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蜀生心中的自己和文友心中的邓蜀生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1月18日发布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的《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面世了。编者在编者后记中写道:“今年是我们敬重的邓蜀生先生九十华诞，学界朋友商议为先生编个文集，以先生满意，出版界、学界高兴为要。邓先生并未招收研究生，没有及门弟子，所以学界同仁为先生出版文集就更有意义了。”“在征稿过程中获得了出版界、学术界文友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先生最初并不赞成为他出“庆祝华诞纪念文集”，经过几度磋商确定了现在这样的文集模块，如他所言，可作为人生轨迹展现出来。为此，他不仅悉心提供资料,而且提出了文集总体设想、编辑思路的个人见解,对过往文章进行仔细校读,也改正了极个别错排，书稿成型后又和编者一起逐页进行了审阅。”

      在我看来,这是一本叙述邓蜀生心中的自己和文友心中的邓蜀生的具有可读性和启迪性的书。

  这本书向读者展示了邓蜀生心中的自己。他在说说心里话中写道：“1944年8月,我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印缅前线战地通讯。从那时算起，到2008年因严重眼疾而搁笔，相隔将近70年了，其中有十多年是在农场改造、农村劳动、“浩劫”洗礼和干校“锻炼”中度过的。其余的岁月，都是在新闻出版岗位上或编译或译或写。总算编出了一些书，写了一些文章。

上世纪50年代，我是从事国际时事编辑和评论写作的。从1957 年下半年起因“右派”搁了笔。搁笔三年多回到出版社以后，工作由时事转为历史，干起外国历史编辑这一行。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史成了我新的主要对象。算下来，涉猎美国史领域也有40多年了。”

“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大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编与写很难分隔。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知识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的工作某一方面的内行。做到了这一点,就更能与作者有商有量，相互切磋,平等交往，不强加于人,也不屈于别人之所强加。

编辑要整天同书稿打交道，只要肯钻研，就会心有所得，有所得也就会产生形之笔墨的愿望，编辑与作者一身二任的格局就很自然地形成。

本集论中的文章，第一篇《威尔逊与中国》耗时两年，成于1964年，也是我担任外国历史编辑工作后的第一篇论文。文中使用的词语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为了存真，在编入本集时未作改动。基本观点在我1982年出版的《伍徳罗· 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时仍旧保留。

本文集中未收入上世纪50年代用邓超笔名写的文章，因为不是学术性的。选用的有关美国史的文章还不是敷衍应景之作，是用心写的。但这些文章，卑之无甚高论。今天读来更觉得了无新意。但它们毕竟反映了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文集中收录了我在解放前写的部分战地通讯和时局评述文章，目的是把它们作为我的人生轨迹的片断展示出来，聊备一格而已。”

本书的人生轨迹和学术留痕是邓蜀生心目中自己的写照。由于他的传奇一生和记者、编者、学者兼于一身的特色，也使他在学界、新闻界、出版界留下了不小的影响。

本书的第三部分文友赐篇不同于一般作寿的学术蛋糕文章，主要是写出版界和学术界文友心目的邓蜀生，读了这些文章使得我们对于邓蜀生其人其事以及对于学术研究和编辑出版的沟通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和思考。

其实,还有另一层面就是出版界心目中的邓蜀生,中国法制出版社刚刚卸任的祝立明社长、出版社张雪纯总编辑助理、责编郭善珊、彩编李宁等均付出了巨大的辛劳，这部精制、大气、庄重的沉甸甸的著作本身就说明出版人心目中的邓蜀生了。

本书主人翁满意、读者满意、学界和出版界满意，社会各界满意，作为编者的我,也心满意足了。从今年三月到十一月初,整整八个月的努力能够看到满意的笑容回应,这就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