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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节余型”因素引入学术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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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节余型”因素引入学术评估机制
黄安年文 2007年4月9日
（按：现在可以补充一个最新例子，我编著的《沉默的道钉——华工建设北美铁路》的大型历史画册中英文版已经在2006年10月由五洲出版社出版，这部画册并未立项，当然也没有来自相关基金的赞助，按照没有立项费用不能进入学术评估机制，这部画册就不酸学术成果了，你说怪也不怪，没有花国家各类基金的钱，出了成果不算成果，自然也没有奖励）而
，《建议将“节余型”因素引入学术评估机制》学术交流网高等教育改革栏目2005年7月12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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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仅是一个经济资源匮乏型的发展中大国，而且也是一个学术资源紧缺型的建设中国家，建设节约型社会不仅应当体现在我们的能源和经济政策中，而且也应当贯穿于学术建设和教育发展的思路中。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节约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我们的学术建设和教育发展中，往往不仅忽略了学术资源和学术经费的需要强化“节约”因素，而且在学术资源和学术经费上攀比之风有增无减。学术和教育建设也要勤俭节约，也要更加注意节约纳税人的钱的观念实际上被置于脑后。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现在往往把一个学者或一个学术单位能搞到多少项目经费列为评估个人和单位学术成果甚至评聘教授和博导的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说谁要是搞到的钱越多，就意味着学术成果也越多，这种观念和少花钱，多办事的节约型社会的理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反之，如果一位学者并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或者花国家很少的钱，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富有经济的、理论的、现实意义的成果，这种资源节约型的学术成果难道不应该更加值得鼓励和提倡的吗？可事实又是怎样呢？比如今年初，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积十数年之功倾力完成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于2005年元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一成果共计160万字，以其体式的包容性、内容的集成性展现了丰厚的学术涵量和作者的大家风范，它一出版就受到广大红学爱好者和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这部巨著从未“立项”自然也没有任何项目经费和赞助，是典型的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的丰硕学术成果，可是按照是否拥有项目经费和“立项”来评估，冯先生的这一学术成果不就大成问题了吗？从“节约”型学术成果的角度来考量，我们究竟提倡的是尽量多的拿国家的钱，还是少花国家的钱多办实事呢？像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学者自己掏钱办资源共享型的公益性、学术性网站，自然也没有“立项”、没有“项目资助经费”，没有硬件的扶植，这种“节约”型、资源共享型、公益性的学术网站，学校管理当局并没有将它视为学术成果，更没有公开说过半个好字，这又是按照什么学术评估标准行事呢？
把是否捞到钱作为学术成果、作为衡量聘任教授和博导的必要条件和“量化”管理的重要标准，本身就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而对于从国家手里取得的项目经费却并不作严格的审计，以至有的人把包括卫生纸之类的家庭日用品都当作学术研究需要来报销，更是十分离谱的事，我们的学术和教育管理机构对此根本谈不上严格的掌控。
如果扩大来讲“节约”型学术成果需要十分重视对于人才的培养、使用和管理，尽可能少的减少人才资源的浪费。在国外发达国家由于社会的、私人的学术和教育机构十分发达，所以一些学者退休后（他们一般65岁甚至更晚些时候退休），如果愿意可以比较顺利地在社会的、私人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中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发挥余热”，老有所为。但是在中国条件下，社会的、私人的学术和教育机构很不发达，一些学者60岁退休后，被完全边缘化，“余热”难以发挥，所长难以兑现。由于他们基本上属于“尚未脱贫，已经退休”型的，所以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学术事业难度很大，从这个角度说，如何发挥已经退休学者的学术“余热”，同样是“节约”型学术成果需要研究的课题，我们的学术管理和教育主管部门考虑了这样的问题吗？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快到来，一方面国家需要考虑适当延长在职人员的退休年龄，另一方面如何充分调动已经退休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为延续他们的学术生命提供有利条件，同样是“节约”型社会人才政策需要研究的课题。
为了祖国的学术和教育事业的繁荣昌盛，为了有效地利用我们的学术资源，笔者建议学术管理和教育主管部门，切实可行地将“节余”型因素，纳入学术和教育成果的评估体系中，作为第一步，应当废止那种以单纯获得多少“项目经费”来评估学术成果的做法，代之以学术经费是否“节约”使用作为衡量的必要条件。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高等教育改革/2005年7月12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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