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史实根基  关注学术生态

（在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5年12月13日,于扬州）

授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12月16日发布

（按:由北京曹雪芹学会、扬州大学、江苏省红学会、扬州市政协、扬州市社科联联合主办的《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12月13日上午在扬州迎宾馆举行开幕式，在随后的嘉宾发言中，吕启祥以《坚守史实根基关注学术生态》为题发言。这一发言引发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在12月15日上午的闭幕式中,北京曹学会会长胡德平先生发表长篇闭幕词，他在致词中不仅高度认同和赞扬吕启祥的讲话见解，而且加以发挥和完善。

笔者授权发布吕启祥发言的文字稿，和讲话稿不同,文字稿删除了一些人名及发挥性阐述。笔者授权申明，吕启祥并未接受包括扬州晚报在内任何媒体的专访。请引用讲话内容的媒体和报刊,以此为准。]

吕启祥（中国艺术研究院）

先得申明，这只是一个发言,有感而发,提出问题而已；并非论文,不能也无力解决问题,仅供探讨。

            坚守史实根基

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北京曹雪芹学会以研究和弘扬伟大作家曹雪芹及其巨著《红楼梦》为己任。来自于作品本身及同时代的一系列文献、档案、资料以及后代的口碑史料构筑了曹雪芹著作权的基石。这是曹红之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在前辈开创的基业上,今人尤其是近年来学者作出了数量可观的有价值的成果,学术期刊《曹雪芹研究》的存在便是明证，还有相关的丛书和其他出版物。

然而，放眼周遭，质疑和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声浪此起彼伏，且音量不小。今年,借300周年纪念之际，炒热XXX为《红楼梦》作者，据说地方领导还前往祝贺，真不知置曹公于何地。《红楼梦》作者的选项，据说有十几以至几十个之多，闭塞如作者，也听到诸如吴梅村、洪昇、冒辟疆等明清之际的文人或曹氏家族中的其他成员等等，每一说几乎都有专文、专著支撑，至为执着。

有一个更为显豁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索隐著作的层出不穷，往往有的著作者功力不浅，读者兴味浓厚。学界有人兴叹曰：索隐派不仅未曾偃旗息鼓，反倒子孙绵绵，大有复兴之势。

这里不妨略举一二。大约几年前,得睹《揭秘〈红楼梦〉背后的历史玄机》一书，记得其时不叫这个书名，作者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XXX，85岁,退休后倾力于此，完全赞同蔡元培校长《红楼梦》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主张，并加以发展。从作者的年辈学养看，确有深厚的旧学根蒂，决非率尔为之。另有一位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XXX，长期从事科技和公益事业,业余研红,尤其是退休后全力倾注，跋山涉水，实地调查，几次修订《另解红楼梦》专著，考察到《红楼梦》的五大冤案。她的坚韧执着,谦虚好学,不由得不令人感佩。索隐之说和《红楼梦》作者问题是常常纠结在一起的,在索本事觅史实时，几乎都会对成书过程和作者何人提出一系列的见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学术景观或曰红学现象呢?

我们也许不见得要对每一位作者的新说或每一种索隐的思路作出回应、辨析、对话（当然，其中严肃之作不乏有价值的资源会给人启发;那些荒诞无根的炒作也有学人予以驳正和廓清。）本人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所要探究的这背后的原因，我想知道，为什么当今索隐如此盛行，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尽管笔者从不赞成种种关于作者的新异之说,并不同意用索隐的方法研读《红楼梦》，也料想每一种主张都不可能被说服,就像当年蔡元培并未被胡适说服,蔡、胡亦并未在意王国维的批评一样。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的思考。此处且不谈那些炒作和恶搞之类。

从学理层面上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红楼梦》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众所周知，这是一部尚未最后完成的杰作，它的创作时间相当漫长,几经增删修改、辗转流传，这是一件有缝的天衣。关于成书,已经有若干专著，有的学者对此有浓厚的兴趣，有系统的见解。

其二，是中国文化强大的尚史传统,这种惯性会顽强表现甚至变异发酵。

中国是一个史学传统深厚、史学高度发达的国家。史籍具有权威、高贵的地位，内涵丰厚，无所不包，举凡学说须征之于史方能得到承认，艺文不过是史之支流末节，身份低微。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以读史的眼光去读小说，以考证之眼观小说，便是轻车熟路。红学史上一些学养深湛，淹通经史的学者面对《红楼梦》，往往以“本事”取代“故事”，以“文献”取代“文学”，以“实录”取代“虚构”，这样的史学阐释倾向，其背后都有强大的尚史传统在起作用。及至当代，索隐之作源源不断，与学者和百姓的读史兴趣相关。即以上举的两部著作而言(不说那些胡猜乱想的伪索隐)我深佩作者的严肃认真锲而不舍的为学态度,却难以认同其为学的方法。

其三，是我想强调的一个方面，即我们对于曹雪芹的天才创造、《红楼梦》的文学品位研究不深,有时甚至缺位，应当是很重要的原因。

上文提到，《红楼梦》是产生在一个史学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的，她当然会吸取这一传统的丰厚营养,诸如善恶不讳、春秋笔法，绘影传神等等；同时,为了提升和突破这一传统，需要付出极大的艺术勇气和有赖于文学天才的创造!只有到了《红楼梦》，小说才真正彻底摆脱了史传附庸，取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是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既为小说，就必须超越史传式的实录进入到创作的层面，必须凭借想象和虚构创造出“第二自然”，使作品获得文学的品质。

这里,不妨回看一下《世说新语》，这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作品，在小说史上,只能说是萌芽或是孩童时期。当今的《世说》研究者把它的文体特征和影响讲得相当透彻，强调《世说》的编者刘义庆等为了达到与史传异质所作的努力,比如,同一个人物在褒奖门类出现，也会发配到贬抑门中，由此颠覆了对人物作贤愚善恶的形上分类模式，更为立体化、更具客观性。编者有意识地消解叙事中的史传因素而看重艺术的真实,使之更具小说的意味。即前人所谓“变史家为说家”，鲁迅对此亦有“远实用而近娱乐”之评，可见该书的独特审美趣味。

试想，上距《红楼梦》千余年的《世说》，研究者尚且如此关注其与史传“异质”的因素，看成是小说发展史的关节之点;面对千余年后已臻成熟的《红楼梦》，却还有众多研究者热衷于与史传的同质，不懈地钩稽本事、索隐史实，令人感慨系之。

其实,关注《红楼梦》的文学成就,对作品本身的研究是很大路的、大量的,但往往陈陈相因、冷饭频炒，或就事论事、殊乏新意。学位论文多矣，缺少问题意识,也就没有命题能力和学术担当，或找冷门，或扫外围，或干脆避开这块熟地,逃离这个泥潭，另讨活路。总之对《红楼梦》的崇高评价谁都会说,而要说出个所以然的优秀之作却不多见,也许是淹没在了拥挤的红学世界里。笔者闻见有限,亦深感出新之难。但优秀之作还是可以觅得的,兹举二例:

例一:有一个名曰《红楼鞭影》（或取意于旧之蒙学读物《龙文鞭影》）的选本,为周汝昌先生生前与其女共同选编,其中入选一篇长文,第一作者罗钢,为黄药眠、童庆炳先生的第一代研究生,文章题为《伟大心灵的艺术投影》，副标题为“从自传体小说形式看红楼梦的美学意义”，该文曾于1987年经我推荐发表,觉得是识见学力俱佳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其“自传体”并非本事意义上的而是美学意义上的,文章视野宽阔,涉及古今中外的文论及文学史现象，阐释“自传性”强调作家艺术家不再是旁观的说故事者，而作为主体深度介入，其前提是作家自我的觉醒和创作个性的成熟。这是地道的文艺学、小说学的论文。这似乎与周先生历来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的主张不相容,然而该文竟被选中,而且历经选本的一再压缩从百万字压至半数而仍然保留了这长达二万余字、为全书之最的长文。这件事意味深长,固然说明了选家眼力，亦表明对于《红楼梦》的文艺学美学研究,如果阐释到位、融会贯通，其屹立学界当为题中应有之义。罗钢今早已学有大成,此为少作或已淡忘。

例之二，本世纪初,我收到一篇乐黛云先生指导的张洪波君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红楼梦〉“事体情理”观研究》，该文从立意、规模到学术训练、理论追求等方面都给我以深刻印象和诸多启发,至今难忘。论文从历时的传统整合深度和共时的理论创新高度两个方面展开，逻辑严密、论证周全，切实有力。这里只就同上述问题相关的述引片断,谓“实录”精神“移步变形”，将出自史传的实录，从“录已有现象之实”发展到“写必有情理之真”的新高度，将“写实”的精神提升到展现人生世相背后的复杂心性与整体人情的“求真”高度。《红楼梦》已经获得了虚实融通、整合浑成的思想艺术品质,为中国小说观念摆脱尚史传统的强大束缚，确立独立而成熟的小说文体地位和文化品质,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资源。（以上均见该论文的结语）像这样着力于提高《红楼梦》文学阐释的认知深度和学术品位的论文,在红学圈子里似不多见。

以上是着眼于从深层次上回应索隐的盛行，促使人们反思。举例,必定挂一漏万,只是想借此表达一种愿望，期望在强化实证研究的同时,深化文学的研究,倡导文献功夫和问题意识并重，这样方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更深厚的理论支撑下,来维护曹雪芹的著作权和《红楼梦》的原创性。

关注红学生态

上面所说的作者问题新说多、红学论著索隐多已经是学术生态之一种了。这里还想把视野扩大一下,看看广大的读者、普通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他们是否关心《红楼梦》和曹雪芹，通过什么方式知晓曹红,或者干脆不关心、不知道，或者如有识之士指出的是“冰火两重天”。

想谈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网络时代红学如何生存和发展？

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社会信息化就是网络时代到来的直接后果。尽管网媒和纸媒相得益彰，但是今天网媒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远大于传统纸媒。对于红学如何在这个大环境下生存和发展重大课题，我本人当然是回答不了的,尤其像我这样的老年人，一个传统的纸媒人,连网络都不会用的落伍之人。但是，不管你是否乐意，躲是躲不过去的，无处可逃，网络时代已经到来，你已经身处其中了。举一个切近的例子，今年从暮春到深秋,我由于身体等原因，远离北京居于北美一个森林小镇中,什么书也不带、不看；然而，由于网络的发达,四大名著、国学经典、中外小说等等居然装入软件,从一个小小的手机里可以任意的“听书”了。更加意外的是，一天女儿告知有《红楼梦》的演唱会，于是我从手机里(放大)观赏了享誉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在宁波音乐厅演唱的全部红楼梦曲，作曲家王立平和87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导演王扶林都在场并有评论。你看,这就是无远弗届的网络的威力和优势,我也是一个受惠者了。

在网络时代,传统的知识观受到了挑战。有一本书叫《知识的边界》美国人（互联网信息结构专家戴维·温伯格）2014年底写的，原文为TOO BIG TO KNOW,直译也许可以取名“大而无边”，包含着大数据、云计算时代存在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网络时代的知识从广度上看是信息海量,从速度上看是更迭频繁，从深度上看则是扁平开放。它以全新的知识观挑战了我们多数人对知识的认知，知识（信息）过多过大以致近乎无边、无知，知识的高速流动开放和不确定性导致极度碎片化和消解定论、无视权威。在中国,网民总数据说已有6.68亿(7月23日发布第３６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网络文学用户2.85亿。聂震宁在“书香中国万里行”的讲演中说眼下中国已有12亿部手机，世界第一,手机上网的比例相当大。我不知道红学有多少网站,有多少人通过网络阅读和发表红学评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它的数量和影响远远超过纸媒，一本书，一种刊物发行到几千上万就很不容易了，而一个网站,据说有时点击数就以万甚至几十上百万计。

我们将何以自处、何以应对？互联网的优长之势和负面影响都已经很明显了，它是一把双刃剑。网络的覆盖之广、传播之速人们都亲身感受到了,小而言之,对学界朋友的研究业已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过去穷年累月千辛万苦的搜寻之功如今可以一键即得，不必说《全唐诗》早已制成光盘,《国学宝典》迄今已达20亿汉字，规模超过《四库全书》的两倍,古籍数字化对学术研究功莫大焉。《红楼梦》的各种本子也有光盘，但我以为这些数字化全部是人力制作和输入的,且不说需要对照原版勘误和校正，就版本而言，带有文物性质，网络既无法取代纸媒，还需用纸媒为依据，最可靠还是阅读纸媒原本。此外，网络的负面影响也早已凸显，不良信息、错误言论的疯传已成公害，匿名化虚拟化导致肆意宣泄、无限放大从而淹没真相失去理性,毒化网络空间。就红学而言，网上的炒作以至恶搞时有耳闻,对于学术和学人都是极大的伤害；小说中人物事件被消解、戏说,严重歪曲了经典,亵渎了作家。此外一些网文的随意变动的不稳定性，影响了学术文章的引用功能。一些网络论著严重侵犯了著作权。

概言之,面对充满活力、变化万千的网络世界,我们必需直面现实,努力适应,扬长补短,规避和抵制其负面作用。不能听之任之！

说到底,网络是手段、威力再大,也不能替代人的大脑，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文化定力,对传统保持敬畏。纸媒不可能被废止，文化积累永远需要。海量信息不等于学问，获取知识的便捷不能取代阅读。文学经典如《红楼梦》的耐久性和生命力永远存在，人生智慧和高尚情操只能在深度阅读反复涵泳中获得。

还有一个问题是传播形式和渠道的丰富多样应当受到重视。

这也要从我的切身感受说起,今年10月30日，因了极其偶然的机遇，我不请自来地到北京植物园黄叶村，欣赏了《红楼梦音乐传奇》的演出。此前,我一无所知也来不及翻看节目单，台上出现了吴碧霞，给人惊喜，心想世界级的一流歌唱家都请了来，还出现了其他的声乐、昆曲、舞蹈、朗诵等名家。我意识到这是在王立平套曲基础上衍生发展打造成的一台新节目,演员阵容的强大固然可圈可点，节目创意本身就别开生面。可以说是集声乐演唱、民族器乐、诗文吟诵，传统服饰、古代礼仪，西洋芭蕾为一体，运用灯光、音效、背景等现代科技手段营造出《红楼梦》的情景、氛围、意蕴，从而感染打动观众。我深知这背后的艰辛，也分享演出成功的喜悦。

由此而想到了文学作品传播手段，可以通过影视、音乐、戏剧、舞蹈、曲艺等等以至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87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推动了红著的大普及是明证，早已形成的红楼文化圈也有成功的经验。然而，时移世易，87版的观众已经老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在成长，各种调查使人对青年的经典阅读不容乐观。

最近(12月4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文化短评引用新闻出版研究院的阅读调查，“发现读过三遍《红楼梦》的人超过四千万,另一方面《红楼梦》近年来被读者推举为‘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第一把交椅。”一方面对《红楼梦》评价至为崇高,另方面普及度其实不高,远逊于其他名著。一方面改编不断,其昆曲电影频频获奖,但观众却寥寥无几。（这是权威部门公布的,但我对四千万人读过三遍之数是有保留的，恐怕没有那么多）还看到一些更有针对性的调查,其中关于当前中学生文学名著阅读情况的调查,题为《那些远去的文学名著》，学生喜欢的是新锐作家和最新的网络作品，读名著是为了应对考试或挣面子，大学生同样存在阅读的功利性。他们喜欢快餐式的东西，崇尚轻阅读、浅阅读、软阅读，90后作家人气火爆,新书签售动辄上万册。其实不单是学生或一般年轻人，即便是作家也不见得都读《红楼梦》，不读《红楼梦》照样能写出好作品，如今年公布的亚洲首位摘得世界科幻协会雨果长篇小说奖的中国作家,他就觉得《红楼梦》读不下去，老作家中也有不喜欢《红楼梦》的。这一点也不奇怪，文学有多种多样，世界是复杂的,阅读的世界自然也很复杂。曹雪芹就很低调,说自己写的是适趣闲文，从不勉强别人看,阅读本是自愿的，有选择的。

也许经典太沉重, 《红楼梦》其实比其余三种要难读,“文虽浅其意则深”。归根结蒂，一个民族,大多数尤其是青年疏离经典总是令人担忧的,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精神品位的标志，是民族文化之根。英国人那么珍爱莎士比亚就是这个道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认知度总体偏低，外国人比较知道熊猫、绿茶、太极拳这些中国符号，孔子知者较多，知道《红楼梦》的很少。回看本国，文学经典阅读的现状不容乐观。我们应当凭借网络时代传播手段的多元、快捷、鲜活,让更多的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知道《红楼梦》和曹雪芹，走进经典,珍爱经典。在充分运用新媒体传承和传播经典的时候必须十分慎重，尊重原著，尊重作者。

如果把《红楼梦》和由此衍生的各种艺术比作一棵树，那么学术研究就是它的根，各种艺术形式就是花和果。

学人的本分是固本培根。只有根深树壮,才能枝繁叶茂，花果纷呈。

                写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照片12张拍自吕启祥发言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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