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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学术路上几位前辈师长 精选

已有 6355 次阅读 2018-8-10 07:06 |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感恩学术路上几位前辈师长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在以前多篇博文中介绍过在我数十年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生涯中以不同方式帮助和影响过我的多位前辈和晚辈学者。我是一个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兄弟姐妹亲情之恩,夫人对家庭“服务”之恩以及众多晚辈学生朋友的帮助之恩。此外,作为大学退休老师,在几十年的教学和学术生涯中亲身感受到若干前辈老师的科学精神。有的老师虽然没有直接给予我具体帮助,但是他们的学术风范深深地影响了我,潜移默化助我学术成长。现在对于我们这些70开外的人,常常回忆这些往事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我将这些经历形成文字供学术晚辈们参考。

我的大学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乱世中完成。1970年毕业时没有按时颁发毕业证书,更没有学士学位证,因为文革前我国高等教育还没有实行学位制度。后来补发的“毕业证”只是证明我们在学校呆了五年时光而已,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完成学业。当然,这与我们自己没有关系,那是国家的灾难时期。198054日补发的毕业证是这样表述的:“学生刘庆生于19659月入本院(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学习金属与非金属地球物理勘探专业五年,准予毕业”,没有“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准予毕业”的文字表述 。当时的红印和钢印都是“武汉地质学院”,因为,此时我们已经被迫迁出京城定居武汉。由于文革耽误,我国高校1966-1968三届毕业生没有留校任教学生补充教师队伍。所以,1970年国家决定,在1969届(在学校已经呆了六年)和1970两届学生恢复留校学生任教(包括补充行政人员)。然而,对于我们1970届留校任教学生,大学五年期间只在196510月(整个9月新生练习队列走步,庆祝国庆节天安门前游行)至19665月期间学习了一些基础课程(期间还在张家口一个部队下连当兵38天)和1967年“复课闹革命”学习了几个月专业课程。显然,凭这点基础知识,我们面临如何成为一个合格大学教师的严峻考验,为此,我们这两届留校教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当然,事在人为,毕竟在大学任教学习条件很好,教师资源和图书资料很是丰富,只要肯学习,完全可以弥补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学业带来的损失。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为我们创造了有利学习条件,我们勤奋刻苦努力,最终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

显然,这里介绍的几位学者和老师只是帮助和正面影响我的众多学者的代表。这些学术前辈的学术思想和行为潜移默化感染和影响了我。以至于时隔多年依然能够清晰回忆起当年的许多美好场景。按照时间顺序具体介绍如下:

第一位是大学期间的物理老师蒋智先生。蒋老师大学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白白胖胖的个子。50多年过去了,至今脑海里依然能够清晰记住他那严肃的面部表情。他的物理课讲得非常精彩,除了讲授普通物理学的基本知识外,在课堂上蒋老师常常强调我们学生在学习中要“多思”。 由于蒋老师“多思”的话说的多了,以至课下我们班同学给他起了一个雅号叫“多思”老师。也许有的同学觉得这只是一个玩笑称谓而已,可我却将蒋老师的“多思”教诲铭记在心里。“多思”成了我长期以来科学研究中的习惯思维。无论参加学术会议,还是阅读科技文献以及与同行交流,都会主动“多思考”,将别人的先进知识和思维方式通过“多思”变成自己的科学研究行为。

第二位老师是国际著名矿物学家彭志忠教授。彭老师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即随清华大学地学系师生一起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他因测定出葡萄石的晶体结构而享誉世界,破格晋升副教授。1970年彭老师来到刚成立的湖北丹江“校办五七地质队”工作,我毕业留校时也分配到那儿成为“新工人”。在那阴暗潮湿的平房里,彭老师和另一位物理张老师(195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共住一室,当时条件极其艰苦。我们两位年轻老师住在彭老师前面一排平房的一小间。因此,我经常到彭老师那儿聊天,看看这位学术大碗的工作风格。当我看到彭老师书架上摆的满满的专业外文书籍时,我很感慨。因为,当年大多数年长教师并没有将这个校办地质队当成长久工作场所。所以,一般随身只带了一点基本的教学参考资料应付而已。事实上也是如此,这个“校办地质队”只存在两年,1972年我们重新迁回北京。当时看那状态,似乎彭老师准备要在丹江长期呆下去的打算。其实不然,与书相伴已经成为了彭老师的“生活习惯”,大有“人在书在”的气势。有一次,我问彭老师,这么多外文书应该会有不少属于作者赠送的吧,他认真地对我说,“不,那是我花一个子儿一个子儿买来的”。在如此简陋条件下,彭老师依然乐此不疲地做他的科学研究,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一直激励我克服困难勇向前。

第三位是数学老师李锦才教授。印象中他是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广西大学。李老师来自广西农村,夫人没有工作,是一个“全职太太”。李老师家里子女多,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负担,生活比较困难。为此,李老师后来调入家乡的桂林地质学院(即桂林理工大学),以求解决孩子就业问题。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下,李老师依然坚持将数学与地球物理专业相结合的科学研究,重点是与地磁学相结合。他是学校数理学院给我们地球物理专业主讲数学课程的少数几个讲课精彩的教师之一(主要涉及高等数学、数理方程、复变函数、线性代数等)。我曾经完整跟班听完他给1976级学生主讲的数学课程。当年,像我们这样的行业特色大学,基础课部的数学老师一般不做科学研究。1987年我第一次给地球物理专业主讲磁法勘探时由于课程中涉及较多的数学公式,其中有三个公式推导较难没有把握。我及时请教住在对面的李老师,请他为我把关。几天后,李老师答复我,我这三个公式的推导没有问题。李老师在家庭生活困难条件下“自觉”坚持科学研究的精神令我钦佩和感动。那时没有科研经费支持,他完全是“自讨苦吃”做自己喜欢的科学研究。我在李老师身上学到了做科学研究的乐趣,是我与后辈谈论科学研究精神的典型“案例”之一。

第四位是我国著名大地构造学家马杏垣教授,温家宝总理的硕士生导师。马老师1948年博士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后来长期在北京地质学院工作,曾任副院长。文革结束后调到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工作。我有一篇博文:“回忆30年前得到一位老科学家的帮助”说的就是他帮助我们后辈年轻人的故事。马先生属于我国大地构造领域的“少壮派”。在此之前我国地质科学界已经拥有了五个享誉世界的大地构造学派:李四光的“地质力学”,陈国达的“地洼”,黄汲清的“多旋回”,张文佑的“断块”和张伯声的“波浪”。然而,马先生学习前人但并不照搬,他的科研团队依据河南嵩山地区多年科学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伸展构造”学派。马先生的“不唯上”,“只唯真”的科研创新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第五位是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原武汉地质学院院长王鸿祯先生。王先生1947年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950年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我们1972年从湖北丹江校办地质队迁回北京时曾经同住在学12楼三层,他家住在最东南面一大间和北面一小间。当时同一层住户还有多位“牛人”:岩石学家池际尚先生(温家宝总理常怀念的一位老师),石油地质学家陈发景先生,地质学家何锦宇先生等。王先生不苟言笑,表情严肃,虽然同住一层楼,我们这些物探系的晚辈似乎没有人和他说过话。而更靠近我们居住房间的池际尚先生性格随和,几位物探系的留校老师还和她打过牌。王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高大上”的严谨学术人。据说年过70还坚持出野外带学生,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多年来没有看到他在媒体上就社会问题和高等教育方面“高谈阔论”。王先生的“低调务实”和“潜心学问”学术风范深深感染了我。

第五、六位是师生俩,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遵义先生和他的学生殷鸿福先生。杨先生1939年博士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除了学术成就辉煌,他的英文非常棒。据说文革结束后不久,一个地矿单位希望将一些科研成果资料翻译成英文向国际同行传播,但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专业英文翻译人才。后来托人找到杨先生,但是当时英汉专业词典也很稀缺,难倒了地矿单位有关人员。杨先生听说后告诉接待人员,不用找词典了,你们只管将科研文字材料拿来就行,他的专业英文水平惊呆了相关科研人员。杨先生总是一副慈祥善良的老人形象,对人谦和,尤其对我们后辈,有求必应。那年我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Hansen教授因科研需要电话联系,我的英语口语无法应对,只好请杨先生出面,他听了我的解释后立马说,我帮你说去。殷鸿福先生是杨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当时没有学位),无论是学术风格还是科学精神深得杨先生的嫡传,他俩是学校国家级“地层古生物”团队科学传承的第一、第二代标志性人物之一。殷老师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我在博文:“回忆我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Hansen教授合作”中详细记述了他们师生俩推荐和帮助我与Hansen教授科研合作的经过。他们是我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的“启蒙老师”,我对他们始终心存感激之情。杨先生和殷先生在学术上帮助后辈的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诚然,除了上述介绍的几位前辈老师外,还有很多后辈学人对我学术上也曾经或正在给予大力帮助。例如高山教授,我的两篇博文:“我谈高山院士的科学精神”(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转载),“我与高山院士的交往”(今日科苑转载)详细介绍了我们相识相知及帮助我的故事;岩石学家ZJP教授以及与我英文姓名缩写三个字母相同的地球物理学家LQS教授和地球重力场研究取得国际一流成果的WHS教授等。这些晚辈学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勤奋刻苦,较少受到我国当下学术管理的行政化色彩干扰,潜心做自己的科学研究,学风正派。这些晚辈学人的科学风范和精神始终是我科学研究的内心动力所在和教育我的晚辈的好素材。

 

201881日初稿,81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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