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越轨行为的现状及原因简析

（原载于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2002年《调研报告》）

摘要：虽然对科研越轨行为的严重程度的估计比较困难，但科研越轨确实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美国ORI调查表明，任何机构、任何个人、任何资助项目都可能产生越轨。产生越轨的原因既有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有科学共同体中同行评议制度的种种缺陷，还有竞争的加剧，以及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强化。

 

1 对越轨严重程度的估计

媒体已经披露了不少大大小小不同的涉嫌科研越轨的案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的辟尔唐人头骨伪造案、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达尔西伪造案、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索曼剽窃案、麻省理工学院的巴尔的摩事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加洛事件等等。在中国见诸报道的则有中国矿业大学的李富斌剽窃案和华东理工大学的胡黎明剽窃案（导致一位中科院院士被除名）等。

尽管科研越轨已成为科学界乃至政府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同的人对科研越轨行为的严重与否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极端的看法是：科研越轨行为已经严重到连一些伟大的科学家都无法摆脱越轨诱惑的程度，一般的科学家就更不能幸免，“每一起被揭露出来的大作弊，代表了大约10万被隐藏在沼泽般的科学文献废纸中的大大小小的作弊”[1]。另一种极端的看法是：科学共同体中存在着非常少的越轨行为，而社会媒体则把它夸大到严重影响科学系统自我调节失灵的程度，《科学》杂志的一位编辑就认为 “99.9999%的科学论文是准确的和真实的”[2]。

美国的两位社会学家斯特内克（N.H.Steneck）和戴维逊（E.W.Davidson）对美国的科研越轨的数量进行了测定和评估（估计结果见表1）[3]。从结果来看，越轨行为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如每两个学生中就有一个学生有造假数据的意图。

           

表1 科学越轨程度估计

越轨性质	比例
记录在案的越轨案件	1/10000
已知但未泄漏的案件	1～13/100
审计中发现的较重要的越轨案件	1/10
奖学金申请中的不实陈述数量	1/5
有数据作假的意愿的学生数量	1/2

 

美国的一些机构也对科研越轨行为进行了问卷调查。1991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发现，27%的被调查者在过去的10年中干过或亲眼见过越轨作为，37%的人认为越轨的数量在过去的10年中增加了，44%的人认为不变，只有19%的人持另外的意见。27%的被调查者在发现越轨时什么也不做，37%的人会与被怀疑者私下交换意见，只有不到1/4的人会向上级反应。一半以上的调查者认为大学对处理越轨行为不积极[4]。

1993年美国社会学家斯瓦西（J.Swazy）的研究小组向99所学术机构发了4000份问卷，收回2600份，其中就有9%的人认为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他的同事有过剽窃行为；6 %的人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他的同事有伪造数据行为[5]。

我国也有学者对科研越轨进行了调研。1996年，华中理工大学的研究者们曾就“科学不端行为及其防范”问题向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们发过调查问卷，根据回收问卷的统计得到如下结论：42 %的院士认为，在中国科学活动中存在着严重的越轨行为；61 %的院士认为，目前科学界越轨行为有增多的趋势。65%的院士认为，只有少数被揭发出来了，且只有少数得到了处理。57%的院士认为，揭发者很难得到保护[6]。

最近的一项针对一般研究者的调查得出了与上述调查不尽相同的结论：在我国存在科学违规行为，但不严重。72.09%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现象不太严重；59.31%的被调查者认为“实验数据弄虚作假”现象不太严重，表示很严重的仅占2.33%；50%的被调查者认为“科学著作署名不真实”现象不太严重，比认为严重的多11.63个百分点；53.49%的被调查者认为“同行评议中的违规行为”现象不太严重，比认为严重的多22.1个百分点[7]。

中外的这些数据表明，尽管存在着对科研越轨的程度的估计困难和差异，但是科学界中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越轨行为。

2 美国ORI对越轨的调查统计

ORI（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研究正直办公室）是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PHS）下属的专门负责调查涉及其资助项目的科研越轨行为的机构。

1998年12月，ORI公布了在1993～1997年5年间对科研越轨的调查结果。在近1000项的越轨指控中，ORI结案了218项，其中查究68项、调查150项。在150项调查案中，发现了76项对越轨的指控成立，而74项越轨不成立[8]。

ORI 把越轨分为伪造、作假、剽窃和其他4个基本类别以及它们的组合伪造/作假、伪造/剽窃、伪造/作假/剽窃、伪造/剽窃/其他、剽窃/其他5类。在150项越轨调查案中，涉嫌作假的案件名列第一，伪造列第二，而剽窃排列第三（见表2）。

 

表2 1993～1997年ORI调查案中涉嫌越轨的类列（总案例150件）

越轨类型	伪造	作假	剽窃	伪造/作假	伪造/剽窃	伪造/作假/剽窃	伪造/剽窃/其他	剽窃/其他	其他	合计
百分比，%	12	43	5	31	4	1	1	2	1	100

 

发现越轨的76人的情况表明，任何职位的人都可能成为越轨者，其中职位为博士后研究人员、副教授、技术人员的分别以28%、22%、11%列前3位（见表3），这些人主要处于职业位置的较底层；而教授越轨的比例也不容忽视，占到了8%。任何学位的人都可能成为越轨者，学位为哲学博士、医学博士和学士的分别以42%、22%、16%列前3位（见表4）。ORI没有给出学位与职位的关系，一种可能的关联是各种教授级研究人员中以博士学位居多，技术人员中以学士学位居多。从越轨者工作的地点看，大学医学院占了最大的比例为58%，其次是医院占15%，研究机构占11%（见表5）。大学中越轨者比例高的原因可能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多、压力大。任何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越轨者，其中男性占70%，女性占30%，男性高于女性的原因可能是科学家队伍中男性的人数高于女性。

 

 

 

 

表3 1993～1997年ORI越轨案中职位情况（总人数76人）

职位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研究指导	博士后人员	研究助理/副教授	学生	技术人员	未知
百分比，%	8	22	5	1	28	4	11	17	100

 

表4 1993～1997年ORI越轨案中学位情况（总人数76人）

 

表5 1993～1997年ORI越轨案中地点情况（总地点71个）

 

ORI得出的结论是，对科研越轨的指控可能涉及到任一类型的研究机构、研究团体中的任一成员、任一类型的基金项目。医学院是越轨指控的主要来源，医院、研究组织、研究所和实验室也不例外。提出指控的人和被指控的人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研究指导、博士后人员、研究助理、学生和技术人员等各个层次的人。具有博士学位的男性是越轨的主力，但相当一部分女性和其他学位的人员也卷入其中。

ORI的调查结果能够使人们对科研越轨行为的表现、构成和分布等有个初步的了解，但是这些结论能否外推到其他研究领域，尚不得而知。

3 对越轨行为分析的理论基础

学术界对一般的越轨行为有多种理论解释，每一种理论都可能正确解释了越轨行为的一个方面。

一种是非社会学的自然主义解释，主要从基因决定论（某些特殊基因决定了个人的特殊行为）、人的本能论（人天生就有动物的兽性本能、恶魔本能）等内在原因或者天体运动、气候、地理环境（例如，月相变化会导致自杀）等外在原因来解释人的各种越轨行为。

另一种是社会学的解释，主要有社会结构理论（完整的社会结构规范了人的行为，不完整的社会结构容易导致越轨）、失范理论（社会规范的目标与达到目标所要求的制度化手段之间的不平衡就是失范，严重的失范必然导致越轨）、冲突理论（不同阶层、信念的人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互动理论（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相互模仿与吸引）、亚文化群理论（与主流文化存在差异的少数人群体的与主流文化群体不一致的行为被称为越轨）、标签理论（在某次被认为违背规范后就永远贴上了越轨者的标签）和编剧理论（人在不同时候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越轨只不过是角色的一种）等等。

此外，还有个人心理学解释，如下意识的犯罪感、家庭情绪的社会表达等，以弗洛依德的理论为典型；经济学解释，科技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人的理性行为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同市场交易中的违规行为一样，科学家的越轨行为也是为了追求不当得利。

本文无力对这些理论做出评述，也无力把所有这些理论应用到科研越轨行为的解释，因为要全面解释科研越轨是极其困难的。首先，像其他越轨行为一样，科研越轨也是多样化、多层次甚至涉及到多人次的，难以用一种普遍性的、单层次的理论来解释；其次，尽管科学家的越轨不断被披露，但科学越轨的数量较其他社会越轨如性犯罪、盗窃等要少得多，而且越轨者多隐瞒其真正的动机，使得越轨解释缺乏实证支持；第三，竞争压力、功利追求等人的行为动机具有双重性质，它们对科学家行为可能导致正面或者负面效应，使得动机解释陷入两难悖论；第四，强调个人因素会忽略社会因素如制度性缺陷对越轨科学家个人的影响；强调社会因素则会无法区分同样社会因素下越轨科学家与那些不越轨的科学家的个体差异。

因此，关于科研越轨行为的解释多是带有探索性的猜测，充满着不确定性。

4 科研越轨行为的原因简析

从科学心理学分析，科学家的越轨行为也可能源于个性特点、社会习得和挫折回应。特别可能产生越轨的个性是外向性格，这些人善于交际、容易冲动，他们渴望对社会生活中的丰富多彩做出回应，因此他们有尽快得到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冲动。与外向性格相反的是内向性格，他们长于自我控制，他们会更加平静地对待自己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社会习得是指当一些科学家发现越轨行为可能带来好处而不受到惩罚时，他们很可能以越轨者为榜样采取越轨行为。挫折回应是指个人的需要、冲动和欲望受到妨碍没有得到满足时，个人就受到了挫折，受到了挫折的人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进行回应。比如，当一个年轻的科学家被认为论文发表数量不够职位得不到提升时，他可能会疯狂地炮制论文。

从科学社会学分析，没有科学家生来就是越轨者，而是社会环境通过多种方式造成了越轨者的越轨行为。在现代，科学的体制化、科学家角色职业化，使得追求真理不再是科学活动的惟一要求，功利性已开始成为科学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由于科学内部的运行机制是通过奖励系统实现的，谋求独创性的成果，争取社会承认，自然会成为科学家行为内在的激励因素。当科学家有了对社会承认的强烈渴望以后，就难以用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科学研究。 

科学活动提出了作为普遍欲求的目标（科学家成功的最重要标志是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如发表科学论文）或社会认可的手段（同行评议）。但是在科学快速变化和科学界的分层中不平等广泛存在的环境里，属于某些层次的科学家可能很难有机会通过合法的途径去实现成功目标。科层结构和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了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

例如，现行制度鼓励研究人员更多地发表论文，以便丰富他们的成就。当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而不是质量决定科学家的一切（项目的申请、职位的升迁、同行的认可）时，就要求科学家多发表论文，致使科学家心理压力普遍较大，只能采取一系列手段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如化整为零甚至伪造、剽窃。现代科学活动鼓励科学家对优先权、发明权的竞争，有时这种竞争被上升到组织行为甚至国家行为，因此会导致科学家为了抢时间把很多不成熟的实验结果发表。

同行评议是科学活动最重要的评价制度，也被认为是越轨自我控制机理，但它固有的缺陷不能阻止越轨行为的产生，也成为越轨行为的有空可钻的严重漏洞。首先是同行评议难以把关，因为科学研究是探索性活动，对前沿问题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质量难以确定；其次，论文审查存在缺陷，原因是审稿的随机性比较大，稿件的命运与审稿人的个人偏爱有很大关系。第三，重复实验的局限性。因为科学进步的动力是创新而不是重复别人的实验，只有在某些竞争特别激烈的领域或者可望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科学家才真正愿意重复实验。某些科研领域的特征也决定了重复实验的困难，如医学领域里病人病例的不同。第四，同行评议中的保守性倾向使得一些新颖的科研思想得不到赞助或者发表。第五，科学的分化使得同行评议中的同行数量越来越少，他们本身就是各种资源的争夺者和学术地位的竞争者，同行评议给了他们作弊的机会：他们可能贬低被评议对象的成果、窃取被评议对象的思想、方法等。第六，在同行评议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被默顿称为马太效应的现象。

马太效应是指“有名望的科学家的贡献被给予了过高的赞扬，相对不知名的科学家虽然做出了相近的科学贡献却只能得到低得多的承认。”马太效应的具体表现有：①把过去的成绩累计起来，形成一种优势，并影响以后的评价。②人们倾向于引证那些对所研究的问题或领域具有影响的工作，但同时也倾向于引证那些经常可见的科学家的工作。因此，容易引证的人被更多人引证，不容易引证的更不容易被引证。③当一个人的杰出成绩得到承认后，人们可能会追溯并重新评价其早期工作。④承认和奖励的分配有利于那些名牌机构的科学家，而那些在声望较低、处于边缘地区的机构的科学家则很难得到适当的承认。⑤新的科学家需要逐步进入权威和名流集团之中，然后被承认。⑥科学界分层结构中流动是单向的，科学家只有升迁不可降格。

马太效应在某些情况下对科学发展具有不利的影响，使得很多具有才华的科学家被压制、埋没。当科学家体会到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压抑，他们或者忍受着痛苦继续坚持不懈地努力，这种行为为社会所鼓励和赞扬；他们或者会失去对这些目标的兴趣，不再从事科学事业；或者失去通过合法途径达到成功目标的兴趣，转而产生用越轨的方法去获取成功的动机。如果科学组织对科学家的越轨冲动和诱惑未能加以充分的内在控制或外在控制，越轨行为就会产生。

科学竞争的加剧也是导致越轨的原因之一。进入现代科学以来，随着科学家人数的急剧增加和资源的相对稀缺，加大了科学共同体的竞争。竞争有好处，也有害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鲁比亚充分肯定了科学竞争的好处：“科学竞争是必需的，绝对必需的。竞争是科学研究的动力，是科学家的骄傲所在，是很多科学活动存在的目的，是好科学壮大、坏科学衰败的自我调节机制。”科学竞争有多种表现，如获得职位前的就业竞争、申请立项时的经费竞争、进入研究后的发表优先权竞争等等。除纯粹的学术观点之争外，大多数科学竞争都可以归结到对科研稀缺资源的争夺上，因为竞争成功就意味着更多的课题立项、更多的经费来源以及更大的研究团队。美国生物学家胡德认为就业的激烈竞争加剧了科学的欺诈事件：“一旦你的博士后奖学金到期，在你开始计算被资助的年限之前，你必须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能获得一份优厚的补助。现在，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在我们那个时候是不存在的。我获得学位之后就进入了博士后流动站，然后写了我的第一份基金申请。我用了两三天时间就完成了，而且根本没有考虑我会得不到它，我觉得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写基金申请书是件需要两三个月才能完成的艰苦工作，而且可能还要来回修改三四次”。现在和胡德说的那个时候只不过相差30年，科学事业的变化之大让人惊奇[9]。

科学的分化与科学家之间合作的增多也使得科研越轨难于控制。现在，很多论文的作者数量明显增多，涉及到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合作的好处是每个人各尽所能能够很快取得成功，但由于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精通所有领域的研究，也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对所有参与者负责，这就增大了科研越轨的危险。参与研究的是来自不同组织的团队科学家而不是个体科学家，而且研究团队往往是临时的，这种临时性的合作研究是越轨产生的多发地带。其中任何一位科学家作弊就会导致整个科研小组受到牵连。尤为突出的是，某些有名望的科学家接受了太多的课题，他们分身乏术，很少有时间通过与具体实验人员的沟通来监督项目的实施。当科研领导过分依靠小组成员而无暇顾及时，越轨就容易产生。在美国，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被认为是科研越轨的重灾区。其原因是，科研越轨“倾向于在活动节奏、群体规模和工作范围都难以让个人承担责任的地方”[10]。

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社会关系的日益紧密加剧了科研越轨。科学家从事科研的资金来源和课题来源趋于多样化，既有国家基金、非营利组织的基金，更有商业合同，这些东西把科学家和社会的其他组织捆绑在一起，对社会的其他组织依赖的增加也意味着社会其他组织对科学的干涉的增加。每一个组织都对科学家关于科研问题的选择、合作与竞争、交流、成果产出的质量和速度等都提出了不同的标准和要求，科学家不得不对这些标准和要求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即使过去曾经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力量，现在却再也不是了。他现在几乎总是国家的、一家工业企业的或者一所大学之类直接间接依赖国家或企业的半独立的拿薪金的雇员。由于他需要维持生计，因而科学家真正的自由实际上仅限于支付薪金的人所容许的活动。”[11] 有的学者把这种科学称为“后学术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认为后学术科学的特点是研究是计划项目的延续，决定资助的成员通常不是科学家[12]。科学家的越轨原因必然超出科学共同体之外，涉及到赞助者。例如，科研项目的出资者、领导者可能不参与任何实质性的研究工作却理所当然成为论文的作者。又例如，赞助者（包括政府管理部门）因为提供了资金，因此希望快出成果，把科研规律抛在了脑后，承担项目的集体（大学、研究所）和个人不得不穷于应付，因此急功近利普遍存在于科学家、科学家工作的集体和赞助者之中，造成科研环境的严重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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