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碧莹著《美国人在广州（1784-1912）》提要

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1月12日发布

书名：     美国人在广州（1784-1912）

著者：     梁碧莹

出版：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俊辉

装帧设计：  书窗设计社

责任技编:   周杰、黎碧霞

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X  1092mm  1/16

印张：      38

字数：      710千字

版次：      2014年10月第一版

印次：      201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页数:       592

定价：      120元

ISBN：    978-7-218-09628-5

内容简介

   中国南大门广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与外界有着频繁的接触，其对外贸易史源远流长。1685年，清政府指定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为对外贸易口岸，创立粤海、闽海、浙海和江海四大海关，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到了1757年，清政府撤销了漳州、宁波和云台山三处通商口岸，指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粤海关也成为我国唯一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这样，广州就成为对外贸易和交流的特别“窗口”。
   岁月留痕，晚清在广州的美国人不计其数，他们代表着不同类型的人物。本书在来华的各类人物中挑选一些典型的、有影响的人物作代表，作一个专题研究。笔者本意在于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追述晚清在广州的美国人的踪迹，他们在华留下的痕迹，尤其探讨他们在广州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影响。至于他们在华的活动孰是孰非，聪明的读者读后心中自有答案。同时，本书又透过美国人在广州的活动，记述近代广州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作者简介：

梁碧莹 女，1940年3月出生，广州市人。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专攻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专著有《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梁诚与近代中国》、《陈兰彬与晚清外交》，合著有《简明中美关系史》，合编有《美国与近现代中国》发表学术论文《茶叶贸易与早期中美关系》、《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等数十篇。

    去年11月下旬，梁碧莹教授挂寄这部新著到北京天通苑我家,被邮局无理退回，今年1月8日,她再通过快递寄送达我家,十分感谢梁碧莹教授惠寄。

目录

导论
第一章纽约至广州破冰之旅的见证者——美国商人兼驻广州领事山茂召
一、探索中国之行的人们
二、从少校到大班的山茂召
三、“中国皇后号”破冰之旅
四、山茂召在广州
五、美中通航的美国效应
六、山茂召重返广州
七、见证中美友好交往的日记
第二章一幅呈现广州十三行外贸的画卷——美国商人亨特及其著作
一、鹰对龙的第一印象
二、英华书院的美国学生
三、亨特笔下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四、呈现广州十三行的辉煌
五、介绍广州风土人情
六、客观与偏见
第三章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
一、海外传教的召唤
二、新教广州传教站
三、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
四、创办《中国丛报》
五、介绍美利坚合众国
六、观看虎门销烟
第四章传教士、外交家、汉学家——卫三畏
一、传教士印刷工
二、让美国人了解中国
三、卫三畏笔下的广州
四、二十年的外交官生涯
五、晚年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
第五章用手术刀揭开医学传教的帷幕——广州眼科医局的创始人伯驾
一、医学传教之旅
二、新豆栏医局
三、中华医学传教会
四、伯驾修约失败
五、建议美国占领台湾
六、褒与贬，众说纷纭
第六章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的校长——鲍留云与马礼逊学堂
一、马礼逊与英华书院
二、马礼逊教育会
三、马礼逊学堂校长鲍留云
四、澳门马礼逊学堂
五、迁往香港后的马礼逊学堂
六、开风气的西式教育
七、新型的学堂、杰出的学生
第七章中美不平等关系的形成——顾盛与中美《望厦条约》签订
一、广州美商与鸦片走私
二、美国对鸦片战争的反应
三、顾盛使团的派遣
四、顾盛与程矞采“照会战”
五、望厦村谈判始末
六、《望厦条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第八章为医学贡献毕生的美国医生——嘉约翰
一、嘉约翰与博济医院
二、创办博济医学堂
三、翻译西医书籍
四、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
五、各界人士眼中的嘉约翰
第九章美国总统的中国之行——格兰特访问中国
一、“常胜将军”
二、总统与中国幼童
三、香港、广州之旅
四、上海之行
五、与李鸿章的交情
六、将军陵园故事多
第十章广东民众曾经对美国说不——1905年广东反美拒约风潮与塔夫脱代表团访华
一、抵制运动导火线——美国排华
二、广东反美拒约风潮
三、塔夫脱代表团在粤港两地
四、岑春煊与美领事交涉
五、美国政府的回应
六、中国的觉醒
第十一章    美国人照相机下的广州风情——美国摄影师的广州照片
一、三位来华旅游的美国摄影师
二、清末的广州城
三、广州的商业
四、广州水上人家
五、广州沙面风貌
六、广州的寺庙、宗祠和贡院
第十二章广州岭南学堂的美籍校长——哈巴安德、香便文、尹士嘉、晏文士
一、哈巴安德
二、广州格致书院的创办
三、第二任校长香便文
四、尹士嘉主持下的岭南学堂
五、晏文士与“岭南”
六、美籍校长们的著述
第十三章粤海关美籍税务司——吉罗福、吴得禄
一、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形成
二、吉罗福与粤海新关的建立
三、粤海关与广州同文馆
四、粤海关税务司吴得禄
五、近代粤海关历史陈迹寻踪
第十四章从哈佛到中国海关——美籍税务司杜德维
一、美籍税务司杜德维
二、杜德维与世界博览会
三、1894年广东省息借商款
四、杜德维与哈佛大学汉学
五、粤海关报告中的广州
第十五章海关洋员兼历史学家——马士
一、进入中国海关
二、主持粤海关和任职上海造册处
三、马士的“第二职业”
四、马士与费正清
五、马士论广州行商制度
参考书目
后记

书摘

   以龙为国家象征的中国，和以鹰为国家象征的美国，两国的早期交往，是历史悠久的东方古文明与发展中的最新资本主义文明之间的接触。随着两国贸易的开展和扩大，两国人民都产生了了解对方的共同愿望，所不同的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愿望和行动更为主动。出于美国对华贸易的考虑，也为了揭开这个东方神秘大国之谜，美国人民越来越想了解中国的市场、中国的风俗人情以及光辉璀璨的中国传统文化。美国的主动性表现在，迈出国门的美国商人、外交官员和传教士，亲临其境探视中国。相比之下，中国却被动得多。囿于千百年来中国视外国为“蛮貊夷狄”的传统，更囿于中国奉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造成中国人不热衷于了解世界，阻碍了中国人去探索丰富多采的西方文化。直至中国面临外国侵略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人才被迫为排除外患而了解外夷，开始了放眼看世界的历程。一位学者恰如其分地论述了两国早期认识上的不同：“美国是通过它派遣来中国的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员来探视中国，而中国则只是通过足不出户的秀才们从洋人的书中摘取零星材料去认识美国的。”[ 罗荣渠：《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7页。]中美早期的相互认识和文化交往，正是在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下开始的。
   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来自于两个渠道：间接视野和直接视野。所谓间接视野，即美国人通过欧洲的文字（如旅行游记等著作）和传入欧美的中国商品（尤其是装饰艺术品）去了解中国的情况，从而产生对中国的感想。直接视野就是美国人来到中国，亲临其境地视察中国的方方面面，由此所产生的观感。
   从时间方面看，一般在“中国皇后号”航行中国之前，以及航行后的一段时间，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是间接的。自“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后，尾随而来的是商人、传教士、外交官等，他们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通过直接的视察形成中国观。从影响方面看，从间接资料形成的中国观，在某种程度上对到中国来的美国人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们到达中国后，有的带着前人形成的观点看中国，这种先入为主的因素，等于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或是用原有的观点总结他们所看到的方方面面。当然，撇去原有的观念，通过直接的透视，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观点者也大有人在。对于美国本土的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那些在华旅居多年而写成的关于中国的著作，由于其真实性而更容易为美国人所接受。
   早期的美国人对中国充满好奇，但知之甚少，有学者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欧内斯特梅等编：《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齐文颖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在地理概念上，他们“把亚洲看作一个整体，称它为东印度”，这里包括中国。[ 泰勒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页。]即使是那些开国元勋们，也都显然是“在他们生涯的后期才偶然碰到中国这个题目的，并发现它是一个新的未加研究过的问题。”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长期相信“虽然中国人的形象和外表很有趣，但也是白种人”，直到1785年，一个记者才纠正了他的这一错误观念。[ 韩德著：《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岭、林勇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阅读了曾经住在东方的法国耶稣会教士的游记，他接受了法国启蒙运动对中国的观点，“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实行仁政的专制国家，是一个在儒家明智的世俗经典指导下选任的贤良官吏所统治的和谐的社会。这个国家的艺术和哲学繁荣发达，农民则完全安宁地耕作。”[ 韩德著：《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第35页。]
  费城人士查尔斯汤姆森（Charles Thomson，大陆会议秘书，后来是美国国会秘书）对中国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强调学习“中国人的勤劳，他们的生活艺术，改良庄稼和耕作技术”的实际好处。1771年费城的《美国哲学学会报》第1卷，载有他的文章，他指出：“引进古老的东方世界这些国家的物产，特别是中国的物产，我们这个国家将可以获得期望已久的空前发展。我们如能有幸而引进中国的工业品、生活艺术品，进步的管理方法以及当地的植物，美国终将有一天会成为像中国那样人口兴旺的国家。”汤姆森还指出，北美农业已成功地引进了三种中国作物：稻米、高粱和豌豆。[ Jonathan Goldstein, 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Trade 1682-1846, PennsylvaniaUniversity  Press ,1978 , pp. 19-20.]可见中国文化对美国的影响源远流长。
   早在美国独立前，中国的古老文化早已随着间接贸易传入北美。早期美洲殖民地人民通过欧洲人转运到北美的中国商品窥察中国文化。那些种类繁多的中国茶叶、技术精湛的中国瓷器、色彩瑰丽的中国丝绸，以及那些巧夺天工、绘制着东方情调的花草树木、中国风景的画纸、糊墙纸、漆器、象牙扇等，都深深地吸引着北美人民，使之大为惊叹。这些既是商品，又是上乘的艺术品，早期的美国人无不以家中拥有一两件中国货而自豪。一些显赫之家，都要摆出几件精美的中国瓷器和丝绸品以炫耀邻里。[ 齐文颖：《关于“中国皇后”号来华问题》，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1辑，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北美人民通过对中国物产的直觉，对这个东方古国的文明肃然起敬，无限向往，甚至产生探索中国、研究中国的愿望。早期美国的一些家庭里，以东方格调的陈设而自豪，以有中国物品的摆设为炫耀。19世纪初期，波士顿和塞勒姆住宅中陈设的瓷制茶具约有1/10至1/5是从中国来的。在费城地区，不限于上等人家，普通人家一般都有中国瓷制茶具、餐具以及南京棉布制的各种用品和小巧的装饰品。中国瓷器成了早期美国人家庭中的必需品。中国商品对美国人具有如此魅力，正是由于人们“对占支配地位的古典模式感到不满”，“发泄古典主义单调乏味的一种办法是引进新颖奇特的中国商品和风俗习惯”。[ Jonathan Goldstein, Philadelphiaand the ChinaTrade 1682-1846, pp. 20-21.]
  中美直接通航后，来华贸易的美国商人对中国的介绍和展示，对美国人认识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美籍荷兰人范罢览（A. E. Van BraamHouckgeest）曾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广州洋行大班，也曾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特使团副使，于1794－1795年间前往北京，为登基即将满60年的乾隆皇帝祝寿。范罢览退休后在美国费城定居。1796年，他仿照中国的建筑风格，建造了一幢房子，取名为“中国退隐园”，屋内全是古色古香的中国情调的立体布置，墙壁周围装裱着展示中国风貌的糊墙纸，四周陈设着种类繁多的中国古玩、诗、画等艺术品。进入“中国退隐园”的客人们，都对多姿多采的中国文化赞叹不已。不仅如此，范罢览从中国带回美国高达1800幅中国画令当地的美国人大饱眼福。他挑选了350多幅中国画在费城家中举办了一次中国风情画展，轰动全城，被誉为“精美绝伦”、“最美的一次中国画展”。
    费城商人内森邓恩（Nathan Dunn，1782－1844)于1818年到广州，1831年返美，在华13年。回国后，邓恩在新泽西的奥立山上起了一幢称为“中国小别墅”的建筑。自此以后，中国式的园林、亭阁、宝塔等建筑，也先后在费城地区矗起，吸引无数的参观者，当地的富人纷纷按照中国的方式建筑房屋和花园。这时，一些富有的商人和博物馆已开始收藏中国的古典艺术品、民间工艺品、瓷器和丝绸等物。邓恩斥资2万美元购地，修建新的费城博物馆，并把自己的中国藏品在博物馆里展出。
   1838年12月22日，在费城博物馆内正式举办“万唐人物展览”，展出了邓恩在1818－1831年间在广州收集的1200件物品，包括艺术品、陶器、博物学标本、中国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塑像等等。展品琳琅满目，透过一件件展品，使观众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参观者十分踊跃，达十多万人。值得一提的是，邓恩还专门撰写了一本介绍这次展览的详细目录，题为《“万唐人物”：费城收藏中国文物详细目录》。展览开始后的头几个月，观众购买该书达5万份之多。[ 韩德著：《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第37页。]该书共120页，全面地说明中国人的风格、衣服、装束和生活。介绍的种类繁多，诸如中国的陶瓷、丝绸产品、船只、富人的房屋、庭院、中国的书籍、象牙雕刻、古乐器、各种古董等等。邓恩称，这次展览“是中国的缩影”。在这本书里，还撰有“广州城描述”一文，它描述广州“是中国南部最古老的城市”，“是中国最伟大的商业市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广州人口稠密，但很难准确估计其人数，大约有一百万人口，包括郊区和水上人家。广州有超过17000人参与纺织、丝绸业工作，生产各种各样的布料，有4200人从事制鞋业。[ Nathan Dun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A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1839，pp.92-94.]在“外国与中国交往”一节中，强调自从1784年“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启航广州后，中美贸易迅速发展，1789年，美国船在广州有15艘，1805－1833年28年间，美国船在广州港共有896艘，平均每年32艘，平均每年有17857人参与对华贸易。[ Nathan Dunn, “Ten ThousandChinese Thing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Philadelphia, p.108.]这份目录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持一种公正的并往往是赞赏的观点，甚至对中国人当时开始进行的反对鸦片贸易的斗争表示同情。它谴责外国人不顾中国政府的法律，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从中获得超额的利润，并介绍中国政府已于1839年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美国人民在展览馆内一览中华民族的风采，并能更为集中系统地探视中国文化的精华。在费城人民中掀起了一场了解中国的热潮，参观者包括美国各界人士，他们抱着不同的目的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展品中徘徊。评论者指出，“这是充满着指导意义的事物，是我们见到过的有关中国的最好的展示，实际上它就是中国的缩影。”[E. C. Wines, A Peep atChina in Mr. Dunn’s Chinese Collection, Philadelphia, 1839, p.13.]
为了扩大影响，1842年邓恩将展览移至伦敦的海德公园展出，扩大对中国的宣传。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参观这一展览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幸的是，邓恩于1844年去世，去世时没有留下足够的钱来维持“唐人馆”。为了募集经费，继任的馆长不得不带着展品去英国各地巡展。1849年一部分展品在英国爱丁堡附近的一次列车出轨事故中被损毁，剩下的展品于1851年12月被拍卖。“万唐人物展览”终于落幕，但邓恩透过展览会宣传中国，为千万美国人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这一切充分说明，以展览会的形式介绍中国，对美国人认识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也促进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使中国这个富于魅力的奇异国家声名远播。美国文化源于欧洲，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而言，与中国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早期美国人中，中国文化的追求者仍然不乏人在。

（书摘内容下载自http://www.wl.cn/8359915）

照片17张拍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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