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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吾师，胜似吾师：祝贺邓蜀生九十华诞

已有 3908 次阅读 2012-11-22 06:33 |个人分类:美国问题研究(07-11)|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不是吾师, 胜似吾师, 邓蜀生九十华诞

不是吾师，胜似吾师：祝贺邓蜀生九十华诞

任东来（南京大学）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1月22日发布

[按:本文原载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第526-529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PDF版共4页。]

邓蜀生先生也九十岁了，真是不可想象！我对邓先生的印象依然停留在1980年代中期。那时，邓先生精力旺盛，思路敏捷而又开阔，讲起话了语速飞快，滔滔不绝。

与绝大多数晚辈对前辈学者的认知一样，我知道邓先生也是先读其文（书），后识其人。我是东北师大（入学时还叫吉林师大）历史系78级学生，当时学习劲头极大，课本知识远远满足不了年轻人的求知欲。所以，《世界历史》1978年创刊，我在第二年就订阅了，订费都是从国家给我们师范生的生活费中省下来的。因为“成本”很高，几乎每篇文章都要读一遍。在1980年的第一期上，读到一篇论点摘编，介绍邓蜀生的“罗斯福与美国孤立主义的斗争”一文。该文观点非常新颖，完全改变了把罗斯福对日外交与张伯伦对英外交相提并论、视为绥靖政策的传统观点。当时自己对罗斯福颇为崇拜，于是，赶紧找来文章最初发表的刊物《复旦大学学报》。文章很长，分两期刊载，但读起来却非常流畅，与通常的外国史论文的沉闷感和欧化腔完全不同。就这样，邓蜀生的名字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一年多后，又读到邓先生的在《复旦学报》的第二篇大作“罗斯福与珍珠港事件”，再次对邓先生佩服的五体投地，特别是对文章结尾那段华丽的文字表述印象深刻。（该文后来收入到《世界现代史论文集》，但我发现那段我认为最精彩的结尾没有了。后来见到邓先生时，我还特别提及这一点，邓先生说，有些学者不喜欢这样的表达，所以删掉了。真是遗憾）。出于好奇，我问自己的老师丁则民教授，邓蜀生是何方神仙，何以能够一鸣惊人？我的疑问不无道理，因为从文章的水平和文笔来看，是研究有素的大学者所为，但此前，我从没有见过他有文章发表。当时国内世界史领域的文章极少，薄薄一本内部发行的《世界史论文索引》，几乎囊括了文革前全部公开发表的论文和资料，其中的美国史论文有百余篇，我们作作业时经常据此查阅，对有关作者颇为熟悉。丁老师告诉我，他是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记者出身，后被打成右派，故无法发表文章。他还说，邓先生口才极好，滔滔不绝，没有做教师，真是可惜了。我想，当时丁先生也不知道，1964年《历史研究》上，署名邓楚川的“威尔逊与中国”一文就是邓先生的大作。大学期间，邓先生出版的《伍德罗·威尔逊》，编辑的《泰晤士历史地图集》（太贵了，当时买不起）都是我非常喜爱的著作。他在《读书》、《人物》发表的书评（《美国通史简编》）和人物小传（罗斯福）也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东施效颦，在读社科院读研究生期间，我也开始在《读书》发表豆腐干文章，在《人物》发表了一篇汉密尔顿的传记。 1982年秋天，到北京读研究生后不久，我就向邓先生写了“致敬信”，表达自己对其作品的喜爱，以及拜访先生的愿望。信发出后，很晚才接到他的回信。原来，我没有写朝内大街166号，结果寄到了“北京人民出版社”（大概经常出现这种差错，北京人民出版社改为北京出版社），而不是邓先生所在的“人民出版社”。邓先生非常客气，谦虚地表示，他总是把年轻学生的赞扬视为对自己工作的鞭策和鼓励。记得后来，我曾经去出版社拜访过他，后来他又在我们美国研究系所的中美关系讲座上讲“威尔逊对华政策”。1985年6月，我和师兄何志功硕士答辩，邓先生也是我们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我写的是美国对华“租借”援助，其中涉及到中国驻印军、驼峰空运、史迪威公路和缅北战役。就是在这次答辩上，邓先生才第一次向我们提及他作为战地记者参与报道缅北战役的经历。记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另一个答辩委员会委员、美国所副所长吴展教授（已故）对我论文中涉及的驼峰空运吨位表示怀疑。他是国防科工委出身，对数字极为敏感，说这样的运输吨位需要多少、多少架C-46运输机。我的数字来自美国陆军战史，但我的确不知道每天有多少架次飞行。这时，邓先生替我解围了，说到自己当时就在在印度和缅北，目睹了这次空运，的确非常壮观。我在研究中，用了一些中国文史资料上的回忆录，甚至采访过驻印军司令郑洞国将军（已故）。所以，答辩后，我对邓先生表示，很遗憾我才知道您的这段经历，您应该写回忆录。他说，我曾经就缅北大战为《大公报》写了系列报道，早就发表了。我1988年从南开博士毕业后，没有按85年离开北京时的设想，重返北京工作，而是南下南京大学中美中心执教。这样，我与邓先生的联系也断了。1990年我评副教授时，杨先生主编的、我参与撰写的《美国外交政策史》已经交稿但尚未付印。我向邓先生寻求帮助，他二话没说，就寄来了出版社的证明，使我顺利得到正常晋升。邓先生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巨大，我无以回报。我只做过两件事，算是对邓先生教诲的回报。受邓先生等几位美国史前辈的影响，我也有写书评的兴趣。最早的两篇书评均与邓先生有关，第一篇是把邓先生编的《美国史论文集》（第1、2辑）和杨先生编的《美国史论文选（1949-1979》集中在一起，写了一篇口气魄大的综合书评“前进中的中国美国史研究”，发表在陕西社科院办的《社会科学评论》（已停刊）。另一篇书评介绍邓先生的大作《罗斯福》。因为该书太受欢迎，国内几家有书评栏目的报刊都发表过重量级的书评，我这个小人物根本无处再发。这时我偶然看到香港三联出版的一个书评刊物《读者伴侣》，遂投了过去并得以发表。该刊物后来也停办了，我也不知道邓先生看到没有。还有一次，那时已经到了21世纪了，和邓先生有十多年没有联系了。有一天突然接到邓先生电话，告诉我他已经退休，但还在东方出版社帮忙。他们要重新翻译出版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打算找张纯如在致谢中提及的在南京采访时的助理杨夏鸣来翻译，但没有他的信息。他问我知道此人不，可否有他的电话。因为杨曾经是中心学员、南大历史系研究生，我很快告诉了邓先生他的联系方式。邓先生的编辑成就有目共睹，我写下这些交往，还想说明他虽非教师，但他曾经给予我这样的年轻学生极大影响和帮助。可以想象，我只是他无私帮助过的众多年轻人中的一位。另外，邓先生在美国史研究中的开拓之功不可磨灭，值得我们记住。首先，在美国史研究领域中，他开创了撰写建设性书评的先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成为我们学科的好传统。其次，有关威尔逊和罗斯福的传记，为后来学者撰写美国人物传记树立了榜样和标杆。第三，在美国移民史和美国联邦制研究中，邓先生的研究都是引领学术潮流的开山之作，不可逾越。

最后，在言之有据基础上，邓先生开创了一种活泼生动、行云流水般的论文写作风格，非常值得我们这些世界史学者借鉴。

2012-5-16离美返国前夕于古林学院

[任东来教授为现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