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变是罗斯福的绥靖政策引出来的吗？

推荐邓蜀生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12月7日发布

(按:一年前,我的博客发表邓蜀生先生写于31年前的文章《珍珠港事变是罗斯福的绥靖政策引出来的吗？》，今天读来依然不感生疏，珍珠港事件不能遗忘，也不该遗忘，遗忘意味着挨揍，意味着奇耻大辱。和平时期，不要忘记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居安思危，需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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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变是罗斯福的绥靖政策引出来的吗？

邓蜀生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2月7日发布

[按:71年前日本侵略者一手发动的珍珠港事变决定了日本必然失败,因为它促成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建立,正是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使得德、日、意法西斯阵营的覆灭。

本文原载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第233-242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PDF版共10页。]

作为太平洋战争序幕的珍珠港事变，虽然是40年前的一页历史，可是由于它富有戏剧性，而且还有几抹神秘色彩，因此成了一个有争论的历史课题。问题的焦点是：产生珍珠港事变的背景是什么。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特别是1937年以后的罗斯福政府)对日本执行绥靖政策，纵容日本对华侵略，从而鼓励了日本进一步的军事冒险，招来珍珠港之祸；在美国和日本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罗斯福执行对日本步步相逼的政策，日本不得不背水一战，主动出击，因此，珍珠港之变是罗斯福逼出来的。还有一种更为极端的看法，认为罗斯福有意识地逼日本对美国先动，他则后发制人，从而战胜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阻挠，把美国投入世界大战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认为应负发动太平洋战争责任的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而是罗斯福。这种荒诞不经，派(孤立派)性十足的论调，在50年代初曾经喧嚣一时，但很快就成为小说家们头脑中的虚构情节，而不是历史家们笔下的历史。

   本文拟就以下问题作一粗略探讨：

罗斯福任内美日关系的基本方面和起主导作用的是什么?

罗斯福对日政策的主要表观是不是绥靖?

      克制与遏制——罗斯福

        头两个任期的对日政策

 珍珠港事变是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美日关系演变的不幸结局。早在1905年日俄战后，美日双方就开始把对方当作在太平洋上进行角逐的假想敌，而且着手为有朝一日的摊牌作准备。美日在太平洋上兵戎相，并非意外；但是日本以世界海战史上空前的远程奔袭直捣龙潭的方式揭开战幕，则是出人（包括罗斯福）意料的。

 罗斯福上台时的国内外形势都是险恶的。在大西洋彼岸同乎在与他进入白宫的同时，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隔着太平洋，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铁蹄从中国东三省踏进了吴淞口。另一个方面，在美国国内，1，000万失业大军的存在，使局势成为爆炸性的。内政外交两相权衡，就罗斯福来就，从他上台时的情况看来，内政是主要的。他的“新政”成败，还在未定之天。国会内的“新政”支持者，大部分是对外事务的孤立派。这更增加了罗斯福的困境。比如，参议员博拉 [1]这类有力人物对“新政”的支持，是罗斯福十分需要的，可是他就是一个坚定的孤立派。在第一个任期中（1933-1937），罗斯福在内政上大刀阔斧，敢作敢为；但在对外事务上，国会内外的孤立主义势力。把他的手脚捆住，使他难以采取积极行动来对国际局势施加影响。特别是在远东政策上，罗斯福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

“门户开放”是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活动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在进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越来越受到日本的挑战。罗斯福从他的前任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承认”原则，越来越落后于形势的变化。日本在1934年4月17日以天羽声明的形式发表的政策声明。被称为日本牌的“门罗主义”，与美国的“门户开放”针锋相对,而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多么强烈的反应。相反，在30年代，美国舆论相当普遍地认为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比英国少得多，美国犯不着开罪日本；如果美日交恶，实际上是由美国付出代价来保护英国的刊益。赫尔在1948年回忆罗斯福第一个任期中的情况时说：“那时在与孤立主义浪潮进行的斗争中，没有成功的希望，也不可能有所得。”[2]

  1937年7月，罗斯福第二次总统任期开始不久，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目的在于独占中国。这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更严重的挑战。这时，“新政”已经收到一些成效，经济上最危急的阶段已经过去，罗斯福的注意力开始更多地转到外交事务上来。对日政策，从消极的“不承认”，进而增添了一些他本人的色彩：“遏制”。罗斯福对美日关系发展前途的估计是符合客观形势的。早在第一次大战时期担任威尔逊政府的海军助理部长时，他就认为与日本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日本于1931年对我国东北发动侵略后，罗斯福以警惕的心情注视着日本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他在1933年就任总统后，在第二次内阁会议上，又谈到了美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3]

 罗斯福尽管卓有远见和胆略，但是他受到几方面的制约，只能见风使舵，迂回前进。风向不利时，他立即暂时下帆，但是他没有偏离总的航向。

制约他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孤立主义势力。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决不能低估孤立主义思潮和潜力所起的作用。它之所以不能低估，因为在美国普通人民中极其普遍的和平主义情绪成了它的同盟军，甚至可以说是它的群众基础。罗斯福1937年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的著名的“防疫”演说，提出以集体行动对付侵略者，并暗示在世界性侵略面前，美国不可能独善其身，结果引来使罗斯福大吃一惊的反对浪潮。他后来谈起这次演说引起的反应时，心有余悸地说：“你一心想带领人们前进，可是掉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着，这真可怕。”[4]

 其次，美国企业界中姑息日本侵略的情绪，对罗斯福形成很大的压力。花旗银行一直反对“不承认主义”，主张承认“满洲国”。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通用电力公司，在日本的投资远比在中国的多。30年代美孚石油公司与日本的石油贸易，远比对中国多得多，从1937年到1941年中，它是日本精炼石油的主要供应者。美国供应日本的精炼油，1940年为1931年的近3倍（3，530万美元）；废钢铁对日出口，1937年等于1931年的40倍（3，741万美元）。美国进出口商是反对对日本实行禁运或经济制裁的一支强大力量。据美国《商业周刊》1940年10月26日的估计，美国在日本的投资总额达5亿美元。另据花旗银行的材料，美国在1940年末持有的日本政府公债为1亿美元。[5]

第三个因素，是美国没有进行战争的物质准备，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主义恩潮说明美国没有进行战争的精神准备。不仅如此，它还没有进行战争的物质准备。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在1941年时，新入伍的陆军士兵，只能“用扫帚把当步枪，用锯木头的架子代替反坦克炮进行训练。”[6]

美国的最高级军事领导人如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海军作战部作战计划处长特纳和大多数海军将领，都反对两洋作战，因此反对对日本采取强硬姿态，他们主张尽可能推迟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面对着以上三种因素的制约，罗斯福对日政策是克制的，但保持着适度的“威慑”姿态。比如罗斯福在1940春下令美国太平洋舰队集结在夏威夷，而且不顾海军将领的将舰队调回美国西海岸的强烈要求，命令这支庞大的舰队长期留在夏威夷，作为“威慑手段”[7]在对日禁运问题上，更表现出罗斯福对日本又克制又遏制的特点。他的内阁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即所谓“强硬派”主张对日本实行严格禁运，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内政部长伊克斯，他们认为只要实行全面禁运，日本就会屈服。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罗斯福把禁运当作对日本施加有限压力的武器，但是留有余地，扣住弓弦，但又不把弓弦绷得过紧。对日全面禁运，一直到1941年7月26日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以后才实现。内政部长伊克斯对罗斯福在禁运问题上犹豫不决十分不满，在1948年6月几次向罗斯福提出对日彻底禁运的主张。罗斯福在7月1日复信伊克斯，这封信是了解罗斯福当时的对日政策的一个重要线索。罗斯福写道：“我想你一定有兴趣知道在日本人中间正在进行一场激烈无情的斗争，而且在过去的一周就以下问题进行了争斗----试图决定他们将跳向何方—一攻打苏联，还是攻打太平洋(打南太平洋，这就使他们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与德国拴在一起了)。或者是骑墙观望，对美国持较友好的态度。究竟走哪条路，谁也不知道。不过，正如你所知道的，致力保持太平洋的和平，对控制大西洋是绝顶重要的。我就是没有足够的海军派到各地去——在太平洋上哪怕出现小小的一个插曲，就意味着要减少用到大西洋上的舰只。”罗斯福反问道：“请告诉我，如果(禁运)这件事打破微妙的平衡，并促使日本或者打俄国，或者打荷属东印度时，你还作这种判断吗?”[8]罗斯福的这一段话，实际上表明他的对日政策的三原则：第一，希望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亲美”的所谓“温和”派(在美国看来，凡是不主张打美国的就是“温和”派)得势；第；二，坚持大西洋第一，太平洋第二的战略方针，避免两洋作战；第三,稳住日本，避免采取刺激日本的措施，争取时间。特别是最后一点，是美国军方特别关注的。    

在上述背景下，出现了最后摊牌前的1941年美日秘密谈判。

  1941年3月8日至12月7日珍珠港被炸这段时期内的美日之间近50次的谈判的内容，在当时是秘密。双方都瞒着自己的盟国。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国际舆论对美日之间讳莫如深的谈判，众说纷纭。特别是美国一方，不向中国通报会谈情况，而中国问题又是美日谈判的主题之一，因此，就不能不令人产生美国企图牺牲中国，绥靖日本的疑虑。

战后美国公布了大量材料

 我们今天可以根据在1941年根本不可能看到的这些材料，对40年前的这一段历史作出更合乎实际的分析。

 1941年的美日谈判，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德意日三国公约在柏林签字(1940年9月27日)，包括直接针对美国的条款(第三条)公约，美国对此作出了强硬反应(增加陆军兵员、增加用军用机生产、增加援华款项、增派援军去菲律宾)，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但两国又都没有作好开战准备。因此，双方都想通过实际上不可能取得协议的谈判，争取时间，为最后摊牌作准备。

在德意日三国公约签字时，正是罗斯福谋求第三次连任总统的关键时刻。当时美国选民还根本没有参战的精神准备，罗斯福1940年10月30日在波士顿的竞选演说中，向全国选民中的父母保证：“你们的孩子们不会送到外国去打仗。”这样说时，罗斯福自己也未必相信，但他不得不这样许愿。1940年10月罗斯福与赫尔经过多次商量：决定了以下原则：

“一、避免在太平洋发生公开争斗，以便集中全力援助英国和加强我们自己的力量。

   二、对日本要维持我们的一切权利和原则，继续我们的经济压力，援助中国，但不把日本推到使它的军方要求战争的地步。

   三、让日本了解我们在太平洋是强大的，而且正在加强全部力量。

   四、不能让日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在需要时我们不会使用我们的力量；但在同时，克制与它的争吵，让讨论和协议之门敝开。”[9]    

   这就是美国在随后举行的美日谈判中的基本方针。

   谈判过程中，出现过有某种绥靖气息的酝酿，这主要是5月和11月美国曾企图以所谓“促成中日和平谈判”，“友好地解决满洲问题”，“恢复日美正常经济关系”，来换取日本从中国其他地区撤军，不诉诸武力南进，不承担德意日三国公约中针对美国的义务。5月的这一次，由于日本坚持继续占领河北、山西，陕西，察哈尔和绥远的广大地区，为美国所拒绝，因而没有取得任何协议；11月的一次是美国情报部门从截获的密电中，获悉日本以11月20日提出的5点建议(即所谓“乙案”)，作为“绝对最后方案”，并将谈判最期限定为11月29日。日本建议(实际上是为了麻痹美国)“日美两国都不以武力进入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不包括印度支那)”，来换取美国解除禁运和停止援华，如果美国在限期之内不予接受，日本即将对美作战。罗斯福为了延缓摊牌时间，授意赫尔搞一个为期3个月至6个月的“权宜”方案，作为对日本最后通牒的对案。这个对案完成于11月22日，主要精神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与日本的经济关系。日本则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并在3个月内不对太平洋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但这个方案受到英国、中国、澳大利亚、荷兰的激烈反对，罗斯福本人看了这个方案也批注：“我不抱多希望，我们必须准备对付真正的乱子，它可能很快发生”。[10]这个方案没有交给日方。相反，在三天之后，11月26日，赫尔向日本谈判代表提出了被日本认为是“最后通牒”的《美日协定基本纲要》草案(4点口头声明和10点备忘录)，以毫不含糊的词句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一切陆海空军和警察力量”，“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除了承认以重庆为临时首都的中华民国政府外，不支持在何其他政”这一条包括不承认伪满和汪伪政权)。还有一条是“两国政府同意不得与第三国或其他一些国家签订可以解释与本协定基本日标、与建立和保持大平洋地区和平相抵触的协定”，这一条是针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日本大使野村和特使来栖看了赫尔提出的备忘录后，目瞪口呆。来栖说：这些条件是要日本“举手投降”。  日本政府接到野村等发的赫尔备忘录后，断定“美国已决心对日作战”[11]东条英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对赫尔备忘录愤然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它”。[12]

   美日关系，以1941年11月26日赫尔备忘录为标志，急转直下。罗斯福实际上停止使用以外交手段来廷缓最后摊牌的曲笔，而采取了迎战的态势。实际上，在赫尔备忘录提出的前一天，日本攻击珍珠港的特遣舰队，已经离开在千岛群岛的集结地单冠湾，向夏威夷奔袭了。这一点，罗斯福当时并不知道，但是他确切地感到日本已经箭在弦、刀出鞘。

  从11月22日赫尔经罗斯福授意搞一个“权宜”方案，想以让步来换取日本同意冻结太平洋局势3个月；到11月26日赫尔同样经罗斯福授意提出强硬的备忘录，这就证明，罗斯福搞“权宜之计”的目的不是要绥靖日本。赫尔战后在国会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为他11月22日流产的“权宜”方案进行辩护说，是为了“使两—国的会谈得以延长下去，为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赢得时间进行准备”。[13]

罗斯福以外交谈判来争取时间，准备应战，这一点，1941年11月25日的白宫“战时内阁”会议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陆军部长史汀生在日记中记下了会议的重要情况。史汀生写道：“我们(马歇尔将军和我)在12点钟去白宫，一直到将近l点半钟我们都在那里。参加会议的有赫尔、诺克斯、马歇尔、斯塔克和我。总统提出的完全是与日本人的关系，而没有提出‘胜利检阅’(总参谋部关于欧洲战争行动国家战略计划的代号)的事。他提出我们有可能就在下个星期一(12月1日)遭到攻击，因为日本素以不加警告就攻击而臭名昭著。问题在于我们该怎么办。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调动他们到对我们不致过于危险的阵地去放第一枪。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14]“调动日本人放第一枪”的说法，战后成了反对罗斯福的势力用来证明是罗斯福故意迫使日本人放第一枪，从而把美国拖入战争的证据。1946年年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马歇尔、史汀生、赫尔等，都被穷诘不放，追问罗斯福说这句话的用意是什么。

   硬说是罗斯福故意逼日本放第一枪，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很少，但是，罗斯福的话的确证明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正确．没有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从1937年10月5日的芝加哥“防疫”演说，到1941年11月26日赫尔备忘录，罗斯福的对日政策，尽管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出现过迁就日本侵略行动的图谋，但都没有成为事实。更不是如张伯伦在欧洲搞的慕尼黑阴谋那样，牺牲别国，向侵略者屈膝求饶，追求无原则的，不切实际的屈辱的和平。罗斯福不是张伯伦。“慕尼黑”在远东没有出现。从局部和暂时的意义上说，它有过这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没有成为现实。罗斯福没有打算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因为这是与美国本身的最大利益相违背的：中国不是捷克，没有人能出卖得了。

   那么，为什么美国在珍珠港蒙受了美国战史上空前未有的损失和羞辱呢?我认为这不是由于政治上执行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造成的，因为从基本方面来说，罗斯福的对日政策不是绥靖政策这一点，本文已经简略地论证过了。珍珠港灾难是由于战略上判断失误造成的。如果说，存在更深刻的政治因素的话，那就是对侵略者的冒险性估计不足。这方面的证据很多，这里只举其中一例：

   马歇尔是珍珠港事件的一个主要见证人和关系人。国会调查委员会的两党议员在1945年12月7日、8日、11日、12日、13日连续对他进行了询问。问题之一，就是在珍珠港挨炸之日他骑马出游之事。马歇尔看到日本最后通牒，距离日本发动攻击已不到两小时了。但直到这时，他还捉摸不准日本将在何处下手。他向太平洋地区、菲律宾、加勒比、西海岸和夏威夷的军队指挥官通报这一状况，但是夏威夷接到这个电报时，已经是日本空袭之后了。

   国会调查委员会的议员直截了当地问马歇尔：    

   “你那时认为日本会最先在哪里对美国进行攻击?”

   马歇尔回答说：“我那时认为会在菲律宾动手”。

   当问到他是不是以为日本会首先攻击珍珠港时，马歇尔回答说：“我没有这样预料。我认为他们不会冒这个险。[15]

   马歇尔对国会议员的回答，说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在美国决策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日本抱有幻想。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直到1941年10月17日(也就是珍珠港灾难前的50天)给金梅尔的信中还说：“我不相信日本将攻打我们”。[16]斯塔克、金梅尔和肖特等人还都认为日本的打击目标不是美国而是苏联。即使承认日本有南进的可能，也几乎一致认为日本最可能攻打的地方是西南太平洋。直到日本特遣舰队于11月26日以珍珠港为目标出航后，英美专家还认为是以马来半岛(距离珍珠港6千英里)为目标。就在日本的炸弹落在珍珠港前不到3小时，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和国务卿赫尔，还在一起商议如果日本攻击马来半岛或荷属东印度、美国打不打。他们的结论是：如果英国或荷兰进行抵抗，美国就应该参加打。言下之意，如果英、荷不打或一触即溃，美国还未必打。

   罗斯福本人认为日本不会立即进攻菲律宾和夏威夷，他下一步的目标是泰国、法属印度支那、马来海峡。他得到的一切报告，包括来自伦敦的报告，都说日本打算攻击东南亚或荷属东印度。这就说明，从罗斯福以下的美国军政首脑，都没有估计日本会直接攻击珍珠港，因此影响了珍珠港军事当局采取认真的临战措施。这同由于姑息纵容因而养虎贻患自贻伊戚是不一样的。    

   注释

[1]  威廉·搏拉(William Borah,，1865~1940)，从1903年起任参议员，直到逝壮，前后共达37年。内政上支持罗斯福：对外活动上，坚决反对罗斯福干预西半球以外事务的政策。

[2] 《赫尔回忆录》，第400页，纽约1948年版。

[3] 格罗里亚·巴伦,《危机期中的领导一罗斯福和走向干涉之路》，第10页，纽约，1937年版。

[4]  前引书,第22页。

[5]  多罗西·博格和冈本合编：《珍珠港事件的历史》，第353、357页，纽约，1973年版。

[6] 约瑟夫·纳什,《罗斯福与丘吉尔，1939—1941》，第337页，纽约，1976年版。

[17罗伯塔·沃斯尔斯泰特：《珍珠港:警告和决策》第82页，斯坦福1962年版。

[8] 同[6]，第33页、389页。  

[9] 同[2]，第911~912。

[10] 同[6] ，第469页。

[11] [日]松实让：《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中译本，第266页。    

[12] 罗伯特·博脱：《东条和来临中的战争》，第498页，普林斯顿，1966年版。

[13] 乔治·沃勒编：《珍珠港：罗斯福和来临中的战争》，第23页，赫尔证词节录。

[14] 查尔斯·比尔德：《罗斯福总统和1941年战争的来临》第518页，纽黑文，1948年版。

[15] 哈姆斯·特雷福塞编：《珍珠港事件真相―一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及其背景文件集》，第163—164页，纽约，1958年版。    

[16] 同[7]，第146页。

（原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1期，选自《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第151~16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6403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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