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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60年代的数学竞赛——兼说教育的急功近利 精选

已有 5583 次阅读 2017-4-14 08:37 |个人分类:教育|系统分类:教学心得|关键词:数学竞赛 教育 经济和社会发展 贫困

亲历60年代的数学竞赛——兼说教育的急功近利

现在提起来奥数和中小学的各种学科竞赛,是很受人们争议的。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则完全没有像现在这样各方面的议论。

众所周知,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初期,我们曾经经历过骇人听闻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到了1962年,情况终于有了好转,学校里的各种活动开始恢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逐步高涨。华罗庚先生在1962年到我读书的学校——苏州高级中学来做报告。我们在操场上听华先生讲他自己的经历,讲学习数学的重要性和学习方法。这使我们这些中学生很受些鼓舞,增加了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我知道数学竞赛这个事情是到了1963年,当时并不称奥林匹克,就称“中学生数学竞赛”。北京、上海在1962年都举行了中学生数学竞赛,于是,我读书的苏州,在1963年也要举行数学竞赛。那一年,我读高二,苏州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也只限于高二的学生参加。

数学竞赛是一个新鲜事,我们学生也不知道要赛些什么。暑假前,学校发给我们一本小册子,连封皮16页,总共收集了130道题。让我们利用暑假自己做一点练习。

我在暑假里面也老老实实地做了一些题,那些习题大概能够做出来一大半。因为现在我看在大多数题号前都打了一个对勾,那些题好像略微简单一点,在另外一些题号上作了三角或其他一些记号,大概是当时不知道怎么做或不知道做得对不对的。——现在当然更做不出来了,都觉得无处着手,也完全没有了做这些题目的兴趣,这大概是大脑老化的表现。

那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大概没有人把做这样的题目当作额外的负担。只是没有事情做的时候拿出来消遣一下罢了。——顺便说一下,我也完全没有现在高中生的什么高考倒计时,自己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家长更是不管这些事情的。

暑假过后的某一天的下午举行了数学竞赛,赛场并没有设在我的母校苏高中(就是现在的苏州中学)比赛,而是在苏州大公园附近的“市一中”。我班大概有十来个同学参加了竞赛。竞赛分成第一试和第二试,第一试主要是基础性的题目,第二试更加灵活一些。做完题,各人回家。无论是竞赛前后,老师都不大管这件事情。竞赛前没有辅导,竞赛后也没有分析竞赛试题。

在我印象中,我班的两位同学分别得到了第一试的第二名和第二试的第一名。当然,我名落孙山。不过,当时这好像并没有多少挫折感。对于竞赛的胜利者,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优待,学校好像也没有对此有什么大的宣传。也很巧,第二年高考过后,我班这两位得奖的同学与我都考上了中科大,有一位甚至到了中科大与我仍然是同班同学。当时中科大在北京,每年只在全国范围内招收600来名学生,所以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记得好像也正是在高三上学期的时候,学校就分别举办了语文和数学的兴趣小组。我记得我班有大概十来个人参加了数学兴趣小组,全校总共100来个人,在学校的阶梯教室,每周有一个下午的时间请一位数学老师来做一个讲座。来讲的老师都是学校水平最高的老教师,所讲的内容不是课本上的内容更不是高考的复习,完全是“超纲”的内容,像运筹学、拓扑学之类的东西,当然,只是一些初步。这些东西与数学竞赛也没有关系。同样,语文小组大概也是这种与高考和竞赛无关的内容,我没有去参加过他们语文小组的活动,但是常常看他们发下来的油印的文言文讲义。那时候,语文教学中古文已经越来越不时兴了,课文中古文的比例比50年代减少了很多。我看他们发下来学习的古文,现在还记得有庄子的《养生主》,韩愈的《进学解》等,倒觉得蛮有兴趣的。

在高三年级举办这样的兴趣小组,所讲内容与高考全无关系,不要说在现在如同天方夜谭一样,即使是当时,在全国的学校中恐怕也少见。

那时候,还有英语的口语竞赛,只有少数人参加。总之,那时候的各种竞赛,都是学生玩玩的,得到的是荣誉,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功利性,与高考也都没有什么关系。

从1962年经济开始好转,各项工作从恢复到兴盛,时间不长,政治上就越来越极左。科学、文化等业务活动都被越来越高涨的政治斗争所替代,到1966年终于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都置于混乱之中,一切正常的教育都烟消云散了。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那几年的教育能够这样比较平缓而正常的进行呢?人们不像如今这样的急功近利呢?

那时候,人们普遍贫穷,而几乎每家都有多个孩子。大多数人家不要说无力将孩子培养到大学读书,能够进中学读书的也是少数。即使是城市里,许多人家的孩子都只读到小学毕业,就想办法谋生了。好不容易读到初中毕业的,也有很多人选择上中专或技工学校,以期早日能够自己谋生。年轻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早日不要父母抚养,替家里省下一个人的饭钱(为什么说饭钱,不说生活费?那时候的饭钱几乎就是生活费)。做父母的期望也就是能把孩子养大,孩子能够有自己的饭碗,如此而已。再加上那时候高等教育的规模很小,同年龄中能够读到大学包括大专的,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实在也困难的很。即使读大学,毕业后也是国家分配,天南海北,并不能够给家里很多经济上的帮助。子女读书优秀的,读到大学的也就是家长的一个光荣而已。因此,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子女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不要闯祸,不要留级,能够学到独立谋生的本领,如此而已。

人们不会对没有产生的愿望或极小几率事件发生忧虑。这样,那时候的中小学教育所经受的压力并不像现在这样大,基本上能够按照教育的规律按部就班地进行,好的学校、好的教师也就力争多教给学生一些科学文化知识(顺便说一句,民国的教育情况及社会背景实际上也与此相差不大)。因此,那时候的教育,是低水平上的正常教育。

在这一意义上,现在这样的急功近利,所有的人都“急吼吼”的,生怕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使得我们的教育确实产生许多问题,这恐怕是时代急剧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生怕被落下,说明还是有愿望也有可能不被落下。有愿望比没有愿望好,有可能比没有可能好。在这个意义上,它仍然表征着社会的进步

随着我们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各种工人的经济待遇,人们普遍能够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我相信,在经济发展到比较发达的水平之后,也就是我们也跻身于经济发达国家行列之时,也就是说,当教育已经不再成为人们摆脱贫困的手段之时,我们的教育就能够逐步走上正常发展道路搞好教育的出路,并不都在教育本身,更在于经济的发展和有关制度的改革。我们需要为此而努力,但这并不是教育一个领域的事情,更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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