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敬重的邓蜀生先生

 黄柯可（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1月21日发布

 [按:本文原载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第509-512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PDF版共4页。]

得知黄安年教授要编辑这本文集时，我喜出望外。我终于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邓蜀生先生的敬重之意。

邓先生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资深编辑，又是造诣颇深的美国史专家。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美国史学会的栋梁之一，他的热情和坚韧不拔的意志给学会一种“安全感”，胜似一颗“定心丸”。难能可贵的是，他本人的研究领域广泛，成果甚丰。我以为，他的著作的明显优势在于引人入胜。阅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极大的享受。同样的一段历史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感人，让人爱不释手。我佩服他选材恰如其分，分析深入浅出，观点令人折服。2009年我曾在纪念学会成立30周年的小文中说过，“邓先生的专著功底深厚，论证严谨，而且文字表达那样准确又不失生动幽默，引人入胜，堪称美国史著作的典范。”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受。

邓先生在《美国历史与美国人》（1993年）一书的“自序”中写道：“编辑在发现一部好稿编出一本好书时的心情，并无‘为他人作嫁’之感叹，却有收获、催生之喜悦。”我想，这正是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的原因吧。他热爱这份工作，把它看做成人之美的好事去做。

学会成立之初，我国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尚不健全，大家的文章往往投稿无门。邓先生利用自己工作之便，主动承担为学会出版论文集的任务。我当时虽已届不惑之年，专业工作却刚刚起步，心情十分焦躁。我赶写了一篇论文——《美国联邦政府与垄断资本结合的开始——威廉•麦金莱执政时期》，明知题目太大，难以驾驭，还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投给了邓先生。结果，他不但没有拒绝，反而仔细对文章进行修改，收入了《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这件事，在邓先生来说，或许是他帮助无数年轻人中的一例。可对于我，意义不仅在于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更重要的是给予我巨大的信任和鼓励，使我坚定了克服困难、做好研究工作的信心。有时候就是这样，老先生习以为常的举动，对于年轻人可以起到难以想象的作用。

邓先生长期担任设立在中国社科院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丛书的评审委员，他与商务印书馆的方生编审、南开大学张友伦教授一起，积极热情地扶植年轻学子成长。在已出版的中华美国学丛书中，美国史研究会会员撰写的书最多，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史研究的发展。

6卷本《美国通史》是我国美国史学界引以为豪的成就，这其中包含了邓先生几十年辛勤的汗水，而他所做的贡献是无法比拟的。这套书是学会成立30来组织的一项巨大工程。自1979年策划构思至2002年全套整体出版，耗时23年，作者队伍几经调整，包括三代学者几十人。可是，唯一的责任编辑邓先生却始终不渝，坚守阵地。

我曾有幸在杨生茂先生关怀下，参加了《美国通史》第2卷的一小部分工作，因此也就比较关注本书的进展。我的体会是，即便学会策划了一部著作，也组织了写作队伍，但是如果没有人敢于出版，那也只是一个空想。为什么要强调“敢”字呢？这正是美国研究的敏感使然。我们分头撰写各卷的八十年代，还处于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期，当时中国社科院对涉美问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我估计，人民出版社作为国家头号出版机构，对此事的态度也许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想象，邓先生在那种环境中敢于站出来，肯定承担了巨大的责任，甚至一定的政治风险，因为书中的内容一直写到当代。后来，我们看到了这位责任编辑所具有的非凡勇气和毅力。全书完成的时间不等，写作进程旷日持久。难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邓先生是以怎样的胆量向出版社担保各卷能够完成。他的工作量早已超出了一个责任编辑的范围。当编写队伍发生变化，几本书处于停顿之际，他果断地提出启用新人，并以乐观的态度鼓励后选的作者完成任务。2002年，邓先生以近80岁的高龄努力促成了6卷本全套出版。而这一切，据我所知，邓先生是在夫人长期重病的困境中坚持工作的。

这套书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无可估量。我曾在为刘绪贻先生百岁而写的祝寿小文中提出，这套书的出版对于推动美国史研究，对于研究队伍的建设所起的巨大作用，远远大于书中的具体内容。其实，邓先生早就对此书的价值胸有成竹。他说，“只受外国的影响而拿不出自己的东西来，是不行的。必须得有我们中国自己的观点”。我以为，正是这种信念促使先生义无反顾。然而，当历经千辛终于成功之后，邓先生却是那么平静，他说，“我们只是起到了一个将美国史过去的无人问津或者不敢问津或者一边倒的那个局面，慢慢地给它扭过来一点，就起点这个作用，别的作用应该还谈不上吧”。寥寥数语触动人心。先生做人的准则跃然纸上。2009年，美国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时，邓先生又为这套书提出进一步设想。他说：“我还是等于说把这个端出来让大家来评判吧，作为一个平台去修改吧，或者是充实吧，或者推倒重来吧，都可以。至少我端这个菜出来了，菜做的好坏，那是另一个问题”（《美国史研究通讯》2009年第1期）。能够把自己的成果看成是“抛砖引玉”的人，必定有着博大的胸怀。

邓先生有句名言“编与写很难分家。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知识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内行。”他从1944年发表印缅前线战地通讯，到参加朝鲜战争志愿军新华总分社工作，再到在人民出版社任职，一路走来，他始终对这一原则身体力行。我猜想，邓先生对美国的兴趣大概源自美国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他从上个世纪40年代已经开始收集有关美国的资料，至60年代初终有机会得以研究美国历史。这样，邓先生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史研究会的筹划者之一，并任第一届理事。1979年12月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制定了多卷本《美国通史》的编写计划。从此，邓先生也就担当起了把这部巨著推向社会的重任。张友伦教授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当时大家讨论要不要搞这么一部大著作，人民出版社的邓蜀生是编辑，他鼓励大家应该写。他说美国史研究会真正要做出有分量的东西要靠大家的力量，整体来说我们的力量都比较薄弱，但是如果把最优秀的人组织起来，力量都发挥出来，我们还是可以写成一部在20世纪有代表性的著作”（《美国史研究通讯》2009年第1期）。邓先生说这番话的底气何在？在于他对事业的执着，对这支队伍的信任，更在于他本人从事研究工作的功底。

我发现，邓先生研究美国史侧重于研究“人”。这要比我个人研究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更为艰难。我可以更笼统，更概括，他则必须更具体，更深入。因为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是最复杂的。

他的笔下有总统一类大人物，更多的是移民百姓小人物。他对美国各个民族和种族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走在了前列，起到了引领作用。改革开放之前，受苏联学界的影响，我国学术界仅在美国工人运动、印第安人起义和黑人反抗等方面有些研究。邓先生从80年代就开始填补空白，分门别类对美国各色人种、各种民族进行剖析。他研究的对象不只停留在传统的欧洲移民，还包括非自愿移民的黑人奴隶，更对华人在美的血泪史分析得入木三分，就连犹太人和非法移民这类敏感问题他也从不回避。从邓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明白，美国何以如磁铁一般吸引人们蜂拥而至，为什么能“借鸡生蛋”，“筑巢引凤”。同时，邓先生又尖锐指出，种族歧视和民族矛盾将扩大多元文化社会的鸿沟，成为分裂美国的隐患。他研究外来移民对美国的贡献和负面影响时，总结出了非常辩证的、令人信服的论断：“移民不负美国，美国包容了移民。应该是共生体，应该是双赢。只有在双赢形势下，才是真正的合众为一的美利坚合众国；也只有在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民族关系基础上，才能有丰富多彩的和谐的多元共存社会”（邓蜀生著《世代悲欢“美国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58页。）

在与邓先生相识的几十年中，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知识，也不只是作学问的方法，更多的是他做人的准则。我衷心祝愿先生愉快幸福，健康长寿。

2012年6月

[黄柯可研究员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