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程代展教授的博文：“昨夜无眠”及几篇不同意见的博文，让我沉思，也有点“无眠”的感觉。其实程教授的博文传达给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和简单：希望经过自己精心指导和培养的这个已经“暂露头角”的学生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走下去，（为国家的数学学科作贡献）而学生不乐意，选择去当一个中学老师。不同意程教授意见的人将讨论重点放在“程教授是否应该如此精心培养学生”和“学生最后选择”的讨论。后面这个观点更加吸引人们的眼球，有人用“逃离科研”的煽情词语来描述这个选择，而程教授培养这个学生的“心路历程”似乎被“歪解”。对于这位年轻人，他的选择远没有结束，也许在中学教了几年书后又想回来继续做数学研究，这都是属于他自己的选择，旁人不必干涉。果然，看到程教授的“反思”博文里就提到类似行为的学生。我也曾经碰到过类似情况，领导希望我的一位得意门生留校任教，叫我做他的工作。我答复领导说：我主要负责指导学生做学问，生活方面的事情也会和学生聊，但对于工作这样的大事还是留给学生自己决定。我没有像程教授那样苦口婆心的规劝是因为我有私心，工作这样的大事管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因为这位学生要去北京工作，现在工作很好，我庆幸自己没有干预他的选择。

在讨论程教授博文中大家比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老师是否该如此倾心于学生和是否该过问（指导）学生的自主择业。这两个方面都是关乎师生关系的重大问题，开展讨论很有必要，尤其对于梳理当下世俗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很有意义。况且，对于一个导师指导学生的风格方面见仁见智，即使与国外大学相比在培养学生理念方面差异也很大。在很多讨论意见中我注意到：我们究竟该如何倡导正确的舆论导向，我们是否应该从程教授的博文中提炼正确的价值观。我们的社会已经伤的不轻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和观点对这个浮躁社会火上浇油。为此，我在相关博文的评述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我的观点：“，，，但确不能体谅一个40后教授的内心爱才情结和爱国情结，只能是时代的悲哀。一个教授如此倾心培育弟子确得不到起码的理解更是国家之不幸也”。

我和程代展教授属于同龄人，他比我高一届，但由于文革原因我们64和65级都是1970年同时分配。当然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到海外留学，取得过不菲的学术成果。他的“昨夜无眠”博文的主要思想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很具有代表性（指上世纪45年代左右出生，社会上称为老五届，即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的66、67、68、69、70五届学生；文革中没有经过高考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称为新五届）。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具有什么时代特征呢？我回顾并总结自己的经历是：长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让我们深刻铭记“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最”幸福；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尽管文革给我们的学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我们70届只上了一年大学），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为此我也怨恨过，但那是国家之不幸，只有“理解万岁”。因此，在我们身上“国家利益”烙印很明显。我在博文：“我可敬的大学同班同学”中以实例谈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特点。1970年毕业分配时，我们班几位同学坚决要求到国家最需要的西部地区工作。一位同学坚决要求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到条件艰苦的宁夏工作。本来地质工作主要场所在野外就很辛苦，西部的野外工作就更辛苦。这点从温家宝总理善对底层百姓也可以看到，他的平民情结与他在西部地质队10多年的工作经历有关。现在有的年轻人也许无法想象我们那代人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其实我们也是从上一辈以钱学森为首的科学家哪儿领悟到的“国家利益”理念。我至今清楚记得，1965年全国高考作文两个题目中任选一个：“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那是他们正在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论又红又专”，我选择了后者。因为，人民日报刚刚宣传过钱学森的事迹，我正好看过。他们那一批人有的为了国家利益，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到贫穷的祖国，隐姓埋名几十年。这种情操难道不值得年轻人学习继承吗？国家的发展终归要靠年轻人，这是历史的必然。

因此，在程教授身上正是体现了我们那代人的一些特质。我们尽管不能和上代人钱先生的高尚品质相比，但我们的良心和基本价值判断和“国家情操”无疑应该是正确的。从年轻的张海霞教授的博文中也看到这一点，让我感到欣慰。看到现今我们社会上一些丑陋现象，尤其是高等教育界的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偶有“无奈”的感觉。我看到日本的多位诺奖获得者依然在自己祖国本土为国效力，也让我感动，同时也让一些人汗颜。所以，我认为，老一辈人的这种“国家情操”应该具有普世价值，但愿我们的年轻人能够与祖国共同成长的同时，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