最末位四级岗位的津贴每月也要比处长多20%”“特聘教授二级岗位的岗位津贴则是教授四级岗位的5倍左右”。显然，学校这个政策确实体现了向教学科研第一线倾斜，是值得称赞。因此，几位处长选择这个时候做出“处长辞官从教”决定的动机就不言而喻了。然而，从学校制定的条件看，我估计绝大多数教授只能是4级。因为三级教授的条件需要国家级奖励，一个省属高校不太可能有多少教授能够获得国家级一等和二等奖。所以，推测处长们辞职当教授是冲着那个20%工资增幅去的，恐怕一点也不冤枉。当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也是人之常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至少没有做错什么。

所以，最后总结我这篇博文的观点：这个学校大力提升教学科研一线教师的工资待遇，值得赞扬，也是打破“官本位”举措之一。但是几位处长辞职当教授的行为不值得过于“正面解读”。我国大学去行政化还要走很长路，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2012年11月27日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