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任东来教授的唁电函诗文（十六）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5月25日发布

为沉痛悼念英年早逝的中国美国史研究学术带头人任东来教授，将陆续在博客上转发悼任东来教授的唁电函文。需要说明的是网站或博客上发布内容相同的,只收其中之一。

133, 胡晓进：任东来教授——有厚度的学术人生

胡晓进：任东来教授——有厚度的学术人生[学界师友追思任东来教授（之四十一）]
时间:2013年5月22日作者：胡晓进（中国政法大学）来源:深圳特区报
关键词:

如果说《美国宪政历程》是案例史，是以案说法的案例故事，那么《在宪政舞台上》则是制度史，从法院角度解释美国宪政，讲述最高法院的司法历史。在写作这两部书之时，缔造司法历史、撰写伟大判决的大法官，也随之进入了任东来的研究视野。早在出版最高法院制度史时，他就预告自己将接着讲述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故事，以《美国宪政守护者》为名，讲述十位杰出大法官的司法人生。目前，书稿基本成型，与前两部共同组成“美国宪政三部曲”，有事件、有人物，还有制度，自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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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有幸考上大学，他对历史谈不上兴趣或爱好，但是几科高考成绩中，历史成绩最好，于是就上了历史系

5月2日，年仅52岁正当学术生涯高峰的南京大学教授任东来在南京鼓楼医院病逝，临终前他握着妻子和女儿的手，带着未竟的学术理想，离开了他深爱的书斋，这一天，距离他5月4日的生日仅仅两天。

在送别任东来教授的仪式上，每个参加者手里都拿着一份介绍逝者生平和学术的小册子，标题是《生命的厚度》。正如他的好朋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所说：这五个字很有分量，也十分切合任东来的一生。他在盛年谢世，生命没有足够的长度；但是在有限的岁月里，他做了许多有意义、有成就的事，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享受了充沛的友情和关爱，生活平顺而丰富多彩。他用52年相对短暂的时间，展示了一种不同的人生境界：生命的意义主要不在长度，而在厚度。

任东来1961年出生于吉林长春，成长于浙江宁波、吉林白城等地，父母均是吉林农业大学教授，父亲祖籍江苏宜兴、母亲祖籍浙江宁波。上小学正值文革期间，任东来后来回忆说，那时经常停课闹革命，基本上没学到什么文化知识，唯一的收获，就是养成了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成见的思维习惯。在日后求学研究、教书育人的过程中，这一习惯伴随始终，使他获益匪浅。

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一大批“老三届”毕业生的命运和人生轨迹，任东来不属于“老三届”，他是1978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吉林参加了当年的高考，顺利考入位于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入学时的校名还是吉林师范大学）。当时，他只有17岁，是全年级120位同学中最小的一个。他对历史谈不上兴趣或爱好，但是几科高考成绩中，历史成绩最好，于是就上了历史系。

历史成绩出色，也跟在宁波的几年密切相关，任东来读高中时，在宁波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经常到图书馆借书。当时社会科学已经取消，图书封存，能借的也只有文史哲方面的书。他的这种爱读书的习惯伴随一身，使他最终走上以读书、教学为职业的学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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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后成为中国第一个美国史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大学期间，任东来的阅读面更广了，“一本初版的《傅雷家书》简直就成了自己的修身指南，让骚动不安的心灵有了宁静的港湾。傅雷先生那清丽的文字，谆谆的教诲，深深的父爱，让我终身受益”。“大学高年级时，一本出自美国名记者威廉·曼切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给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一个国家可以如此多元而不至于解体，一个社会可以如此多样且可以繁荣发展，一个民族可以如此混杂却不至于四分五裂。由此，这样的感慨便引导我走上了美国研究的学术道路。”而推荐任东来读这本书的老师，则是他研究美国历史的领路人、东北师大历史系的丁则民老先生。

大学二年级时，任东来通过英文测试，参加了丁则民组织的美国史学习兴趣小组。丁则民早年留美，系美国史研究泰斗，当时正准备招研究生，对于指导兴趣小组十分用心。任东来于是定期登门向丁则民请教，而丁则民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解答。“有时请教时间长了，到了午饭的时间，丁老师和师母许老师还留饭，我也不知道客气。丁老师和师母的午饭很简单，也很特别，就是把买来的面包（这对当时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奢侈品）蒸一下，涂上当时极少见的果酱，配上牛奶吃，基本不做菜”。

任东来本来打算考丁则民的研究生，但是1981年丁则民一下子从77级中招了四个，得把招生指标留给其他老师。任东来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长春，转考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为南开大学杨生茂先生在“美国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

初创时期的“美国所”，条件十分简陋，租房办学，而且缺乏办学经验，甚至没有严格的课程与教学计划，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任东来的求学热情，他立志要成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美国问题专家，而不仅仅是世界史领域的美国史专家。他和几位同学积极张罗，请了一批美国问题专家来研究所开课，比如专攻美国经济的陈宝森、洪君彦，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罗荣渠，当然请得最多的还是中美关系领域的一批顶尖学者，如资中筠等。当时，杨生茂先生长住天津，偶尔到北京上课开会，任东来便抓紧时间请教。由于见面机会不多，平常的师生联系均靠书信，几年下来，竟然积累下厚厚的一摞。任东来一直小心地珍藏着这一时期杨生茂指导其读书、研究的书信，历经数次搬家都未曾遗失。

1985年任东来硕士毕业，杨生茂正好开始在南开大学招收美国史方向的博士，任东来放弃了极好的工作机会，继续跟随杨生茂攻读博士学位，杨生茂对他的指导方式，也由“函授”改为“面授”，任东来得以定期到杨生茂家里请教、讨论。其间，他又到成立不久的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一年，系“中美中心”第一届学员。1988年，任东来博士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个美国史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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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政历程》是其代表作，讲述了二十五个司法大案的来龙去脉、宪法意义与历史影响，极具可读性，很快风靡一时

博士毕业后，任东来放弃了留校机会，南下金陵，出任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专职教师。随后，又以国内访问学者的身份，回到南开，在杨生茂身边工作半年，参与写作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1995年，任东来的博士论文《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正式出版，奠定了他在美国外交、尤其是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他的学术训练跨越法学和历史学两个门类，研究和写作的题材则涉及众多学科。

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工作的最初十年里，任东来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大，先后获得全美社会科学理事会（1992）、挪威诺贝尔研究所（1993）、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994）、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1997）、洛克菲勒基金会（1999）的资助，到美国、挪威、意大利等地访问研究。与此同时，任东来的学术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从美国外交延伸至国际关系，并在《历史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等重量级刊物上发表了相当有见地的专题论文。

2000年前后，任东来的学术兴趣，从美国外交转向美国内政，尤其是美国宪政。他和几位同仁陈伟、白雪峰等，选择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数十个重大案件，逐一介绍分析，完成了别具一格的《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这本书以案说法、以点带面，用生动的文字，讲述了这二十五个司法大案的来龙去脉、宪法意义与历史影响，极具可读性，很快风靡一时，受到各层次读者的广泛欢迎。2012年，中国文采声像出版公司还专门请人录制了该书的有声版，方便更多的人了解全书的内容与主旨。

《美国宪政历程》是任东来在美国宪政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它成功之处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语言通俗耐读，分析合理到位；既有学术著作的客观性，又不失历史本身的趣味性，可谓既叫好又叫座。书中的精彩描述与点评俯拾皆是，比如，在对比著名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教育背景与历史成就之后，作者感慨道，“充分的政治经验，丰富的生活阅历，‘法律速成班’的训练，使马歇尔不像很多法官律师那样，拘泥于法律的条条框框，死扣案件的末枝细节，而具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一种依法治国的雄心壮志，一种纲举目张的办案能力”。

任何好的历史学家，都应该是、也一定是讲故事的高手，任东来就是这样的高手。《美国宪政历程》讲述了二十五个宪法故事，已经成为中国读者了解美国宪法的必读书籍。但是，任东来的故事还没讲完。他沿着案例之路，追根溯源，又将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故事讲了一遍。作为后续姊妹篇，《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延续了《美国宪政历程》的基本风格，只不过更具有系统性，从早期的司法传统、马歇尔的历史贡献，一直讲到2005年最高法院的人事更迭，兼顾法院自身传统与外部政治环境，详略得当，要言不烦。

如果说《美国宪政历程》是案例史，是以案说法的案例故事，那么《在宪政舞台上》则是制度史，从法院角度解释美国宪政，讲述最高法院的司法历史。在写作这两部书之时，缔造司法历史、撰写伟大判决的大法官，也随之进入了任东来的研究视野。早在出版最高法院制度史时，他就预告自己将接着讲述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故事，以《美国宪政守护者》为名，讲述十位杰出大法官的司法人生。目前，书稿基本成型，与前两部共同组成“美国宪政三部曲”，有事件、有人物，还有制度，自成一体。任东来希望它能够受到读者的欢迎，为普及外国史知识和宪政理论，开辟一条雅俗共赏的新路。

生活中的任东来，同样是讲故事的高手，认识他的人，无不被他的乐观、开朗、健谈所感染，有他在的地方，一定不会冷场。而且，他不仅仅只是一个才思敏捷的学者，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从2007年到2011年，他受邻居推选，担任所在小区的首任业主委员会主任，解决开发商遗留问题、起草文件、选聘新物业公司、改善小区环境、组织业主联谊，投入极大热情和精力，践行小区自治理想，深得邻居拥戴。业委会主任，是任东来一生中唯一的“行政”职务，他乐此不疲，而且津津乐道。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的人，也希望改善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他相信，只有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从小处着手，才能逐步改善大环境。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师从任东来的第一个博士生）

任东来简介
任东来，江苏宜兴人（1961年5月4日-2013年5月2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982年、1985年和1988年先后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得历史学学士、国际关系法学硕士和世界史博士学位，是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988年7月开始执教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起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2003年起担任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
主要学术著作
 《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小视角下的大历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政治世界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合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美国对外政策史》（合著，人民出版社，1991）。
 
（《深圳特区报》2013年5月21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13年5月22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5086&type=1001

134,杜鲁门图书馆馆长MichaelDevine夫妇唁电

杜鲁门图书馆馆长Michael Devine夫妇唁电

作者：Michael and Maija Devine     来源：吴耘女士提供     文章录入:韩宇 2013年05月21日

Dear Wu Yun,

Maija and I were terribly saddened to learn from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of the loss of our good friend D.L.  You and Wendy have our most profoundsympathy.  We know how much DL meant to both ofyou, and we can't imagine how difficult it must be for you and Wendy to bewithout such a loving husband and father.  Every time we were with you, itwas so clear to us that DL loved you both andcherished every minute he spent with you.  

Please excuse thiselectronic message of condolences.  I'm sorry to be sending this viae-mail.  It seems so impersonal. I wanted to write something and send itby a more traditional method, but all options seemed too complicated.  

Maija is in Koreaon her book tour, and I am attaching to this e-mail a poem Maija wrote and sent me about DL and our happymemories of him.  DL is someone we will never forget and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him with greatfondness.

Please let us knowif there is anything we can do for you or Wendy, especially when you visit the U.S.  Weare anxious to know how you are doing and about Wendy's plans beyond Grinnell.  I hope we will always be able to stay in touch.

With deepestsympathy,

Sincerely,

Michael and Maija

http://www.ahrac.com/yjhxx/2909.html

135 Maija Rhee Devine：Inmemory of our exceptional friend

Maija RheeDevine：In memory of our exceptional friend

作者：Maija Rhee Devine     来源：吴耘女士提供     文章录入:韩宇 2013年05月21日

Break, dawn, break in the eastern sky
Or
Come, the light of the east
That's what his name meant
The Chinese scholar of the U.S. Constitution
We came to rub shoulders with, eat, laugh with
 
Don't we hear the bugle call of the U.S.Constitution?
Dawn of America, break!  Burn,torch with love, justice for all!
 
An engine
Motoring 24-7, he churned with love of life,scholarship, students
 
Last June on Nanjing University'swest campus
When he strode toward us
He didn't smile.  His laughs exploded like
cannon balls
 
Ten months later
His wife sent words
Break, dawn, break in the eastern sky
Has his days "counted" with cancer
"He wishes you to know he misses you."
 
His days had reached full ascent in the easternsky
Chasing darkness, laughing, savoringthe fine flavors of U.S. laws
 
Dawn, break, dawn, where are you breaking next?

http://www.ahrac.com/yjhxx/2910.html

136，世界很小，中心挺大(任东来遗作)

世界很小，中心挺大(任东来遗作)

 受权发布任东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5月25日发布

下面是任东来夫人吴耘转来东来老友陈伟的一封邮件说“2006年东来写过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谈及离开南开去南大的具体过程，还有当富布赖特学者的经历。照片上的东来，风华正茂，一表人才，风度不减奥巴马。目前好像没人注意到此文。世界很小，中心挺大。http://zmzx.nju.edu.cn/ZhongMei/page/main96/DisplayInfo.aspx?columnId=204&articleId=954”

全文见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693248

137，邱美荣如水纯，如松直——悼念恩师任东来教授

如水纯，如松直——悼念恩师任东来教授

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网

[作者：邱美荣][发布时间：2013-05-14][字体大小： 小中大][点击：154]

如水纯，如松直——悼念恩师任东来教授

邱美荣

2013年5月2日晚，发现手机有未读短信，打开后得知恩师任东来教授已走的噩耗，霎时怔住了。因为曾计划在“五一”再去看恩师，因有事而临时耽搁，计划永远泡汤。霎时，泪奔，心乱如麻，唯3月份临别时他的笑容和惜别的眼神清晰可见，而这亦让我更伤感，因为那时他担心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见面，而我则认为肯定不会，我会再来，他也会再次战胜病魔，再次让病危通知落空。但，计划不如变化，恩师没有再等我去，他走了。回忆有关于他的一切，近日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习惯。

96年，我进入南京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史硕士学位，有幸师从任老师，也是他所带的第二位国际关系硕士生。自96年相识如今，也有十几个年头。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学识和学术，而是他纯净如水、正直如松的个性。毕竟，相较于理性的学术而言，感性的他更让我觉得他的一言一行无处不在，仍然留在我的生活。

恩师是个很纯净的人，像个孩子，没有世俗气，亦像一汪清弘，一眼可以望到底，没有一丝杂质。这一点上，师母吴耘教授与他颇为神似。南京读书三年，在先生身边学习的日子，因而也就成为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先生的纯净，在于他对所有人都好，对我们学生就更好，总是在生活和人生规划上替我们着想，好到不能再好。

记得有一次，先生请他在中美文化中心工作的同事、也是一位美籍教授晚上去家里做客，让我和张振江师兄作陪，先生的用意是锻炼我们的英语口语。毕竟，搞国际关系研究，这是最基本的素养。但那时，我的英语根本开不了口，中国应试英语教育的弊端在从农村走出来的我身上尤为明显。那一晚，我仅仅用英语开口问候了美籍教授，其余的时间都在和先生的女儿琬洁玩，让先生颇为失望，事后还曾专门提及此事，批评我不利用机会好好学习。即使时隔多年，就在今年3月份我去南京军区总院看他，我俩聊天的时候，他对这件事仍然记得非常清楚，可见当时我让他有多失望。

不过，我的表现虽然让先生失望，但失望归失望，那天晚上我穿得比较单薄，先生就让师母给我找衣服，师母就让我挑了两件大衣，其中一件是先生在香港给她买的、从未穿过的新大衣：时尚的驼色和毛领子，修身的款式，即使放在今日，这件衣服也非常漂亮，可见先生的眼光不赖，当然，这也得归功于师母的“栽培”。先生经常陪师母去购物，师母挑选衣服时候，他坐在一旁看报，如果没有报纸，就拿柜台的广告看。师母说她挑了衣服，要得到先生的赞同与首肯才会买下。但先生常对我夸奖师母的审美眼光，他们家布置得赏心悦目，我问是不是请人设计的，他大笑：“吴老师就是‘设计总监’”。在先生眼里，英语科班出身的师母相对于学历史出身的他来说，“品味”更为高雅些。但不管如何，先生与师母这种共同挑选衣服的习惯，久而久之，让两人的审美眼光更为一致，而先生与师母的感情也就从此件小事上可以窥见一斑。

先生的纯净，还显示在他很耿直，在做人的细节和做学问的原则问题上毫不放松、直言不讳。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先生会布置一些书让我看，有时候会让我写一点东西。相较于我的同学而言，他对我的要求严格些。那时候电脑没有普及，我们的论文都是格子稿纸手写的，我是个较为粗线条的人，大多时候论文写好后比较高兴，所以就没有再看一遍，好像被自己偶尔的灵感冲昏了头脑，也就有了诸多后遗症，包括错别字和段落的分行，惹得先生有些恼火。直到有一次，他发火了。事隔多年，我不记得先生发火的模样，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的话：“老师不是给你改错别字的，论文写完后要自己仔细看。”先生不是轻易发火的人，他一向温文尔雅，估计那次火发得有点大，师母就说他怎么对学生这么凶，他气呼呼地把我的文章给师母看，说，“这家伙，跟她讲了几遍了，就是不听。”

是的，在先生眼里，做学问是要认真的。他最容不得别人糊弄学问，自然他对于学术规范也是极为看重的。记得先生跟我说过，论文注释就相当于做人，是别人的东西不能说是自己的东西；相反，大方承认是转引或者参照别人的东西，会赢得大家的尊重，否则犹如小偷。正因为如此，凡是有他参加的学生论文答辩，他在这些方面的指导和批评也是开门见山、毫不转弯抹角的。在他看来，学术就是学术，对学生论文的把关就是对学生的负责。所以，当时我们历史系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或者开题报告，但凡有先生在，大家都是小心翼翼，但先生则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多年后很多学生回忆起来，仍觉得受益颇多。这么多年来，在做学问方面，我一直遵照任老师的要求，规范行事，不急于发表论文，要发的话，就要尽力做到自己满意的状态。现在想想，唯有这一点，我达到了先生所要求的标准，所发的论文，也大多在学界公认的权威期刊。

先生和师母为人纯净，对我批评归批评，但却是爱护有加，这让我呆在他们身边自在舒服，很快乐。先生时不时和师母带上琬洁，请我吃饭，我们就在中美文化中心边上精致的餐馆里用餐。我至今记得那个餐馆的样子，绿色的屋檐，环境幽雅，这是我关于美好生活的最初印象。97年先生在香港访学，当时刚好是香港回归，他还特意给我寄来两张明信片，为的是盖上那历史性时刻的戳。可惜，那时候研究生是集体信箱，我并没有收到他寄给我的明信片。

98年，当时复旦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办第二届中美暑期安全国际讲习班，先生就让我过来参加，整个讲习班就两个硕士研究生：我和当时在南开大学读书的王学东。那次讲习班是我第一次听全英文的讲座和报告，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让我认识了很多学界的知名学者，我后来博士时候的导师倪世雄教授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

这次参加暑期安全讲习班的空闲之余在五角场逛街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一瓶止鼾停，想起了有次听到师母嗔怪先生晚上睡觉打呼噜的事，窃喜，就买了。这瓶止鼾停好像是进口牌子的，价格应该是接近或者等于100元，大约等于当时讲习班发给我的零用钱。回南京后，我好像把它“偷偷”地给了师母，让她转给先生，怕先生知道我获悉他打鼾的“秘密”。师母扑哧笑了：“他这哪是秘密？大家都知道。他有鼻炎”。师母把它交给先生后，先生很认真，把它放在漱口杯旁，每晚在洗脸池边用药漱口，咕噜咕噜地清洗喉咙。那时候年少，没有怀疑过打鼾停的效果，但这份纯真，或许也给先生一丝快乐吧，他才愿意这么认真地对待。

在先生身边学习的三年，先生用他的眼界和视野让我认识学术研究生活，也唤起我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后来我立意去考博做研究，虽然有各种因素，但过着先生一样的学术研究生活，也是我考博的动力源泉。

毕业后离开南京，跟先生的联系一直没断，他给我的学术帮助也一如既往，对先生和师母的那份感情经岁月之河沉淀在心底。去年得知先生生病的消息，很震惊，也很难过。放寒假的时候想去看先生，先生从医院出来快要过年了，也愿意他合家团聚，不想打扰，直到今年3月份，从师弟胡晓进博士那里获悉先生病重的消息，赶到南京。

我和上外的钱皓老师到达南京军区总院的时候，先生已经被安排在单人病房，医生专门搭了层流床，以防感染，我们就没有进去，担心自己风尘仆仆会把病菌传染给他。站在门口，先生一眼看到我，开心地叫着我的名字。虽然先生很开心，但是医生告诉我们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严重的IV度骨髓抑制和高烧，白细胞低到200，甚至下了病危通知，而师母又骶骨骨折，不得不卧床在家，但她心又在先生那里，晚上经常整夜睡不着觉。看着躺在用帘子隔起来的病床上、胸口的各种贴片连着各种生命体征监测仪和鼻孔插着吸氧管的老师，看着憔悴悲伤的师母，看着虽然坚强但毕竟年少从未经历过如此重大变故的琬洁，我的心一次又一次地痛起来。留下来，陪护先生，成为我唯一的选择。

但我的决定，师母没有同意。毕竟，我的儿子尚年幼，读小学三年级，爱人在外地工作又不在家，孩子怎么办？不过，在我看来，孩子虽然年幼，但各种经历对他也是一种成长。后来得知我回上海已经安排好朋友照看孩子，爱人也支持时，师母也就没说什么。非常感谢师母的容许，陪护先生的三天，让我更近地走近他，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他的快乐与痛苦，定格成我对先生永远的记忆。

那天到南京，师母一定要我先去家里吃饭休息一下。遵照她的要求，吃完饭后我到医院，那时候午饭稍过，病房里静悄悄，关着灯，我蹑手蹑脚走进去，先生却是醒的。等我稍微清洗灰尘完毕，屋子里的灯已打开了。先生不停地让琬洁为我做这做那，像待客似的。琬洁交代了陪护先生的注意事项后，离开。之后，先生的话闸子打开了，高兴地和我聊这聊那，一开始我担心他话说得多吃不消，但看他这么高兴，也就放松与先生聊起来，聊得开心处先生大笑，护工过来说有些日子没看到先生这样笑了，但也责怪他说得太多了。晚上，先生让护工给我铺开琬洁用的被子，几次让护工来替我把被子重新铺一下，免得我受凉，似乎是一个宠爱妹妹的长兄。这一切，让我觉得先生离可怕的病魔那么远。

但那天晚上的情形，让我感受到先生病得厉害。傍晚的时候，先生让护工给他加被子。到了晚上，先生不太爱说话了，我给他量了下体温。糟糕！已经超过38°5，我有点慌神，一边不停地给先生喝水，去找护士，一边用短信向师母汇报。师母急得不行，要和琬洁马上赶过来。但那时候已近深夜，慌乱中我安慰她，医生在这边，没说什么危险的话。说实话，我那时俨然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给先生喝水，不仅仅是让先生补充体液，也怕他睡着了，不停地进进出出去护士站拿冰袋给先生敷上，不停地要求护士找医生来，也不停地向师母汇报先生的情况。好在情况最终稳定下来，先生在体温攀升到39°多之后出了一身汗，体温下降，险情终于过去。

但那天晚上的情况，却让师母心急如焚，我的每一条短信，都扯着她的心。在先生体温攀升的时间里，她给我电话的时候，语气都变得不稳定了，以前干练的她，变得慌乱无助；我似乎又看见她发短信的手，就如她收到医生病危通知签字的要求时候一样，不知道往哪里按键。这一刻，我的心生疼生疼，她已经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恐慌啊，还会经受多少次？所以，此后的两天里，虽然先生也有发烧，但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都能比较沉着地应对，不再急着告诉她。

我在医院的第二天下午，师母终究还是不放心跑过来，拖着骶骨骨伤。先生看师母过来，怜惜地问：“你怎么又过来了？你的骨伤又未好。”师母宽慰他，“我在床边的椅子上躺着，我不坐起来，就看着你”。但她怎么可能只躺着呢？师母还是做到先生的床边，抓起先生的手，抚摸着。在那个时刻，我能深切地体会先生内心的痛，也是他后来不止一次地跟我说的话：“我对不住吴老师和琬洁，琬洁还小。其实最对不住的人是吴老师，留下她，不能白首偕老”。

但陪护先生的日子，也有快乐。师母和琬洁来的那天下午，他们一家三口团聚在病房里，互相“揭发”和回忆以前的种种“罪状”，特别是琬洁成长过程中的很多趣事，病房里充满了笑声，多么温馨的时刻啊：父慈母爱，孩子明理懂事。在最艰难的时候，都用最快乐的表情去面对彼此，多希望时光停留，这一刻永存。

陪护先生的三天，也是和先生聊天最多的日子。先生被病痛折磨的时候，我焦急不安，也坐立不安，只能尽可能地用我能想到的一些办法试图去缓解。当然，我没有多少医学方面的知识，束手无策的时候就跑去找护士。但有时先生不让我去找，说找多了会给护士添麻烦。先生为了不让我太担心，病痛稍微缓解和轻松些，就和我聊天。每次我俩聊天时，他对自己的病情谈得很少，谈得最多的是生活，是孩子的教育，以及学术圈子里的人和事情。他嘱咐我要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若不能的话，天平要向孩子倾斜。当然，偶尔也有感慨，病来得太突然，很多事情还来不及做。他这一生，大多顺利，事业上成名早，家庭生活和谐，与师母感情甚好，女儿孝顺懂事，又很有出息，不仅在高中时获得格林奈尔文理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前去读本科，而且又以出色的成绩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提前录取，将前去攻读法学博士学位（JD），颇感欣慰。还有一件让他欣慰的事情，就是他所有的学生都留在了教育系统，没有人去经商。但最大的心事还是走得太早了，留下师母和琬洁。

先生那时对自己已有充分的心里准备，但他从来不说，怕师母太伤心。有次他跟我聊天，说“我的病是在7月4日查出来的，我搞美国研究，吴老师担心我会在7月4日走，那是美国的独立日。”为了让师母放心，他在病痛发作的时候，既想她，但又不忍她过来，而我也不想让师母经受太多的恐慌。后来两晚先生病痛发作的时候，我们都采取事后报平安的方式：“刚才。。。。，已。。，不要担心”。但其实，他们彼此怎么能不担心呢？对于一辈子生活在一起的“神仙伴侣”，用他的话说“长到一起去”的吴老师，他怎么能放下呢？正因为如此，先生才会在4月底发短信给师母，叮嘱她：“亲爱的，不要难过。要有勇气面对。虽然我要走了，但你的生活还有精彩！”

3月30日，也是周五，因为下午有硕士招生面试，我需要在上午赶回去，我爱人给我订了早晨九点钟的车票。那天早晨，先生显得精神比平常好，早早就坐在床上，用护工递过来的毛巾擦了脸，还刷了牙。那时候，刷牙对先生来说是一件不容易、较痛苦的事情，因为会引发呕吐。不仅如此，先生还有了吃东西的欲望，让琬洁过来的时候在路上买他喜欢的面包。所以，那天早晨先生也吃了早饭，胃口不错。要知道，吃东西对先生来说也是很痛苦的，因为药物的缘故，很多时候吃下去就会吐出来。这让我满心欢喜。

然而，先生是清楚的，流露出无限的惜别之情。他不仅洗漱干净，吃下早饭，将自己最好的状态留给我，而且下床坐在椅子上，亲自在送给我的每本书上写下对我的祝福、嘱咐和希望。当然，在我提出要出发去火车站之前，他一直是很理性的。但是，当我准备出发，他的眼泪出来了。他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拥抱着先生，我也泪如雨下。轻轻地贴着先生的额头，拭去他的眼泪，我收拾着行李。这时候，查房的医生们进来了。噪杂的人声响起，先生张开眼睛，抬起头，第一反应仍然是看向站在医生侧边里的我。这一幕，无数次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让我不能自已，潸然泪下。人生难以预见，我那时真的觉得我们肯定会再次见面，但谁知道竟是永别？！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有无数驿站。先生走了，启程去了另一个世界。他曾说过，“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我猜想他定去了天堂，那里没有病痛，没有离别，有他爱看的书，还有他的老师杨生茂老先生。先生的追悼会在五月四日，而这一天恰好是他自己的生日和杨老先生的忌日，这是不是冥冥中的巧合？先生这一生，纯净如水，顺利如水，正直如松。人生做到如此，虽然短暂，但已足够。恩师，祝福你在天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