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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博物馆”的多媒体呈现

已有 592 次阅读 2019-4-16 08:56 |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在全国各地纷纷筹建各类博物馆的热潮中,有一类隐性的活态博物馆不应该被忽略。它们遍布山野,拥有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各类雕刻、绘画、书法、工艺和文物珍品藏量丰富,伴以原汁原味、永不终场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表演,还有不离不弃、数量庞大的“观众”;在一些宗教信仰者占人口较大比例的族群中(如佛教之于藏族、傣族,道教之于瑶族,基督教天主教之于苗族、怒族、傈僳族、拉祜族,伊斯兰教之于回族、维吾尔族等),它们更是传统文化的传习学校,民族精神的凝聚圣地,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互动融合的交流平台。它们堪称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聚宝之地,传承多元文化的聚气聚人之地,当然同时也可能是社会神经的敏感部位。宗教寺庙和民俗信仰,由于汇集了形态多样的观念意识、社会组织、礼仪规范及文学艺术等复合性社会文化因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直是构成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基本成分。

 

中国的宗教类型复杂,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等诸多形式,而每种宗教又有不同宗派,各少数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更是五花八门。中国宗教艺术遗产包括前宗教、古代宗教、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大量物质及精神遗留,计有宗教建筑(寺庙、石窟、塔等)、宗教绘画(如岩刻画、寺庙壁画、卷轴画、木版画等)、宗教雕塑(石刻、泥塑、铜铸、木雕、纸扎等)、宗教舞蹈(如踏罡、跳神等)、宗教音乐(如仪式音乐、唱诗等)、宗教戏剧(如神功戏、傩戏等),以及宗教法器、宗教服饰、宗教剪纸等不同类型。艺术形式多样,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是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财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祭坛就是文坛①,就是学堂,就是舞台,就是美术馆和博物馆。

 

对于宗教艺术遗产价值的认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第一,对于研究对象,我们需要正视宗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遗产和社会精神需求的现实,同时需要剥离出宗教性后面的世俗性,彰显被神性遮蔽的人性。这样,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几千年的宗教史,不是单线的圣王史,而是多元多层面的文化史;理解实际创造这些思想和艺术作品的祭司、僧侣、工匠、艺人,不是“迷信职业者”,而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第二,对于研究者,我们需要看到宗教及其宗教艺术在信仰之外的多重认知价值。在各民族宗教文化互动和融合的大前提下,研究者从理论和方法上应该关注如下问题的研究:宗教民族志研究应如何开展;全球化和世俗化如何影响宗教艺术发展;民间宗教艺术的地区流变;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与艺术学接轨的可能性;等等。由于涉及传播学,也应该关注宗教艺术在新媒体时代的“流行”与“变迁”,其传播的形式、平台、主体及其对经典宗教艺术产生的影响,少数民族信仰西方宗教及其宗教艺术形式的再创造等问题。

 


第三,对于公众,需要跨越“信或不信”“信什么”的门户阻隔,了解不同的文化,并分享那些凝结了智慧和心血的伟大艺术。例如,在面对同样一种宗教艺术作品时,我们不仅要从人类学学者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也要听取宗教局内人的见解,从中发现宗教艺术在现实的人和场景中的状态。鉴于国际上出现由于极端信仰而破坏异文化宗教艺术遗产的现象,我们对于跨信仰族群如何看待其他文化的宗教艺术遗产,也进行了一些探讨。例如,有两位选择笔者作为学位论文指导老师的维吾尔族学生,愿意尝试对佛教艺术遗产的认知调查。她们把家乡的著名佛教艺术遗址纳入自己了解的范围,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探讨伊斯兰教信仰圈的人对佛教艺术遗产的认知等问题。这样的探讨虽然十分初步,但具有局内人专业研究所不能相比的社会价值。

 


对于“中国宗教艺术调查与数字化保存整理研究”这个课题提出的背景及对其重要性的理解,主要来自我们多年来的田野考察和文化保护经历。30余年来,我们一直秉承人类学、民俗学的基本传统,以田野考察为基础方法,在现场观察和考察宗教艺术生存和变异情况,探讨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问题。我们参访已经做过田野考察的地方,藏传佛教有西藏布达拉宫、古格遗址、托林寺,青海年都乎寺、塔尔寺等;南传上座部佛教有云南傣族、德昂族、阿昌族各类缅寺、塔林;汉传佛教有云南石宝山石窟、鸡足山寺庙群、筇竹寺,重庆大足石刻,河南龙门石窟、少林寺、大相国寺,江西真如寺、东林寺,南京定山寺,广东光孝寺、国恩寺、开元寺等;道教有云南巍宝山、广东罗浮山、四川青城山等;伊斯兰教有甘肃、青海、海南、云南的清真寺;基督教和天主教有云南苗族、傈僳族、怒族、拉祜族的各式礼拜仪式。至于各族民间信仰方面,则关注更久,如白族本主崇拜、彝族土主崇拜、纳西族东巴教、普米族韩归教、摩梭人达巴教、景颇族的董萨、佤族和布依族的摩公、哈萨克族的萨满等,并已经出版相关研究论著和民族志影视作品,参加过敦煌石窟、故宫、陕西历史博物馆、青海佛教寺庙壁画、地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等相关传统建筑、绘画、雕刻等数字化保存整理工作,并发表相关论文,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和科技实践经验,可以为项目开展提供较为务实的理论分析和方法框架。


在调查中,一方面,我们惊喜地看到中国多民族文化资源,其丰富多样令人赞叹。那是与西方理论描述和理解的文化系统大不相同的文化系统,具有独特的表述形式和思想内涵。另一方面,我们也惊讶地看到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由于种种自然和人为的因素出现大量损毁和病害,特别是宗教艺术遗产,它们或继续被当作“迷信”加以打压,引发新的宗教或民族问题;或被改造为各种营利的工具,迅速消亡或异化;而某些被“保护”起来的东西,也因为展示条件限制或资源管理权限等问题,封存或幽闭,不能为公众提供服务,甚至不能为专家的研究提供方便,这些公共性文化遗产实际成为废物或权力垄断部门的资产。

 

此外,宗教艺术毕竟是附丽于信仰的宗教外化形式,内部戒律可能导致某种排他性,因此,除了指定人群(信众)对指定目标(如圣主或鬼神)的膜拜,尚不易形成社会共享的公共财富;那些“原版”性资源,如宗教艺术的重要载体——寺庙,一旦发生天灾人祸等意外事故,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虽然国际学界关于基督教艺术、原始艺术和少数民族艺术的研究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国内改革开放后对宗教艺术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但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纸媒的成果,它们的传播和使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信息还原不完整,特别是对活动性图像信息的记录保存,具有许多缺陷。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的宗教艺术遗产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现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信仰艺术正在大量消亡。我们面临的现状是,由于国内不同类型的宗教场所分别处于不同的生态和人文环境中,受到环境,温度、湿度控制,检测修复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的制约,许多艺术品存在脆化、虫害、腐蚀等问题。病害的开始肉眼多半无法辨识,大范围的控制和检测系统也不能预警,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分析,对已经发生的情况进行现状初步判断,再借助其他探测技术检查文物的物理与化学变化程度。传统的工作模式依靠的是技术人员的经验、各种不同物理仪器的检测得出结论,往往无法及早发现文物的受损。另外,检测困难、周期长、来回搬运文物、采用其他辅助材料进行扫描和显微都对文物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鉴于此,我们希望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应用多媒体技术对中国不同类型的代表性宗教艺术遗产进行系统的数字化保存整理,尝试采集可在较真程度还原的“文化DNA”,建立中国宗教艺术遗产数据库开放式模板,探讨文化遗产为公众和专业研究提供便利路径的方式,让不可接触或不能见天日的艺术珍品面对公众,为社会文化建设服务。

 

进入21世纪,以互联网第二代、移动通信工具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正加速推进技术、社会和文化的急速变迁,知识生产、流通和传播的量急剧膨胀。由于数字媒体的作用,现在人类每年产生的信息,比人类有史以来产生的所有书面信息还要多。个人日常生活的“数字足迹”大大刺激了数字宇宙的快速增长。通过互联网及社交网络、电子邮件、移动电话、数码相机和在线信用卡交易等多种方式,每个人日常生活都被数字化。数字宇宙已经通过许多方式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媒介的转型导致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转型。它让许多传统文化和传统学科发生危机,同时也给它们带来生机。新媒体带来的全新认知、传播和交流方式及其导致的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将影响人类的认知模式、生活方式和知识生产,塑造一个新的社会。在媒介转型中,多时态、多语境的视觉表达格局出现了,多样化的视觉呈现方式出现了,多向化或非线性的传播和交流方式出现了,多元化的视觉文化群体和社区出现了,多学科化的视觉研究出现了。包括宗教艺术在内的“传统”文化,也在新媒体时代有所“流变”,其传播的形式、平台、主体对传统经典宗教艺术产生了影响。这其实也是“数字化保存”的一种形态,它是宗教艺术在全球化和世俗化过程中,文化变迁与自我再生产再创造的过程,是当下宗教艺术的现状。

 

正因为此,欧美学术界对新媒体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变得极为关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世界名校,都专门建立研究机构来关注新媒体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围绕新媒体研究,文理结合开展相关的社会实验研究成为当前重要的学术前沿。国外博物馆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普遍开始将新媒体方法应用到文物或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当中,如多光谱影像采集技术等。经由红外摄影技术获取油画的信息,由于不同时期颜料成分的差异,辐射的红外波段也同样存在差异,在人眼无法识别或者自然光下无法反映的影像信息,透过红外摄影展现于研究和保护人员面前。在紫外荧光照射条件下拍摄能够发现肉眼无法察觉的病害变化。英国泰特现代艺术馆已建立起了平面藏品的多光谱影像档案系统,并应用于文物保护与研究当中。

 

国内的敦煌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布达拉宫等尝试过一些数字化保存整理的工作。如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漫漶壁画进行多光谱成像调查与分析、陕西历史博物馆将紫外荧光成像技术应用到壁画修复等。但对于大量需要开展同类工作的国家级和非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来讲,目前迫切需要做的是全方位开展的数字化保存和整理工作。例如,中国古建文物分布广,类型尺寸复杂,限制条件较多,因此长期以来对它们的数据采集难度大,在数字化工作中整理也比较困难。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已有许多更方便易行的高科技手段出现,利用这些技术可大大加快有关工作的进展,提高这项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我们认为,根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对不可移动文物的数据采集,应包括建筑群总体平面图、单体平面图、立面图、结构图等,影像应包括内、外景及重要部位,附属文物及重要藏品、主要古树名木等的有关信息。以传统方式进行采集不但费时,在信息内容上也容易不完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对该类数据采集可以采用更简易、精度更高的快速数字化采集方法,如三维全景扫描和虚拟建模。

 

上述研究表明,多媒体数字采集技术应用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是有用可行的方法,关于宗教艺术影像精确测量数据等技术措施,如寺庙建筑影像测量、壁画高精度影像数据采集等,教仪、乐舞等动态行为的记录,对田野考察与古建筑数据测量尤为有用。应用数字化多媒体形式,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更广范围传播和不可接触式文物艺术珍品的面向社会,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对于这项工作,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人类学、宗教学、艺术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结合,理论研究和多媒体应用研究结合。

 

中国宗教艺术遗产的田野考察


我们对云南、西藏、贵州、四川、青海、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江西、北京、上海、重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宗教艺术、宗教和民间信仰仪式等方面进行了田野考察,有很好的田野考察基础。拟在此基础上,借助过去的前期调查和人脉关系,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进行结构性布局布点调查,兼顾样本典型性(如示范点)与一般性,为建立开放式的数据库系统奠定基础。一方面,对我们过去30多年的调查,借此机会作一个全面梳理,厘清大致的知识谱系和学术脉络,绘制宗教艺术遗产的文化地图,建立超媒体数据平台;另一方面,重点抓几个已经有一定基础的点,开展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取得类似艺术志或专题研究的成果,并用多媒体数字化手段呈现,形成有显示度和推广范本意义的示范点。

 

中国宗教艺术遗产的类型学研究和数字化保存整理

 

分类是研究的基础,也是对不同类型宗教艺术遗产进行系统数字化保存整理及其数据库建设的基础。根据宗教艺术不同的异本,不同的母题特征,同一类型在不同的地区的变异,可以比较其异同,探寻其起源、原型和流变。另外,“功能”类型与“结构”分析等也是可以借用的方法。

 

采用的方法应该是全方位、多媒体齐头并进的。除了常规的数字摄影、摄像及录音,还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和不同宗教艺术遗产的类型,利用不同数字化技术进行保存整理。

 

对于宗教建筑环境、布局和经典宗教建筑,可用地理信息系统、City Engine(城市引擎)的方法做虚拟重建,通过三维动画建模的动画形式对建筑结构作分解组合呈现,有利于观众和研究者了解建筑基本结构及其建筑过程。

 

对于洞窟、建筑、壁画等不可移动文物,特别是结构比较复杂的空间内部的拍摄,三维全景扫描、文物影像精确测量数据技术具有特殊的价值。该技术可以在不搭设支架、不动任何物件的情况下对建筑内外状态做全景扫描。扫描成像可以供观众和研究者全面了解建筑基本形态和相关数据。例如,我们对云南巍山古城、巍宝山道教和佛教寺庙群、大理天主教教堂、丽江大觉宫等作了VR(virtual reality,即虚拟现实)拍摄并生成虚拟漫游,除了无偿赠送当地一套数据包,还上传到网络数字平台和微信平台上,让公众共享。对于具有民间信仰性质、包含丰富民间艺术内容的民俗大场面活动,我们也尝试采用VR全景拍摄与机动机位抓拍细节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方位记录,如拍摄广东祭祖和龙舟赛会。

 

对于纸质易损文物,多光谱数字采集系统与图像分析系统是一种无损非接触的技术手段。通用的多光谱数字采集系统与图像分析系统,可以实现在不同光照环境下的数字采集、数据分析处理与整合,对有代表性的纸质文物在不同环境下进行数据采集并记录过程数据。在这方面,项目组成员在对藏区大尺寸纸质文物的数字采集及复制方面,作过一些尝试。

 

对于壁画,可以将多光谱成像、红外透视摄影和紫外荧光成像技术应用到壁画旧迹或病理透视中,为研究或修复提供科学依据。项目组负责数字化的多媒体呈现工作的成员尝试对有的寺庙被烟尘遮蔽的壁画作红外透视摄影,“看”到了烟尘下的壁画原样,这为壁画的发现和保护做了有益的工作。

 

对于宗教仪式、音乐、舞蹈等活态表现,除了用高清摄像全程摄录,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使用3D(3 dimensions,即三维)动作数据捕捉。该方法采用光学PIMC(Pioooo Motion Capture)系统,通过对人的动作的精确捕捉,可将其运动轨迹转换为三维数据并进行保存和分析。获得的数据相当于提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动作DNA(deoxyribo nucleic acid,即脱氧核糖核酸),这些数据可以在任意三维软件中使用。

 

这项研究涉及面广,在具体进入调查和数据采集时,必然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困难。最主要的困难是前期调查阶段与拍摄地关系的协调,这是本课题成功与否的关键。由于触及宗教、民族和文物几个敏感地带,牵涉信仰、宗教禁忌、民族习俗、文物保护等问题,开展这方面工作具有很大难度和复杂性。解决办法是依靠国家项目的政策支持,利用前期工作的调查基础和人脉关系,建立良好合作机制,谨慎地推进调查特别是数据采集的工作。

 

这是一项跨学科研究的项目。除了常规的人类学、民俗学田野考察和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分析外,还需要艺术学、传播学及多媒体手段的介入。最终成果是系列研究报告和建立超媒体数据平台。分别为编辑出版“中国宗教艺术遗产调查丛书”,完成“中国宗教艺术遗产影像志”“中国宗教艺术遗产数字化采集整理数据库”和宗教艺术标本室的建设,建立了一个开放式的超媒体数据网络平台,该平台类似Google Map(其他参考技术有R2S平台、flash等),在地图上可以一目了然看到不同宗教的分布情况。其一般样本应能够呈现这样几个界面:地理位置(空间)、年代(时间)、宗教类型、艺术类型、媒介形式,而它们又是可以互相链接的整体框架;典型示范点则具有一定学术深度和丰富的多媒体呈现,可以十分方便地呈示文字、图片、动画、音响、视频、球幕扫描图像或虚拟建模图像等媒介形式。根据经费情况,我们将做出大致框架和数个多媒体范本,为后续项目提供预设空间和推广平台。数据库是开放的,可以交互建构,允许不断补充内容,可由各地研究者自主输入数据,并为国家、学校、博物馆、研究机构、项目参与者和文化遗产资源地所共享。

 

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

 

一些重要的遗产点,如敦煌石窟,已经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尝试。由于游客量剧增,可开放的石窟不堪重负,游客在光线昏暗的洞窟里匆匆而过,也无法有效地观摩壁画。所以,如何处理好保护与观摩的关系,的确是当务之急。近年敦煌在社会各界帮助下,开展了数字化采录、建档和多媒体呈现的项目,对控制和分流游客,更清晰地观摩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应用新媒体技术对中国宗教艺术遗产进行数字化保存和研究性整理,应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

 

邓启耀

 


本文摘编自邓启耀主编《隐性“博物馆”的多媒体呈现》一书序言部分,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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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启耀,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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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博物馆”的多媒体呈现》

邓启耀 主编

ISBN 978-7-03-060624-2

责任编辑:李春伶


内容简介


《隐性“博物馆”的多媒体呈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艺术遗产调查与数字化保存整理研究”的成果之一。全书内容涉及媒介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田野考察、虚拟社区研究、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新媒体方法在宗教艺术遗产保存整理中的应用等,呈现了中国宗教艺术遗产保存、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颇具参考价值。


本书适合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与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参考。


(本期编辑: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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