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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杰青天分“夭折”对科技发展至关重要 精选

已有 15805 次阅读 2018-8-4 05:14 |个人分类:科研杂文|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杰青, 科技进步, 学科建设, 高校文化, 人才

不让杰青天分“夭折”对科技发展至关重要

这两天一年一度的国家杰青人才又公布了,我非常佩服他们和祝贺他们,同时也思考了一下另一个问题。中国经过近几十年实施正规教育和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及广泛国际交流,现在已经是人才辈出,一代胜过一代,其中杰出甚至天才级的青年人才也不少,当然这与人口基数巨大也密切相关。

我这里谈的杰青远不是指那些能戴上国家级帽子的青年人才,因为中国实际的杰青人才要比能戴上国家级帽子的多得多。然而,杰青与杰出成果并不能划等号,现在的杰青的确出类拔萃,优秀中的极优,但获得杰青资助和称号的更多的是表现出他(她)是很不一般的潜力股,还需要在以后多年的更大努力中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非凡。可是,我们的一些制度、文化环境和社会崇尚,却没有让他们去继续发挥他们的特长和天分,而是在诱导或逼迫他们夭折学术生涯,去“改行”当“领军人才”或是“领导”等。

说到这许多人就不理解了,为什么当领军人才和领导,学术生涯就“夭折”了?当领军人才和领导是被逼迫的?回答这个问题仅拿一个原因来说事就够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目前科技评价的“比大”“比多”机制造成的。其实,戴有杰青帽子的人才他们是有很大压力的,在评上之前许多人已经竭尽全力了,评上之后其实压力有增无减,由于“比大”“比多”,许多杰青人才不得不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因为一个人或一个课题组即使再有能耐再勤奋努力,发表论文数量、获得经费数量、得奖数量等等再多,也比不过一个系和一个学院很多人的工作之和。而为了做大做多,在目前的机制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走上行政领导岗位,当系主任、院长、处长、校长等,同时又是“领军人才”,而且,在大多数普通人的眼里,院长校长就是比纯教授牛逼、成功、威风。当有了一定的行政支配权以后,才能获得足够的资源,包括上层社会关系、实验室、项目、经费、研究生、团队等等,而当有了一个很庞大的团队以后,这些杰出人才其实就慢慢的变成了科研的组织者或科研总经理(说好听是领军人才,说不好听是包工头),虽然他们的能量、权利、组织能力方面是比原来大多了,但是他们的科研技战术水平却逐渐变得平庸了甚至无能了。显然,当了“领军人才”之后,这些杰出人才就很少直接做具体层面的研究工作,也很难发现研究过程的细微新现象和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这时他们已经脱离了发挥他们科研天分的机会。相反,如果不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比大比多的规则下,他们可能会累死或是走向平凡,因为在科研道路上,真正能取得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大多数是难以获得成功的,而我们的机制是小成果可以凑成大成果,只要足够的多,还有就是科研成果的发明者是可以转让的,因而许多杰出人才在具体科研发明发现上就逐渐走向了平庸,走向了“拼多多”。

对于我这样一个绝对普通的人,也有深刻的体会。由于办专业需要在过去曾经有过上十年兼了个“生产队小干部”,在那段时间里,自己最大的长进可能是更加“懂事”了,所谓懂事大家是清楚的,比如各种人际关系、组织关系、项目运作、甚至一些潜规则什么的,但对科研的具体业务的确难以深入下去和难以有自己的发现和创新。比如,指导研究生对他们查阅的文献是否系统到位、设计的实验有没有什么具体缺陷、实验次数和精度是否可靠、实验过程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很难知道,而这些过程恰恰是可以发现新问题和找到新切入点的;还有,学生的论文写作引用的文献、公式、理论是否出自一次文献等,更是很少去检查考证。对学生的指导更多的是停留在粗犷或原则方法层面的,具体细节都靠学生自己,也没有充分挖掘出研究生的才能;学生发表论文挂你个名字在后面,有时真感觉不妥。而近几年由于退出了兼职打杂的工作,尽管年纪也老了,但自己真的感觉科研工作的成效和水平还有了显著的提升,自己能和学生一起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发现问题,自己能具体查阅国际文献寻找蛛丝马迹,自己能及时与学生批改论文,偶尔也能自己执笔撰写文章。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所在研究领域的国际发展动态和憧憬新的学科分支方向等,并能与学生为发表一篇得意的论文和出版一部新著作而同乐和同自豪。

其实,历史已经证明,革命性或是颠覆性的成果或发明发现都是极少数杰出科学家亲自做出来的,而不是靠组织一个巨大的团队来完成的,因为科学发明发现不是像盖高楼、架桥梁、铺公路等搞大工程建设出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研究院许多做出了杰出成就(包括获得诺奖的科学家),他们做出成就获奖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呆在实验室或办公室亲自做一线一流的科研。

由此看来,真正让我们的杰青人才出杰出成果,很重要的是一条是要营造一个能让杰出人才一直能够坚持在一线的科研岗位上,让他们能安心做自己的科研,这种环境包括去掉“比大”“比多”的评价制度、没有过大的竞争压力、具有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比较充裕的科研资源等。

尽管“学而优则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曾起过激励知识分子积极努力的作用,也创造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知识型政治家,但这时他们已经不是科学家的身份,至少不是一线科学家,至多算是科研教练。“学而优则仕”其实是使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杰出人才队伍走向桎楛和凋谢。“学而优则仕”造成本来就难得的杰出人才的天分得不到发挥或是说不务正业,也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杰青人才一开始就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因为“学而优则仕”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它对未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继续发生影响;另外,也不排除一部分杰出人才由于兴趣转向或是不愿意吃做学术的苦而转向别的行当。

对于中国的著名高校,未来一流大学的建设可能不再是投大钱引人才购设备建大楼等的事了,一流大学更深层次甚至是瓶颈的问题,是软环境的建设问题,特别是文化层面的建设,而大学一流文化建设又需要有更好的社会环境和机制体制的支持,从这一点上说,软环境的建设远比硬条件难得多,它是大学本身所不能完全解决得了的事。

总的来说,中国人均杰出人才本来就少,而不少杰出人才的天分又中途“夭折”,这是造成中国原创性、突破性的科技成果仍然偏少的重要原因。当中国的高校有了一种让杰出人才都能崇尚和坚持一辈子当科研一线“球员”的环境之时,中国的大学也许就是一流了。

哈哈,写到这好像有点狗拿耗子和庸人自扰的感觉啊,到此打住,赶快做自己的正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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