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如何判别比较优势

                                  ——“一个人的读书会”之三

本周“一个人的读书会”推荐林毅夫教授的专著《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

推荐理由：第一，如何让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摆脱贫困，不仅是世界银行这类国际机构的使命，也是经济学一直以来的使命，同样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第二，在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政策结合方面，林毅夫教授有独特的个人经验，本书也提供了一种表达的典范。在学术界，表达技巧、营销手段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没有几个经济学家不会为自己的理论变成政策而欢欣鼓舞。

在本书中，林毅夫批判性地回顾了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的基本框架和实施方法。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比较优势，继而决定了最优的产业结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其它基础设施必须与最优产业结构相配套；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改善本国的要素禀赋，继而实现动态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相对于林毅夫一直坚持的比较优势战略，新结构经济学并无新意，不过是由过去强调政府要遵循比较优势原理变成强调政府应主动基于比较优势去发现最优产业结构。可以理解，有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独特经验，林毅夫更加自信了，因此将过去的理论加以强化和升级了。

我对于新结构经济学强调遵循比较优势的基本思路没有疑问。毕竟，如果有人强调企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谁能反对呢？我有疑问的是起点：如何判别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林毅夫强调了从一国要素（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等）的丰裕程度来判断，同时借鉴要素禀赋类似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持续高增长国家的成功模式。我认为，这两个方法都不“靠谱”。第一，最新的研究表明（例如，Nunn，2007；Levchenko，2007），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要素禀赋，也取决于制度质量。换言之，光看要素禀赋未必能发现比较优势。例如，美国拉斯维加斯在要素禀赋方面毫无优势，但是内华达州和美国联邦政府能够提供很好的制度保障，硬是将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变成了全球最火爆的赌场。如果制度质量可以决定比较优势，而制度质量本身又是内生于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那么从制度质量来判别比较优势就非常困难了。第二，如果后进国家可以学习先进国家的比较优势和最优产业结构，那么先进国家当初又是如何发现比较优势和最优产业结构的呢？这形成了一个逻辑悖论。第三，一个国家不仅仅需要依靠比较优势，也要依靠绝对优势，前者是大卫-李嘉图的理论，而后者甚至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市场范围决定劳动分工的情形下，绝对优势本身就可以形成竞争优势，这与比较优势无关。如果遵循比较优势，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成功地开发了导弹、原子弹和航天等相关产业。中国能够做到这些，其实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足够大，有规模经济，付得起高昂的固定成本，经得起一定概率的失败。又如，凭借巨大的市场规模，如果政府全力支持，中国完全可以成功地开发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TD-SCDMA（可惜后来还是搞成了“一个国家，三种制式”，世所罕见！）和北斗导航系统。第四，对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最优产业结构的探寻，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事前往往难以预计，更多地依靠市场的事后筛选，因此政府难以起到筛选作用。如同林毅夫提出的“自生能力”概念，“最优产业结构”是一个事后的结果，不是事前的目标。已有研究表明，韩国和日本的产业政策都曾遭致失败。中国政府搞了那么多“战略性产业”，成功的有几个？

林毅夫批评现有的增长理论没有提出可操作性的政策，其实他的新结构经济学同样如此。为了与旧结构经济学区别，林毅夫强调既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又要让政府“因势利导”地去发现最优产业结构。这种试图追求完美效果的结果是导致了模棱两可的政策含义。尤其是，在一个强政府主导的中国，一旦政府可以“甄别”最优产业结构，谁还会相信市场能够发挥基础性作用呢？林毅夫不是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他这个主意完全脱离实际。

林毅夫在书中描述了韩国、印度、印尼、加纳等亚非拉国家的转型与发展，但是我更多地还是看到了中国案例的影子。须知，中国不是其它国家。至少，印度发展软件业的做法就完全违背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规律（霍夫曼定律），但我没有看到林毅夫对此臧否。

顺便说，书中充满了大量的电影桥段。作为中文读者，我认为纯属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