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案头书”系之新书《樱花残——灾难视角下的日本文化》第四章第四篇文章的前半部分。】

　　说起《罗生门》，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一般是黑泽明的电影。电影的《罗生门》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除了黑泽明本身的才华之外，也有芥川龙之介原著小说的缘故。但是这部小说并不是《罗生门》本身，而是《筱竹丛中》。

　　黑泽明借用了同一作家不到四千字的短篇小说《罗生门》的构思为背景，而电影的主体情节却来自《筱竹丛中》，只是增加了人物，并以电影特有的艺术手法来丰富和深化了原著内涵。

　　小说《罗生门》描述了这样一个黯淡的场景，罗生门下的家将看着——

　　“从申末下开首的雨，到酉时还没有停止模样……雨是围住了罗生门，从远处漉漉的打将过来。黄昏使天空低下了；仰面一望，门顶在斜出的飞甍上，支住了昏沉的云雾。”

　　当然，有意义的是，这种场景的背后原因是灾难——“京都是接连的起了地动，旋风，大火，饥馑等等的灾变。”

　　小说或电影里多雨阴冷的罗生门周围是一种沉郁的环境，而接续这样的背景，《筱竹丛中》主要阐述的有人被杀这一事实却变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筱竹丛中》没有任何铺垫，直接就是不同的人对杀人事件从自己的角度给出的“主观事实”描述。

　　当然，电影与原作中所述案情的扑朔迷离不同，通过樵夫的第二次叙述给出了凶杀案的真相：凶手是强盗多襄丸。然而，几个当事人都自称凶手或自认掌握了真相，颇令人玩味。在电影中，弄清真相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导演的意图在于引导观众更多地关注人性，这种人性即便有普适性，更多也是日本人的人性。

　　多数的影评都集中在黑泽明的电影拍摄手法和意图上，比如，电影采用了多重平行叙述的独特手法，使得每个涉事人物的独白构成事件的碎片，而经过人的自私本性的折射，这些独白并不是可靠的。而同时相应的叙述者也不可靠，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取向选择事实的片段或干脆歪曲事实。

　　相对于所谓人性的探讨，我们认为，电影的《罗生门》和小说的《筱竹丛中》反映出的更多方面还是日本人对于死亡的无所谓，是谁杀了死者？中间过程如何？都没有太大关系。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不同的场景中，不同涉事者并不会吝于承认自己是凶手，包括死者自己，也经由巫师的嘴说出了自己是自杀的“事实”：“我妻子遗下的那把短刀在我面前熠熠发光。我捡起来一刀刺穿了我的胸膛。嘴里涌上一块带腥味儿的疙瘩，可是一点也不痛苦。”这让“罗生门”显得更加诡异，难道一般的思维不是要尽量避免被指责为凶手吗？这才是人性中正常的表现啊。可是，日本人并不恐惧杀人者或自杀者这个身份。

　　芥川龙之介的其他小说也对这种面对死亡的扭曲心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画，如《地狱变》中有这样的段落——

　　火柱之前呆呆的良秀——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刚才还备受地狱煎熬一般，现今突然流露出莫名的光辉，一种恍惚的、如法悦般的光辉，浮现在满是皱纹的脸上。他浑然忘记大人的存在，双手抱胸，傲然地站立着。他眼中仿佛没有女儿惨死的情景，只是美丽的火焰色彩和其中备受煎熬的女人身影，以及看到此情此景后无法言表的兴奋。

　　但令人不解的，不仅是他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的独女临死前的悲惨遭遇，那时的良秀，不知为何似乎已不是凡人，就像梦中勃然大怒的狮子，威风凛凛。就连那些被火焰惊起、聒噪飞翔的无数夜鸟都不敢靠近良秀的帽子周围。恐怕在这些无心之鸟眼中，良秀头顶似有一圈光环，散发出不可思议的威严。

　　对于艺术家的良秀而言，面对他心目中极致的美，会忘记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死考验，甚至忘了女儿的生命被剥夺。在他的概念里，死亡，哪怕是亲人和自己的死亡，都无法阻挡自己对于美的狂热追求。

　　从芥川龙之介的名著中，其实可以得窥日本人关于生死和无常的基本态度——

　　1、死是对生的不稳定状态的一种解脱

　　对于日本人来说，生的时候往往必须要无奈地融入自己所处群体的某种价值观中，尤其是这样的价值观为环境所广泛认可时更是要顺从，日本人因为表达上普遍存在“吝于”、“羞于”、“短于”、“弱于”的情况，面对这样的现实往往只有认同和屈从，而不会主动去抗争，如果这种内心的矛盾和现实的冲突无法排解，死亡其实也是一种解脱的方式。

　　日本列岛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生存于其上是极其不稳定的一种状态，不是火山就是地震，不是海啸就是台风，要么就是严寒和潮湿，都对人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身处其中的人一旦被巨大灾难波及，非但个人财产和生命无法得以保全，甚至无法得到有尊严的死亡，而是暴死街头。人在自然之中就如一片枯叶，随时可能被狂风巨浪卷走，而自己能够主宰的死亡却可以主动积极地转换这种状态，如此自如，有何惧哉！

　　2、生死相依，生死并存，死是生的一部分

　　如果说佛教会引导大家把死亡看作走向下一次新生的开始，那么，日本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则是把死亡本身看做生命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或死，其间的区别只在毫厘之间。换句话说，生和死之间不存在绝对的距离，一个人从生到死是再自然不过的一种轮回，就像是从一地走到另一地，从一物变成另一物，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对于日本人而言，灾害的影响会使得他们对于死的看法并没有那么恐惧，认为生死之间的界限并不像其他民族那么清晰，而大陆文明中关于生死的理解更和日本有着天壤之别。

　　电影《罗生门》中不断用各种人物和视角回顾同一次死亡事件，正是因为他们认为死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不认为自己参与死亡事件且是主要的凶手是要紧的事儿。也所以，死者本身还愿意声称自己是自杀身亡，其他（强盗抢劫、妻子被奸和旋即背叛）只是促使这个决策完成的外部条件罢了。

　　下面将要讨论的《挪威的森林》一书中反复出现这样一句话：“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这个观念在早期的《罗生门》中都得以充分体现，所以，反复地咀嚼死亡就和反复地讨论工作差不多，都只是完整人生的一部分而已。

　　3、死可以完成个人道德的倒置、提升与完善

　　在道德上，日本人认为主动的死亡是一种倒置、提升或完善的过程。所以，经常会注意到人死之后，一切做过的罪孽都随之消失，日本人反而怀念起死去的恶棍来，这样的现象在亚洲其他国家难得存在。在中国，恶棍死后的下场是阿鼻地狱，或者要被鞭尸、挫骨扬灰。被中国人痛恨的“坏人”甚至要在更久的岁月中被不断羞辱，秦桧不就是一直跪在岳王庙前受人唾骂吗？生前即便有再多有价值的贡献，也会被隐没，比如蔡京的书法，一度是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一，但是因为被定位为奸臣，“蔡”就被悄没声息地置换为“蔡襄”。

　　死亡在日本，作为一种主动选择的逃离，被认为是勇敢者的行为，不管之前该人有怎样的不完善，甚至有过多少罪孽，一旦进入死亡，这些负面的东西都会随之消失——敢于死的人是值得尊重的。也所以，日本人会视幕府将军的赐死为一种荣耀，而剖腹死亡是自残的极端形式。那当然是勇敢者的作为，绝非所有人都能够完成的，因而值得后人敬佩。即便此人之前行事做事如何不对，只要选择了主动死亡，都可以进入受人瞻仰的行列。

　　日本的这种生死观，和亚洲人心目中常有的因果报应观念完全不同，是泯灭了是非的观念。因此，现实中行凶作恶的日本人内心很难有真正的忏悔。毕竟，只要自己选择死亡，这些罪恶都将被风吹散。也许，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大灾难对于所有人都如影随形，随时可能毁灭更多有价值的东西，而一个人的罪恶与之相比，未免太小了吧。

　　日本16世纪有一个“义盗”石真田八郎，因是河内国石川郡山内古氏的家臣，所以改称石川五右卫门。他白天打扮成商人模样，到处探听富户人家，夜里进行“抢劫”。后被丰臣秀吉处以釜煮（油锅煎）刑而死，此人死后却得到民众的同情和讴歌，居然出现了大量歌颂他的文艺作品，如戏剧、话本、小说、弹唱和歌舞伎等，在日本许多神社中都供有他的牌位。

　　以死赎罪，死后无罪，死后成神，成为日本人对于死亡的一种奇特的看法。这个观念的背后就是灾难，比死亡更宏大的笼罩在全体日本人心中的阴影。

　　4、自杀是合法行为

　　日本宪法第13条有如下规定：“关于国民追求生命、自由、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和国政上都应该给以最大的尊重。”换句话说，日本的法律认为自杀是基于个人意志的自由，是个人基本权利，是不可以被干涉的。

　　相反的是，西方社会（尤其是教会）一直把自杀看作一种不妥当的行为，至少不会主动鼓励，但是日本人却还经常津津乐道于殉情等自杀行为，下面的《失乐园》就是一个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