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灾难不知何时就会突然降临，如影随形般的噩梦时刻高悬在每个日本人头上，并慢慢渗入到他们的心理、情感、思维等活动中，成为其挥之不去的“印记”。正如通口清之所说——

　　“中国有句俗话叫‘稳如泰山’，而日本人甚至连脚下的土地都不稳定。如果说日本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中有一种刹那感的话，那么，它不正是出于连大地都在变动这一经验的积累吗？”

　　以地震为主的自然灾害对大和民族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强大的自然力量对人类展示的压迫力在灾难发生的一刻体现的彻底无遗。日本民族性格也由此产生了三个维度的转变：

　　（1）从恐惧心理到危机感

　　地震时，山崩河断，地裂房塌，几分钟前还安然的城市在自己的注视中化为一片废墟。灾害爆发的场景使日本人深切体会到大自然可怕的威慑力量，对自然和宿命的恐惧感油然而生，并在随后的无数次灾难中愈积愈深。长期的恐惧心理和恐慌经历造就了日本人强烈的生存危机以及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

　　（2）从“和”理念到顺从性

　　自古以来，日本国民便形成了尊敬自然、顺应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理念。这种和谐相处的文化，在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中，以第一条的位置被列了出来——以和为贵。重视“和”文化的日本人做事常会从感情方面出发，只要不涉及严重的事，他们都会迁就对方，顺从对方的意思，尽量不与对方发生争执，从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3）从“哀”情绪到多重性

　　日本灾害的不可抗拒性、突发性、巨大破坏性，让日本国民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看到了生命“沉默”的瞬间。于是，日本人习惯性地将人生看作蟀蟒一般，轻如草芥、短暂易逝。因此，无论是对于自然还是人生，对外物还是自身，他们都抱有一种悲悯之心，哀切之感。而“哀”本身是介于生与死、唯美与残酷、温情与冷静……之间的，即使是同一个画面，同一个事件，也会产生不同甚至是两个极端矛盾的情感，为日本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增加了可能。

　　日本诗人兼禅师虎观师炼如是描写地震的惨状：

　　　　还在地动山摇

　　　　再坚不可摧也变得摇摇欲坠

　　　　大地翻滚似海浪

　　　　房屋犹如波涛中飘摇的小船

　　　　此刻令人胆战心惊

　　　　但同时也让人惊喜

　　　　风停了，风铃

　　　　还在不停摇曳

　　可以想象，日本国民平均每年经历大大小小的地震达上千次，比吃饭的次数还多，心情会是什么样？他们身处一个狭小的孤岛，四周被波涛汹涌的海浪环绕，海啸会淹没海岛，台风会摧毁海岛，火山喷发会燃烧海岛……大自然在赋予其四季分明的季风气候和旖旎多姿的风土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富震慑力的一面。

　　如此的孕灾环境使得死神的降临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计性和不可抗拒性，人生无常的观念通过一次次灾难的洗礼逐渐在日本人民心中扎根，到今天已是相当根深蒂固且带着沉重的悲戚感伤。也许因为生命的存在成为了随机事件，也就不必那么慌张，要来的必须要来，那就迎接它吧。

　　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在常来的巨灾面前往往表现出惊人般的沉着冷静，街道保持一如既往的井然有序。甚至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恶棍”——黑社会——成员也忙于抗震救灾，而不是趁乱发一笔民难财。

　　比如，地震发生后，手机通讯暂时中断，无人不心急如焚的盼望与亲人联系。然而，日本街道却出现了市民不争不抢，排队等候拨打公用电话这般景象。为了不使道路堵塞影响救灾效率，上街避难的市民主动聚在街道两侧为车辆行驶让出通道，没有人组织，没有人指挥，一切源于他们长期培养的集体自觉，其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在灾难发生的时刻展现无遗。

　　可能很多人还记得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后，一些不法分子趁机暴乱、烧杀抢掠，使新奥尔良市昏天黑地的惊心场面。相反，日本发生灾难后，没有一则在超市里掠夺或者在没有主人的商店里偷盗的新闻。作为世界上唯一承认黑帮合法性的国家，那些我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恶人”——黑社会组织，不但没有趁火打劫，反而主动提供场所和物资给民众避难。2011年日本地震后，日本政府反应缓慢，但山口组成员却在第一时间将食物、水、毯子等救援物资用卡车从东京和神户运送到日本东北部灾区的各个大小避难所中。山口组共向灾区运送了超过70车救援物资，总价值超过50万美元。他们行动迅速，悄无声息，甚至在民众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一位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感慨道：日本电视台对于地震的报道哀而不伤、十分专业，播报灾情的电视画面中没有令人看了毛骨悚然的死亡特写，没有灾民哭天喊地求援助的镜头，没有一线记者虚张声势的煽情式报道，没有“某某英雄献身，灾区万人送别”的专门报道，节目不会加背景音乐来打动人……包含丰富的信息量却不侵犯个人权利，有具体灾情数据却不煽情，有各种减灾救灾提示却不会造成民众恐慌和社会混乱。主播们在电视中保持着平日里的镇静面容和专业精神。

　　这一切不仅源自媒体的专业训练，更是源自日本内心深处对灾害发生坦然面对、处变不惊的心态。

　　重大灾害发生后，日本国家领导人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去灾区视察灾情和慰问受灾群众，而是立刻召开会议部署救灾工作，远程指挥是日本国家领导人在灾难后的一贯做法。这源于日本国民应对灾难时较高的素质和忍耐度，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日本国民总能表现出良好的秩序，从而避免救灾工作出现混乱。同时，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区域的当地政府也能够使现场的救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国家领导人认为赶往救灾现场就是浪费时间，自己的工作并不是前往救灾第一线，而是留在政府里思考如何指挥救灾以及商讨灾后恢复重建方案。

　　灾难过后，日本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灾民，再到媒体报道，所表现出的冷静令世界震惊。而这种冷静正是源于日本民族长期与灾害共存的现实和与对抗灾难的磨练。

　　选自刚刚出版的《樱花残——灾难视角下的日本文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