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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科技史之二:魏晋清流

已有 7401 次阅读 2018-5-24 14:34 |个人分类:图像证史|系统分类:科普集锦| 画说科技史, 魏晋南北朝, 彩绘砖, 杆秤, 耕耙耢

  按:拙文是“画说(中国古代)科技史”系列文章之二(序言、之一见旧博文),刊发于《百科知识》2018年05A刊。刊发后,发现文章中有关杆秤起源的问题没有讲透,首先是我写作时以为只要有秤砣,便可证明杆秤,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有些考古发掘的“秤砣”完全可以作为定量砝码,也即仍可作为等臂天平的附属物。其次,一些专家认为,在天平向杆秤的演变中,“衡称(秤)”作为过渡物件曾出现过。这也是我文中未提及的。按照度量衡史专家丘光明的观点,杆秤在东汉时已经比较普遍使用了。请参考丘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刘东瑞《谈战国时期的不等臂称“王”铜衡》,孙机《焦作窖藏出土的杆秤》。特补充。

中国历史朝代歌中有一句:“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这几句便是我们今天要涉及的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跨度不可谓短,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魏到公元589年隋军灭陈、完成统一,前后达369年。这段时期,政权更替频仍,连年征战、民不聊生,社会思潮倒并未陷入桎梏,反而激荡澎湃,孕育了艺术上崭新的姿颜,整体上比汉代又前进了一大步。我们先就这一时期图画的题材和风格做三点概括,使大家有一个总的印象。

首先是汉代写实传统(风格)的延续,这点突出表现在河西走廊一带魏晋墓葬的彩绘砖。其实自东汉末年,由于物资匮乏,中原地区已渐兴薄葬,但到魏晋时,河西走廊一带并未受较大影响。彩绘砖的画匠,极可能是当时社会底层的民间画工,生活阅历丰富,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熟稔于心,现实题材广泛,据张朋川、张军武统计,有“农桑、畜牧、井饮、狩猎、林园、屯垦、营垒、庖厨、宴饮、奏乐、博弈、牛车、出行、坞壁穹庐、衣帛器皿、营帐、驿传、牵驼、车舆、滤醋、蚕茧、丝束”等。这些题材正是研究古代科技史、物质文化史求之不得的宝贝,更令人欣慰的是迄今出土的彩绘砖数量还不小,嘉峪关、酒泉、张掖一带出土数量竟达700多块!较之于魏晋南北朝其他地区或别的图画题材,魏晋彩绘砖可算上一股时代的清流,故此篇也因之命名。

其次是玄学和佛学的影响。魏晋玄学,是当时士大夫挣脱经学迷信,用道家汇通儒家的一次极端尝试。一心追求内心修养而轻身外之物,结果是培育了一大批清谈家,其中典型代表便是著名的“竹林七贤”,有人称他们是我国有史以来最放肆的知识分子。其故事广为流传,这里不再赘述。最贴切描绘这七位清高雅士形象的,当属南京博物院藏南朝时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整幅画由近300块砖拼嵌而成,八位名士宽衣博带、席地而坐,格调高雅闲适,画风自然空灵,正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但在汉代只是依附黄老之学,并无大的影响。到了魏晋南北朝,佛风煽扬、信众广播,我国著名的石窟,如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响堂寺等,无一不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些石窟中的壁画也“见证”了不少当时的科技,下次我们会专门谈敦煌壁画。当年寺观壁画想必也类似,只可惜“南朝四百八十寺,已无楼台烟雨中”。

最后是专业画家登上历史舞台。这点非常重要,过去学习原始社会的历史,经常讲两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分工意味着专门化程度提高,也可以说使得一部分人术业有专攻。绘画也是如此,在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以绘画谋生之人,而且培育了流芳百世的大画家曹不兴(三国吴)、顾恺之(东晋)、陆探微(南朝宋)、张僧繇(南朝梁),后三位被明代杨慎归于“画家四祖”(另一位是唐代吴道子)。遗憾的是,这几人中只有顾恺之的画(摹本)流传于今,比如故宫博物院藏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其中《洛神赋图》中的双体船有极高的技术史料价值,有兴趣者可细察,此处不赘。由于众多专业画家投身创作,绘画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陆机视绘画和文学一样重要,并认识到其独特的价值:“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绘画功能在于“存形”,这种写实传统和价值正是画说科技史最需要的。到了南朝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绘画“六法”,更是被后世奉为经典。

好了,对这一时期绘画艺术有了一个总的了解后,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到魏晋彩绘砖。

“耕-耙-耢”的耕作体系

在我国古代的农学著作中,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就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北魏,它便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齐民要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农书。贾思勰是齐郡益都人,大致在如今山东寿光县一带;其生卒年不详,仅知道他曾做过“高阳太守”,可是北魏时曾有两个高阳郡,一个在今河北境内,一个在今山东境内,学界争论纷纷,目前仍无定论。不过,成书的年代大致可确定在公元530-540年间。《齐民要术》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用书中的话说是“起自耕农,终于醯醢(xī hǎi),资生之业,靡不毕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系统总结了我国北方旱田以“耕-耙-耢”为核心,以防旱保墒为宗旨的精耕细作体系。

耕-耙-耢,是怎么回事呢?理解它们的关键无非三种农具:犁、耙、耢。在上一篇“汉画万象”中,我们已经提到了犁,汉代的犁发展已经比较完备,特别是发明了配套使用的耕盘,是耕田作业中的一大进步。只是耕盘的使用还不常见,在汉代图像中最常见的是二牛抬杠式,使用的是长直辕犁。汉代已经出现了单牛驾(曳)一犁的耕田方式,只是具体的系驾法并不清楚,也即牛是如何拉犁的并不清楚。到了魏晋时,一种学界少有关注的双辕犁出现了。比如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中这幅画(图1),描绘的就是一幅牛耕图,可以清楚看到牛身后的犁有两根辕,从犁梢底部延伸到牛颈。这种犁在后世并不多见,因为牛的身躯有一定宽度,双辕从牛身后分开后,无论在牛颈部如何连接,总要再有一定程度的收拢,究竟如何,现在仍说不好,只有一点可以确定,魏晋时我国出现了双辕犁。从技术史的角度看,这种犁较汉代那种带耕盘的犁有些落后,因为有了耕盘(估计您想不起来什么是耕盘了,建议回看前一篇《汉画万象》),犁身便可以缩短,耕田过程中回转就比较方便。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何随着时代的进步,魏晋的技术反而落后了?其实这种状况在古代并不罕见,很大程度上技术传播的问题,山东滕州画像石上那种耕盘,可能使用的地域很小,而且迄今尚未发现汉代用于单牛耕田的证据,这也是很吊诡的事情,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去揭秘。


图1 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耕田图”

耙和耢,是两种整田农具,所谓整田,就是犁田后平整土地,以待播种。后世的耙,主要有两种,一种方框状,一种人字形,下方有铁齿,使用的时候上方或站或蹲一人,在畜力牵引下可以把田中大的土块打碎,同时起到一定的平整作用。后世的耢,以方形木为框架,其中编上荆条,使用方法和耙类似,可以进一步磨碎小的土块(故耢也称为耱),同时平整田地。笔者还记得小时候见过叔叔站在马拉的耢上,双手拽住马尾劳作的场景。有时候我也体验一把,尽管只是蹲在耢上,倒也惬意自得。不过魏晋时期的耙和耢还不是这种形态,正好反映了整田技术的演进过程。先说耙,耙的主要特征是带齿,其形象最早出现在魏晋彩绘砖上,这是甘肃嘉峪关新城五号魏晋墓出土的彩绘砖(图2),T字形耙跃然“砖”上,系驾方式仍是二牛抬杠式,只是因为艺术表现手法之故,牛颈上的横杠被省略了。当然,魏晋彩绘砖上亦有单牛拉耙的,不过其系驾方式还不清楚。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图像有时用处极大,有时也会丢失重要的信息。再说耢,耢的形象在汉画像石上已有,但极少,在魏晋彩绘砖上不但可以看到汉代那种横木状的耢,还可以看到框形耢(图3),后者明显有荆条或藤条编于其中,这和后世框形耢的差别已经很小了。《齐民要术》虽然首次记载了耕-耙-耢体系,但悲催的是该书没有一幅图,对器物形制的描述又十分吝啬,不知害苦了历史上多少读书人!幸运的是,197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的魏晋彩绘砖为其做了最好的图解。


图2 嘉峪关新城魏晋五号墓彩绘砖“耙田图”


图3 张掖高台县魏晋墓彩绘砖“耢田图”  

杆秤起源的谜团

上述魏晋彩绘砖印证了历史,但有时图画也会把研究者、欣赏者引入误区。接下来谈的我国杆秤起源的学术问题,便与一幅“误绘”的临摹图有关,也可以说是一次 “误绘”引发的学术谜案。

在城市的大商场、菜市场中,杆秤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在农村地区它还在广泛应用。杆秤本质上是一种非等臂杠杆,需要掌握一定的力学知识方能制作。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已经使用等臂天平。我国在战国时期的一些墓葬中曾出土多件等臂天平,其中以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一套天平最完整,包括木杆、两铜盘和一套砝码。我国杆秤的使用要晚些,但究竟起源于何时,学界存有争议。

争议的原因要从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4窟一幅壁画谈起。1979年4月,刘东瑞在《文物》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引用了第254窟一幅佛教本生故事“尸毗(pí)王割肉贸鸽”图,就在这幅图上绘有一“杆秤”。但是,刘文引用的是他人摹绘的一幅图(图4),临摹的时候人为把原图右方的尸毗王改绘为一秤砣,结果活生生把一等臂天平“变”成了杆秤。结果以讹传讹,流传甚广,就连科技史界陆敬严、华觉明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也沿用了此图,一时成了我国最早使用杆秤的图像证据。更有趣的是,本来是天平,提纽就在中间,如果改绘成杆秤后,位于中间的提纽就解释不通了,为了解释得通,前述《机械卷》只好写道:“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中的执秤图(引者注:即第254窟壁画),虽属提系杆秤,但秤的制作比较原始,提纽几乎在衡木的中央,秤盘的篮子处于重臂一端的中间,这种杆秤依然保留有不等臂秤的痕迹。”可见,那位临摹者真是害人不浅,害得科技史学者如此“委曲求全”,硬是把无法解释的画解释“通”了。那么是谁最早发现了临摹者的误改?是敦煌研究院王进玉研究员,他在《敦煌学与科技史》中专门论述过此问题,同时他发现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56窟有一幅卖肉图中绘有一杆秤。


图4 敦煌莫高窟第254窟“尸毗王割肉贸鸽”图(临摹)

但是有迹象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杆秤应该已经使用。前述《机械卷》引用了张僧繇绘的一幅执秤图(图5)。但该图其实出自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中的亢宿,该画的作者有说是唐代的梁令瓒;有说是张僧繇,只不过是唐摹本(还有直接说是梁令瓒摹张僧繇本)。尽管作者仍存争议,但该画年代为唐代,美术史界并无异议。退一步讲,即便是唐摹本张僧繇的,作为南朝已出现杆秤之证据仍不可靠,因为美术史上以摹绘之名行改动之实的不在少数。那么,何以主张魏晋南北朝已经出现杆秤了呢?


图5 唐代《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亢宿》

理由有二。首先,约公元450年,北魏道士李兰发明了一种新型计时工具“秤漏”。该事件在梁代沈约《袖中记》和唐代徐坚《初学记》均有记载,“以器贮水,以铜为渴乌,状如钩曲,以引器中水于银龙口中,吐入权器,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时经一刻”。很显然这是一种计以水的重量转换为时间单位的仪器。李约瑟、华同旭等复原了秤漏的结构,均采用了杆秤。或者说,李兰发明的秤漏是以杆秤的普遍使用为前提的,而不可能相反。其次,1989年河南焦作嘉禾屯林场出土了一批窖藏铜器,孙机认为同窖出土的秤砣和秤盘便便是同一杆秤的部件,年代为北魏或略晚。

因此大致可以说,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杆秤已经出现,但相关图像资料仍阙如,最早有较明确纪年的杆秤形象出现于莫高窟第156窟的卖肉图,该窟建于唐大中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留给下次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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