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做时间的主人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3月9日发布

时间这东西稍纵即逝，如果不紧紧把握,再也不属于自己的了。

做时间的主人,把握时机是很重要的。往大里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惟有认识、适应、主动应对这个时代才可以在时间把握上立于主动,通常我们说面临难得的机遇期或者还是战略机遇期就是这个意思。

就我个人来说在1954-1958年大学学生的四年间是按照三好（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模式来计算时间的，我曾获得系、学校、北京市的三好学生的称号。三好为我的均衡发展奠定基础。自1958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和工作以来，我长期面对的怎样在组织的需要下安排好自己的时间，这组织需要,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自愿的。

从1958年到1998年的40年间基本上是运动学术和量化学术两个阶段，前者学术和运动联系过于紧密,后者学术又和各种各样的任务、项目衡量指标联系,有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兴趣爱好,有的自己没有多大兴趣爱好,于是养成了我在业余时间研读马恩列斯著作和对美国问题的关注和兴趣。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学校把我从历史系调到学校教学研究部门工作,那项工作虽然是行政工作却和教学研究联系密切,工作好必须业务好,业务好有利于工作好，所以有较多时间带着问题听课和研究课程问题，那时是工作为主学习，准备教学为辅，我利用三年困难时期相对宽松的环境，强调劳逸结合的口号，在每天晚上安排自己的第四阶段生活（9：00-12：00）系统读马恩列斯著作，居然系统通读了两遍,并做了大量读书笔记，老实说惟有读了才有更多的了解,也才有发言权,我发现对老祖宗的理论观点，既没有全盘肯定的理由，也没有全盘否定的道理，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学术和教学是有好处的。在学校教学研究部门期间,我负责联系和分管的文科文史政经政教各系的历史、党史、哲学、经济、教育等专业,偶然也涉及中文和外语专业,这几年使我有机会较为系统地学习和接触这些专业的基础知识和研究问题,接触这些专业的第一流学者。在文革靠边站的观潮派阶段,我有机会积累资料，学点英语（大学阶段学的是俄语），开始关注和研究美国问题。这些在大环境下争取主动的时间安排,对于我日后集中从事世界现代史和美国史教学和研究奠定较好基础。由于工作需要,我直到1978年才正式返回全力以赴的研究岗位，在60年初同时和先后从教学岗位调往校部工作的同事中,有的现在早已经是资深教授，有的早已是博导，而我并无悔言，我知道什么叫需要，像1958年毕业时我的志愿第一、第二、第三都是边疆，最后组织决定留校一样，是需要，但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42岁了,怎么办？从头开始，急起直追，更加珍惜把握时间的主动权，做时间主人!

从1978-1998年这20年基本上是从运动学术走向量化学术阶段。有幸的是运动学术的主旋律是拨乱反正，量化学术则和我的兴趣爱好正业相吻合，今天看来学术成果的内容还有些价值,留下当时的时代印记，没有被历史所淘汰。我的量化成果名列全校文科数一数二，只是那时的量化成果并没有和名利紧密挂钩，领导对激励采取了封顶政策，一个人超过常人二三倍甚至三四倍的工作量才发津贴三四百元，要是在今天是没有人会干的，你能想到我辛苦上一节课才补贴0.34元,为的啥?我一个学期的补贴还不够自费印发给学生的讲义费用,讲课要倒贴钱,今天有这样的事情吗?可这些是实实在在多次发生在身上的,我才懂得什么叫奉献的含义，那时自愿者，不领津贴的自愿者的行动！

1998年后我退休至今,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自主学术的时代,一个边缘化的没有经费、没有项目和没有助手的“三无”时代。然而就是在这个时代，我发表的学术论著和普及读物却超过了运动学术和量化学术时期，这和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时间的主人有关。我懂得一个人在世的时间是有限的,一个人能够应用自如、动脑动手的自主学术更有限,现在不抓得很紧、很紧，更待何时？我这才感到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时间的主人是幸福的,幸福是和劳动、自觉的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做时间的主人要求在有限的时间自主完成自己最感兴趣和最想做的事情，我希望能够一件一件地将这些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