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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惠川：对崔君达“关于量子力学的解释”一文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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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惠川：对崔君达“关于量子力学的解释”一文的评论
崔君达在网上发表的文章“关于量子力学的解释”中，终于承认他的“复合时空论”不满足相对论协变性要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沈惠川等提出复合时空论不满足协变性要求。是的！是这样！”）这就给我们与他之间的争论，就此问题而言，划下了一个句号。
他想在物理学中引入“八卦”那玩意，我不明白为何要扯上Lorentz变换。既然是Lorentz变换，那它必须是相对论协变的；否则，就不要提相对论，就不要提Lorentz变换。他说他“可以明确地讲，我们不得不放弃狭义相对论原理，也就是放弃协变性条件”。因而人们可以得到的第二个结论是，当人们以后与他讨论问题时，可以认为他是不懂相对论的，可以认为他是不要相对论的。
当然他在不得不承认这两点时是十分要面子的。他说：“各位‘量子力学大家’们应该有一点量子力学的最起码的常识，就是薛定格方程本来就不满足相对论协变性要求！那他们为什么不对薛定格方程提出指责？！”我曾多次指出，并在“我的世界线：相对论”一文中再次指出：正是由于Schrodinger方程与相对论不协调，才有后来的Klein-Gordon方程和Dirac方程；也正是由于Klein-Gordon方程和Dirac方程并非彻底相对论的，才有de Broglie于1956年重新提出的“双重解理论”和随后Einstein对de Broglie“双重解理论”的支持。所以我说过，一部量子力学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不断使量子力学满足相对论的历史，而不是相反。
崔君达这篇题名为“关于量子力学的解释”的文章中，大部分篇幅是谈量子力学；但是他对量子力学的发展史不甚了了，对量子力学的各种诠释也不甚了了。
首先要指出的是，他提出复合时空论时，并非如他在文中所说“主要还是在实验中提出了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1. Bell不等式及其实验”。我和丁，潘两位在“复合时空理论和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武钢大学学报，1997年第一期第11-17页）一文中说过：“对崔君达前面谈及的缘由不必看得过于认真，因为他‘没有作案时间’：根据文[1]的说法，‘本工作来源于1966-1974年间的阅读和讨论，参加这种讨论的有崔君铭，崔君正，吴艾玲同志。’根据文[6]的说法，‘复合时空的想法大约产生于1968-1969年间’；但是Aspect等人的实验结果发表于1981-1982年间。崔君达本领再大也不可能使时间倒流；据笔者分析，他前面谈及的缘由是后来加上去的，目的是为了自圆其说。”换言之，Aspect等人的实验结果发表在他提出复合时空论之后；Aspect等人的实验结果并非他提出复合时空论的理由。
其次，他在文中说：“Bell不等式的实验的否定结果明确说明：‘以狭义相对论为基础的因果律被证否了！’凡是对量子力学的基础有一定认识的人都已明白：基于简单因果律的隐变量解释，包括‘双波理论’都已被实验证明：它们存在的基础已被否定。”他的这一说法，是一种流行的说法，在正统量子理论界好象很有市场。但我在“对‘Aspect实验与量子力学解释’一文的折磨”（大学物理，2000，19（4）：34-37）一文中已经指出，非相对论的非局域的Bohm理想实验并不等价于相对论的局域的EPR理想实验（关于这一点，可对照EPR原始论文和Bohm的书查证）；Bell不等式只是Bohm理想实验的具体化而且由于含有经典统计方案与Bohm理想实验有“位错”；Aspect实验充其量只能检验Bohm理想实验并且常有漏洞。因此，对Aspect实验结果的深入研究和解读，并不支持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的流行说法。崔君达的解读（他说“Bell不等式的实验结果则更加彻底地否定了这个学派”），只是重复了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的流行说法，只是他为了兜售其复合时空论而必须自圆其说的一厢情愿。
因而，第三，崔君达所说的“我本来以为，1964年Bell不等式提出后，以及后来的一连串实验的否定结果，已经把EPR佯谬的讨论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明晰的阶段”，根本就不明晰。这同当年von Neumann在《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一书中所论断的“不可能有隐变量”一样经不起推敲。（Bell说过：“如果认真地来看von Neumann的理论，它将会在你手中土崩瓦解。它什么也不是。它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愚蠢的......;当你将其假定翻译成物理的语言时，你会发现它是毫无意义的。你可以引用我的话：von Neumann的论证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人们有理由怀疑，他将如此需要认真辨析的重要问题说得如此斩钉截铁的不痛不痒，是有其目的的；联系到他为了自圆其说而进行的时间倒置，这一怀疑更加挥之不去。Bell曾批评某些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学派的理论家们：“难道是靠故意的理论选择把模糊性，主观性和非决定论强加于人而可以不顾实验事实吗？”真是说得太好了！
第四，崔君达所说的“沈先生似乎并没有想明白，甚至抱住上世纪50年代的别人的老想法不变，也许还要变本加厉”也是不顾事实的自说自话。我在“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走向没落”一文中已经指出：
“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走向没落是有迹可寻的。
1927年L.de Broglie提出量子力学‘双重解’理论及其退化形式‘波导’理论。
1927年E.Madelung和1952年高林武彦（T.Takabayasi）提出量子力学的‘流体力学表象’。
1948年R.P.Feynman提出量子力学‘路径积分’表象。
1949年D.E.Blokhintsev提出量子力学‘系综诠释’。量子力学‘系综诠释’实际上涵盖了量子力学的‘流体力学表象’的思想。
1952年D.Bohm提出量子力学“量子势”诠释。‘量子势’诠释实际上是de Broglie‘波导’理论的翻版。
1956年L.de Broglie重新提出量子力学‘双重解’理论。
1957年H.Everett III和J.A.Wheeler提出量子力学‘大千世界’诠释（又译为‘多世界诠释’）。
1966年E.Nelson和1969年L.de la Pena-Auerhach提出量子力学随机诠释。量子力学随机诠释又称为‘随机力学’，它可将量子力学‘路径积分’表象包括在内。
1970年，主张量子力学系综诠释的L.E.Ballentine就在《现代物理评论》上撰文说：‘一个纯态提供了由同样方法制备出来的一些系统所组成的系综的某些统计性质的描述，而不一定提供对一个单个系统的完备描述。’考虑到Ballentine曾是《物理评论》中专门主持量子力学来稿评审的编委，他的这番话应当引起深思。
1992年，Harvard大学支持量子势诠释的D.Z.Albert教授发表了他的专著《量子力学与经验》。
1993年，Bohm的学生P.R.Holland出版了第一本以de Broglie和Bohm的‘因果诠释’为出发点的专著《量子运动论：量子力学的de Broglie-Bohm因果诠释描述》。当然书中并未论及de Broglie的双重解理论。
1994年， D.Z.Albert教授在《科学美国人》上一篇题名为‘Bohm对量子力学的另一种方案’的文章中说：‘可能Copenhagen诠释仍然是二流水平的平庸物理学家的指导信条，但对量子力学基础的认真研究者来说却很难再去捍卫那标准的诠释体系了。’
1997年，Texas大学主张大千世界诠释的D.Deutsch教授在他《实在的结构》一书中说,现在已‘几乎没有人’还相信Copenhagen诠释。有一位名叫M.Frayn的作家在一本题名为《Copenhagen》的书的‘后记’中说，他曾将Deutsch的观点介绍给许多所谓的‘量子理论家’。这些理论家们‘大为惊异’。Frayn不无幽默地说：‘也许我恰好遇到的是那被假设为一小部分仍然相信Copenhagen诠释的人们。’
1998年，L.E.Ballentine出版了以系综诠释为理论基础的新书《量子力学：近代发展》。在书中，Ballentine进一步强调：‘量子力学的经典极限，总是经典的统计力学而非经典的质点力学。’
以上这些事实，真实地反映了量子力学在国际上的近代发展。人们可以从中看到真正的量子理论家对真理的追求。反观国内那些还在坚信Copenhagen诠释信条并仍在误人子弟的人们的言词，实在是井蛙之见。
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走向没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以上事实说明了，从1957年H.Everett III起，仍有不少物理学家在对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提出改进意见；即使在1964年Bell不等式提出后，在1981-1982年间Aspect等人的实验结果发表后，也仍有许多物理学家对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发出不同声音。（而且我这里所例举的还不全。）崔君达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D.Z.Albert教授所说的“可能Copenhagen诠释仍然是的指导信条，但对量子力学基础的认真研究者来说却很难再去捍卫那标准的诠释体系了”，确实是真知灼见。套用Bell的话，我要告诉崔君达先生：“你可以引用我的话：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它正在走向没落！”
第五，崔君达说：“我建议沈丁潘先生，以及关洪先生等人，好好看一看在1956-1958年苏共20大之后，在原来苏联科学思想大解放的那一段时间苏联科学家们写的一些文章。”我不管关洪先生如何答复他。我的答复是，对于Fok (Fock)这些Copenhagen学派理论家所写的文章，我看都不想看，除非我想在其中找批判材料。我不明白，为什么回到Copenhagen诠释就是“科学思想大解放”？为什么他自己抱住80年前的Copenhagen诠释的老想法不变就是“明白这种发展的深刻意义”？为什么不同意崔君达先生的观点（也就是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的观点），就要落后100年？
最后，崔君达说：“恩格斯为此而写了《反杜林论》，认为也只有狂妄的杜林才总想用哲学去‘概括’科学。恩格斯认为哲学只是方法论。所以正确的研究科学的方法理应是使科学与哲学脱钩！”Engels在写《反杜林论》时是哲学家；正是由于“理应是使科学与哲学脱钩”，所以我不愿与崔君达谈Engels。我的世界线是相对论，我只愿意谈Einstein！
崔君达说他“在数学上和物理上并没有错”，但旁观者都知道他在数学上和物理上错了；他终于承认他的“复合时空论”不满足相对论协变性要求，实际上等于认错（尽管他在认错时还要找些"理由"）。他在量子力学诠释方面的认识也有问题，但人各有志，他愿意只做“二流水平的平庸物理学家”也只能由他；只是拜托他不要为了自圆其说而将其它量子力学诠释贬低得一无是处。（他应该明白，其他人也可以将Copenhagen诠释贬低得一无是处。更何况，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已走向没落！）实际上，他提出复合时空论的客观效果，已经从侧面验证了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走向没落的事实。尽管复合时空论的哲学方面有可参考之处，但与“Schrodinger猫”对应得并不好。他所说的“在这种情势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另外开辟新的思路呢”，“也只有这样，量子力学才能找到与之相协调的时空结构，那就是复合时空论。在此基础上发展量子理论才是比较恰当的”，在旁人看来，简直有点厚颜无耻，自视太高！这种话怎么可以自己说？！
关于崔君达文章的文风问题，我在“我的世界线：相对论”一文中已提到，不赘述。
他想在物理学中引入“八卦”那玩意，我不明白为何要扯上Lorentz变换。既然是Lorentz变换，那它必须是相对论协变的；否则，就不要提相对论，就不要提Lorentz变换。他说他“可以明确地讲，我们不得不放弃狭义相对论原理，也就是放弃协变性条件”。因而人们可以得到的第二个结论是，当人们以后与他讨论问题时，可以认为他是不懂相对论的，可以认为他是不要相对论的。
当然他在不得不承认这两点时是十分要面子的。他说：“各位‘量子力学大家’们应该有一点量子力学的最起码的常识，就是薛定格方程本来就不满足相对论协变性要求！那他们为什么不对薛定格方程提出指责？！”我曾多次指出，并在“我的世界线：相对论”一文中再次指出：正是由于Schrodinger方程与相对论不协调，才有后来的Klein-Gordon方程和Dirac方程；也正是由于Klein-Gordon方程和Dirac方程并非彻底相对论的，才有de Broglie于1956年重新提出的“双重解理论”和随后Einstein对de Broglie“双重解理论”的支持。所以我说过，一部量子力学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不断使量子力学满足相对论的历史，而不是相反。
崔君达这篇题名为“关于量子力学的解释”的文章中，大部分篇幅是谈量子力学；但是他对量子力学的发展史不甚了了，对量子力学的各种诠释也不甚了了。
首先要指出的是，他提出复合时空论时，并非如他在文中所说“主要还是在实验中提出了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1. Bell不等式及其实验”。我和丁，潘两位在“复合时空理论和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武钢大学学报，1997年第一期第11-17页）一文中说过：“对崔君达前面谈及的缘由不必看得过于认真，因为他‘没有作案时间’：根据文[1]的说法，‘本工作来源于1966-1974年间的阅读和讨论，参加这种讨论的有崔君铭，崔君正，吴艾玲同志。’根据文[6]的说法，‘复合时空的想法大约产生于1968-1969年间’；但是Aspect等人的实验结果发表于1981-1982年间。崔君达本领再大也不可能使时间倒流；据笔者分析，他前面谈及的缘由是后来加上去的，目的是为了自圆其说。”换言之，Aspect等人的实验结果发表在他提出复合时空论之后；Aspect等人的实验结果并非他提出复合时空论的理由。
其次，他在文中说：“Bell不等式的实验的否定结果明确说明：‘以狭义相对论为基础的因果律被证否了！’凡是对量子力学的基础有一定认识的人都已明白：基于简单因果律的隐变量解释，包括‘双波理论’都已被实验证明：它们存在的基础已被否定。”他的这一说法，是一种流行的说法，在正统量子理论界好象很有市场。但我在“对‘Aspect实验与量子力学解释’一文的折磨”（大学物理，2000，19（4）：34-37）一文中已经指出，非相对论的非局域的Bohm理想实验并不等价于相对论的局域的EPR理想实验（关于这一点，可对照EPR原始论文和Bohm的书查证）；Bell不等式只是Bohm理想实验的具体化而且由于含有经典统计方案与Bohm理想实验有“位错”；Aspect实验充其量只能检验Bohm理想实验并且常有漏洞。因此，对Aspect实验结果的深入研究和解读，并不支持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的流行说法。崔君达的解读（他说“Bell不等式的实验结果则更加彻底地否定了这个学派”），只是重复了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的流行说法，只是他为了兜售其复合时空论而必须自圆其说的一厢情愿。
因而，第三，崔君达所说的“我本来以为，1964年Bell不等式提出后，以及后来的一连串实验的否定结果，已经把EPR佯谬的讨论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明晰的阶段”，根本就不明晰。这同当年von Neumann在《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一书中所论断的“不可能有隐变量”一样经不起推敲。（Bell说过：“如果认真地来看von Neumann的理论，它将会在你手中土崩瓦解。它什么也不是。它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愚蠢的......;当你将其假定翻译成物理的语言时，你会发现它是毫无意义的。你可以引用我的话：von Neumann的论证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人们有理由怀疑，他将如此需要认真辨析的重要问题说得如此斩钉截铁的不痛不痒，是有其目的的；联系到他为了自圆其说而进行的时间倒置，这一怀疑更加挥之不去。Bell曾批评某些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学派的理论家们：“难道是靠故意的理论选择把模糊性，主观性和非决定论强加于人而可以不顾实验事实吗？”真是说得太好了！
第四，崔君达所说的“沈先生似乎并没有想明白，甚至抱住上世纪50年代的别人的老想法不变，也许还要变本加厉”也是不顾事实的自说自话。我在“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走向没落”一文中已经指出：
“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走向没落是有迹可寻的。
1927年L.de Broglie提出量子力学‘双重解’理论及其退化形式‘波导’理论。
1927年E.Madelung和1952年高林武彦（T.Takabayasi）提出量子力学的‘流体力学表象’。
1948年R.P.Feynman提出量子力学‘路径积分’表象。
1949年D.E.Blokhintsev提出量子力学‘系综诠释’。量子力学‘系综诠释’实际上涵盖了量子力学的‘流体力学表象’的思想。
1952年D.Bohm提出量子力学“量子势”诠释。‘量子势’诠释实际上是de Broglie‘波导’理论的翻版。
1956年L.de Broglie重新提出量子力学‘双重解’理论。
1957年H.Everett III和J.A.Wheeler提出量子力学‘大千世界’诠释（又译为‘多世界诠释’）。
1966年E.Nelson和1969年L.de la Pena-Auerhach提出量子力学随机诠释。量子力学随机诠释又称为‘随机力学’，它可将量子力学‘路径积分’表象包括在内。
1970年，主张量子力学系综诠释的L.E.Ballentine就在《现代物理评论》上撰文说：‘一个纯态提供了由同样方法制备出来的一些系统所组成的系综的某些统计性质的描述，而不一定提供对一个单个系统的完备描述。’考虑到Ballentine曾是《物理评论》中专门主持量子力学来稿评审的编委，他的这番话应当引起深思。
1992年，Harvard大学支持量子势诠释的D.Z.Albert教授发表了他的专著《量子力学与经验》。
1993年，Bohm的学生P.R.Holland出版了第一本以de Broglie和Bohm的‘因果诠释’为出发点的专著《量子运动论：量子力学的de Broglie-Bohm因果诠释描述》。当然书中并未论及de Broglie的双重解理论。
1994年， D.Z.Albert教授在《科学美国人》上一篇题名为‘Bohm对量子力学的另一种方案’的文章中说：‘可能Copenhagen诠释仍然是二流水平的平庸物理学家的指导信条，但对量子力学基础的认真研究者来说却很难再去捍卫那标准的诠释体系了。’
1997年，Texas大学主张大千世界诠释的D.Deutsch教授在他《实在的结构》一书中说,现在已‘几乎没有人’还相信Copenhagen诠释。有一位名叫M.Frayn的作家在一本题名为《Copenhagen》的书的‘后记’中说，他曾将Deutsch的观点介绍给许多所谓的‘量子理论家’。这些理论家们‘大为惊异’。Frayn不无幽默地说：‘也许我恰好遇到的是那被假设为一小部分仍然相信Copenhagen诠释的人们。’
1998年，L.E.Ballentine出版了以系综诠释为理论基础的新书《量子力学：近代发展》。在书中，Ballentine进一步强调：‘量子力学的经典极限，总是经典的统计力学而非经典的质点力学。’
以上这些事实，真实地反映了量子力学在国际上的近代发展。人们可以从中看到真正的量子理论家对真理的追求。反观国内那些还在坚信Copenhagen诠释信条并仍在误人子弟的人们的言词，实在是井蛙之见。
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走向没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以上事实说明了，从1957年H.Everett III起，仍有不少物理学家在对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提出改进意见；即使在1964年Bell不等式提出后，在1981-1982年间Aspect等人的实验结果发表后，也仍有许多物理学家对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发出不同声音。（而且我这里所例举的还不全。）崔君达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D.Z.Albert教授所说的“可能Copenhagen诠释仍然是的指导信条，但对量子力学基础的认真研究者来说却很难再去捍卫那标准的诠释体系了”，确实是真知灼见。套用Bell的话，我要告诉崔君达先生：“你可以引用我的话：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它正在走向没落！”
第五，崔君达说：“我建议沈丁潘先生，以及关洪先生等人，好好看一看在1956-1958年苏共20大之后，在原来苏联科学思想大解放的那一段时间苏联科学家们写的一些文章。”我不管关洪先生如何答复他。我的答复是，对于Fok (Fock)这些Copenhagen学派理论家所写的文章，我看都不想看，除非我想在其中找批判材料。我不明白，为什么回到Copenhagen诠释就是“科学思想大解放”？为什么他自己抱住80年前的Copenhagen诠释的老想法不变就是“明白这种发展的深刻意义”？为什么不同意崔君达先生的观点（也就是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的观点），就要落后100年？
最后，崔君达说：“恩格斯为此而写了《反杜林论》，认为也只有狂妄的杜林才总想用哲学去‘概括’科学。恩格斯认为哲学只是方法论。所以正确的研究科学的方法理应是使科学与哲学脱钩！”Engels在写《反杜林论》时是哲学家；正是由于“理应是使科学与哲学脱钩”，所以我不愿与崔君达谈Engels。我的世界线是相对论，我只愿意谈Einstein！
崔君达说他“在数学上和物理上并没有错”，但旁观者都知道他在数学上和物理上错了；他终于承认他的“复合时空论”不满足相对论协变性要求，实际上等于认错（尽管他在认错时还要找些"理由"）。他在量子力学诠释方面的认识也有问题，但人各有志，他愿意只做“二流水平的平庸物理学家”也只能由他；只是拜托他不要为了自圆其说而将其它量子力学诠释贬低得一无是处。（他应该明白，其他人也可以将Copenhagen诠释贬低得一无是处。更何况，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已走向没落！）实际上，他提出复合时空论的客观效果，已经从侧面验证了正统量子力学Copenhagen诠释走向没落的事实。尽管复合时空论的哲学方面有可参考之处，但与“Schrodinger猫”对应得并不好。他所说的“在这种情势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另外开辟新的思路呢”，“也只有这样，量子力学才能找到与之相协调的时空结构，那就是复合时空论。在此基础上发展量子理论才是比较恰当的”，在旁人看来，简直有点厚颜无耻，自视太高！这种话怎么可以自己说？！
关于崔君达文章的文风问题，我在“我的世界线：相对论”一文中已提到，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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