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承载力评价的逻辑结构中包括两项系数——产量因子与均衡因子。产量因子是某一地区某一生物产品实际单产与标准单产（即全球平均产量）的比值，反映了该地该产品的相对生产力水平。均衡因子反映的是农田、森林、草原、水域等四大生态系统的平均生产力与全球平均生产力之间的比例关系。但由于农产品、林木、畜产品、水产品的效用各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因此，全球生产力并不是各生态系统生产力的简单加权平均，而是要根据效用上或者消耗上的某种可替代性，在农产品、林木、畜产品、水产品等的单产水平之前乘以一定的换算系数，为了便于分析，可将农产品的换算系数设为1，然后通过某种等价关系建立林木、畜产品、水产品与农产品产量之间的换算系数，即折粮标准系数。显而易见，如果某一生态系统产品产量的换算系数相对增加，那么它的均衡因子也会随之增加。

我国的畜牧业是以养猪为主体的，而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养牛业则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这造成由世界平均畜牧业生产水平确定草地的均衡因子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差异。

畜产品的折粮标准系数取决于畜牧业的生产水平即饲料报酬率，按生态学概念则是能量在不同营养级之间的转化效率。这种能量转化效率不仅有个体水平，也有种群与群落水平。牛虽属反刍动物，可消耗、吸收粗纤维中的能量，同时个体较大，用于维持自身基础代谢的相对能耗较少，具有较高的个体能量转化效率，但个体水平并不代表种群与群落水平，某一种群的能量转化效率既与个体的能量转化效率有关，也受到了种群结构的影响。

一个物种的种群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主要取决于其繁殖策略与外界干扰。生物一般有两种繁殖策略：k-选择——产生少而大的幼体，幼体的生存力、成活率较高与r-选择——产生多而小的幼体，幼体的生存力、成活率较低。显而易见：生猪的繁殖策略属于r-选择，生猪生长发育快，孕期较短，产仔数高，成年母猪一般可两年五胎，年繁仔猪在20只以上，因此生猪生产中繁殖种群的规模很小，与个体水平相比，种群的能量转化效率并未有较多降低。而牛恰恰相反，属于k-选择，牛生长发育较慢，而且只能一年一胎，一胎一般一犊，所以繁殖种群与育成种群在牛群中的规模较大，种群尺度的能量转化效率要远低于个体水平。

因此，我国养猪业的肉料比可以达到1：4-1：4.5，而在北美生产1kg牛肉往往要消耗10kg以上的谷物。正是因为猪肉的折粮标准系数低于牛肉，所以按照我国实际情况估算出的草地均衡因子要低于威廉·雷斯（W.Rees）与马希斯·瓦克纳戈尔（M.Wackernagel）根据全球平均水平的估算值；因而，根据威廉·雷斯（W.Rees）与马希斯·瓦克纳戈尔（M.Wackernagel）均衡因子与产量因子测算的我国畜产品的生态承载力只是理论上的一个评价值，其实质是按照全球畜牧生产水平反映的生产这些畜产品所需要的标准生产力的地球生态系统面积，在数量上要高于我国畜牧生产因消耗饲料而产生的实际生态足迹（标准生产力的地球生态系统面积），其间的差值可以认为是我国畜牧业生产的一种结构性降低生态足迹效益。

 见本人拙作：《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水土保持综合效益评价研究》（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

此外，家禽繁殖种群的规模更可以基本忽略不计，因此，我国以猪禽为主的农村畜牧业虽然号称是“耗粮型”，但与欧美以牛为主的牧业模式相比，具有更高的种群效率 

另，我国家庭畜牧业产期以来承担着消耗作物残余物与厨房垃圾的作用，更进一步降低了饲料粮消耗和养殖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