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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拓荒者——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提要

已有 2290 次阅读 2017-10-12 07:34 |个人分类:美国书目提要(07-11)|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拓荒者——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提要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10月12日发布

书名： 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拓荒者——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编者： 杨令侠、朱佳寅

出版社： 南开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 田睿

责任编辑： 万富荣

封面设计： 周桐宇

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天润建新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7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260X185毫米 16开 48.75印张 12插页

字数： 1121千字

页码 764页

定价： 198元

ISBN： 978-7-310-05440-4

感谢杨令侠教授提供照片

生平简介

杨生茂，字畅如，1917年生，河北涿鹿人。193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1941年秋赴美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历史系读书，1944年考入斯坦福大学研究院，主修美国外交史。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于1946年底回国，1947年9月开始任教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95年退休。

杨生茂教授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代主任（1949）和副主任（1962-1964）、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57-1964）、美国史研究室主任（1964-1984）、校学位委员会成员（1985-1988）；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1979-1986）、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1988）、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1）、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1983）、美国《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邀编辑（1992-2000）、《历史教学》编委（1951-2010）等。

杨生茂教授曾获天津市总工会劳动模范（1961）、天津市“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育工作者（1982）、天津市总工会“七五”立功奖（1990）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1）等。

序（张友伦）

今年是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之年。令人遗憾的是先生在七年前已经驾鹤归西。先生的弟子们和受过先生教益的，以及自称“编外弟子”的学者们为了纪念和庆贺先生的百年华诞编辑了一部文集。文集分上下两编，收集了先生生平所写的文章，是先生毕生心血的结晶。文集中也有弟子们写的关于先生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先生在弟子们心目中的亲切而又崇高的地位，以及他们体会到的品德和学术风格。文集的出版必将是我国史学界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也将是极为深远的。

杨先生的女公子令侠教授要我为这部文集作序。我深感荣幸，但又颇为惶恐。怕的是我对先生文章的理解不够深刻，不够准确，有些东西体会不到，写不好这篇序言。但在感情上又觉得应当写，也愿意写。我和先生颇有缘份，曾在先生麾下工作多年。先生对我言传身教，使我获益良多。我对先生的为人处世、学术活动也有所了解。想到这些也就大着胆子接下了这个任务。是为序。

1959年10月，我们那一届留苏学生毕业后回国分配工作。我和曹特金被指定念世界近代史研究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实习锻炼两年，由杨先生负责培养指导。后因中苏关系紧张，我就留在南开大学工作。所以我和杨先生的师生关系是高教部钦定的。十月某一天，我和先生第一次见面。先生衣着朴素，身上不透一点洋气，说话就像拉家常，只是要我多读点书，尽快适应国内的环境，有可能就给学生讲点课。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和先生相处没有一点压力。

先生对待研究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先生的文章从选题撰写到脱稿都经过深思熟虑，不断推敲。文章写好后并不急于发表，而是放在家中，不断审查。有时要耗费整整一年时间。所以先生虽然著述颇丰，但文章却不太多。但篇篇都是精品，用千锤百炼来形容也不为过。

先生有许多关于国内外形势、关于史学、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想法。平时工作繁忙无暇表达，直到晚年才有点闲散时间，偶触灵机就随手写成短文，对某件事情抒发感想，字数虽然不多，但却字字珠玑，不乏振聋发聩之语。例如，“学史杂拾”、“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等文，阐明了历史学家的职责和学术研究方法等重要问题，使大家认识到史学工作者的事业貌似平凡，实则光荣重大。

美国史学是杨先生重点研究并有突出贡献的一个领域。先生凭他对美国史学的深入了解，在文章中为读者提供了简明提示。美国历史虽短，但有关美国史的著作和文章却浩如烟海。一个人穷一生之力也未必能有所成。有先生的提示指点，读者就有可能逐步看到美国史学的概貌和主要线索。先生在“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一文中指出美国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独立战争到19世纪70年代；19世纪8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杨先生所厘定的标准，这三个阶段的杰出的历史学家分别是乔治·班克罗夫特、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威廉·阿普曼·威廉斯三人。先生对他们都写了长文，介绍了他们的学说，并且认为把三位史学家联系起来就可以概括美国史学的发展主要线索。先生另外还提到了两位重叠前后的过渡性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和“一致论”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但对两人没有专门写论述文章，而只是在介绍班克罗夫特和威廉斯的文章中顺便提到，其重要性稍逊一筹，但也是不可或缺的。先生认为再加上这两人，“美国史学的发展线索就更清晰了”。美国的知名历史学家众多。先生提出这五个人来，就是引导我们有目的、有选择地读书，可以先从了解这五位杰出的美国历史学家开始。

杨先生从幼年伊始就饱受军阀混战、国家危乱之苦，去美国读书以后，又处处遭到洋人的歧视。在他心中怀着振兴国家的强烈希望。回国以后，他成为一位非常关注国际风云和国家命运的学者。先生在《探径集》前言中说过：“贯穿自己一生的思想的一条主线是反封建反帝的观念和期望国家振兴的心愿。”先生还在邓丽兰访谈时说过：“我从事美国史研究是跟自己国家的忧患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当国际形势趋于紧张不利于国家发展的时候，先生特别关注事态的发展，有时就直接写文章批判挑起事端的祸首。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上台以后就推行扩张主义的全球战略，而且利用特纳和边疆史学派所称道的“拓荒者精神”鼓吹扩张主义的全球战略，先生就写了“‘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论美国边疆史学派”一文在《南开大学学报》发表，对美国政客们利用学术外衣掩盖美化扩张主义政策的险恶用心进行彻底的批判揭露。

由于特纳的学说已经被美国政客们利用，又由于他的知名度很高，影响了美国史坛一整代人。他的学说如今虽然不再为人们推崇，但仍然是一家之言，需要认真的加以分析批判。先生为此作了许多工作。1982年先生在《南开大学学报》第2、3期上发表了长文“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全面论述了“边疆史学派”的学说，指出特纳的学说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1983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先生主编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一书。国内批判特纳及其学派的文章虽然已经不少，但全面系统的论述却只此一家。

20世纪中叶，美国国内出现了民权运动和种种反主流思潮。在史学界“新左派”运动应运而生，居然有人敢说：美国是“扩张主义国家”。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杨先生在和我们的言谈中怀着颇为兴奋的心情常常提到这个运动及其代表人物威廉·阿普曼·威廉斯，并写了“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详加介绍。其实“新左派”史学家的著作不十分严谨，可读性不强。有人指出“不易读懂”、“缺少注解”，由此减少了人们阅读的兴趣。不过他们反潮流的精神和勇气却是其他美国史学家望尘莫及的。

长久以来，美国朝野上下，乃至史学界都迷漫着扩张主义的气氛。说什么扩张是美国的明显天命，是一种负担，是为了传播基督文明，为了自由、为了民主，鲜有自我承认是扩张主义者的人。“新左派”史学家驳斥了这些言论，直接指出美国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其扩张的目的就是夺取市场和原料以及转移国内矛盾。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中的一个主要命题就是“美国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此话一出，“在美国外交史这片平静的池水中投下了一块不小的石头，顿时水花四溅，鳞波重叠。”“新左派”史学家也就遭到了传统史学家的围攻。威廉斯也成了美国史坛的一位中心人物，影响颇大。杨先生称他是“卓越的美国史学家。”可惜在大环境重压和自身存在弱点的情况下，“新左派”运动不久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读者只要注意一下文集中文章的引文就会发现，先生是十分重视史料的。文章的引文多，而且注释很精辟。记得先生曾经说过，以前在没有复印的条件下，先生常常废寝忘食地坐在图书馆里逐字逐句地抄写资料，年深日久积累了大量卡片。但由于会议太多、工作繁忙，后来又是疾病缠身，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整理成文、成书。这成了先生心中的一大憾事。

先生重视史料，但决不是拿来就用，而是要经过分析筛选，去伪存真，所以先生的文章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先生对人物的评价尤其慎重，通常要经过深入的了解和反复的比较才会作出结论。例如，先生在“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一文中，为了说明班克罗夫特“是取代英国人著作的第一个本土作家”，对与他齐名的同代美国历史学家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和分析。其中有理查德·希尔德雷斯、约翰·莫特利、弗朗西斯·帕克曼、威廉·普雷·斯科特等人。他们的知名度都很高，各有专长，难分高下。但是先生胸中有一把尺子。他看重的不是知名度的大小、著作的数量、文字的技巧，而是能不能鉴别吸收欧洲史学的精华为美国史学界所用。用这把尺子来衡量，班克罗夫特自然就戴上了“第一个本土作家”的桂冠。他是当时唯一符合这个要求的美国历史学家。先生在文中明确指出：“他善于吸取欧洲文化的精华部分用于美国史坛。”具体说，“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浪漫主义”。这就显示出了他的美国特色和先进性。自然也就当得起“第一个本土作家的称号”。

杨先生对研究工作非常执着，决不为外物所动。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期正是他全力工作的黄金时刻。先生一方面要加紧撰写文章，为出版专著作准备，同时还要分出精力审核他和刘绪贻先生共同主编的《美国通史》书稿。多次出国访问讲学的机会都被坚决地放弃了。我曾经看见过威尔逊中心寄给他的申请表。这个学术机构在美国的地位很高。我国只有极少的知名学者得到它的邀请。可是杨先生觉得要在那里耗费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没有填表申报，也没有回信。1983年美国科学院的一个机构邀请先生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去美国访问讲学三个月。先生这一次觉得时间不长还可以接受，可是在我送他去机场的时候又有点后悔了，要我去问可不可以退票。退票没有退成，这才硬着心肠上了飞机。

先生的国学造诣很深，文笔简练生动，文章的可读性很强，十分引人入胜。先生的弟子们和朋友也都是知名学者。他们的文章也非常精彩，在他们的文章中还可以隐约看到先生的风格和影响。文如其人。当我们看到这部文集就如同又见到先生一样。我们相信这部文集将会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成为传世之作。先生的道德风貌也必将永存于读者心中。

是为序

2017年2月12日敬撰

永远向杨生茂先生学习（代序）

华庆昭

本书为纪念杨生茂先生100周年诞辰而出版，承令侠谬点，让我来写序，我如履薄冰，深怕才疏学浅，难以报命。辗转反侧之下，觉得这些寓意深远的肺腑之言，乃是先生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读后令人动容，如果借此机会汇报一下所获的感受和启发，也许会有些意义。

先生一生布衣，勤劳耕耘，长于思考，拙于言谈，自题斋名澹泊惜阴，概括了对待个人生活的基本态度。先生解释说，“淡泊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品格，不逐名利，荣辱不惊，乃人生高尚境界。”对于“惜阴”，他说“只不过是辞谢出席会议和挂名的职务而已，无非对于过去多如牛毛的无谓之会议的反应而已”。杨先生的“澹泊惜阴”，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他说，“澹泊中方生忧国忧民之忧患意识。一味自贬，尊洋崇外者不可能有忧患意识。”我们看到，先生对于世界和国家的大事、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时刻关注、充满激情，喜怒形之于色。有朋友劝他“韬光养晦”，有的说“茂翁愤世嫉俗，不利保健”，先生的回答是，“闭门家中坐，心怀天下事（写美国史），养晦晦不可得也。”以上种种，活脱脱勾画出一个朴实无华的人。

一辈子做老师，先生的爱在学生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请看：

“农家清贫生，睿智‘小精灵’”

先生用这样可爱的话来描写他的小研究生。

一个学生出国学习，先生赠砚一方并赐诗云，

“腾云再缚蛟，青藤丛中笑。泥砚迎情趣，更谱华章俏。”

不料忘了将砚拿出来送给学生，又专门写信请他来家取走。先生年近90的时候，看到部分博士门生的合影，不禁有感：

诸公建树赢钦羡，往还书信近千件。

学术前程远无际，偌多高山待攀援。

若非对于学生们有着真挚的厚爱，有哪个导师跟研究生们“往还书信近千件”的？

先生和师母的婚姻，如他自己所说，“实遭旧社会（具体点，封建社会）之损害。二人结合，均出于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他并不讳言自己对于这种结合的失望和遗憾。然而他有自己的底线，“对她虽无海誓山盟之痴爱，但悯怜弱女子遭遇之心重如山、深如海”，难舍亲情，不离不弃。请看他的悼亡诗：

终身辛勤织荫被，风范昭现霜缀鬓。

榻边细语脉脉情，沉吁短叹心泉涌。

秀山碧水晴万里，遽陨太空无长恨。

先生的真挚感情，也表现在对待朋友上。听说海外老友罹病，他“痛斥天公无常量”。他深深怀念家乡母校，赋诗云：

幼时启蒙处，春雨润无声。

铭记旧师友，历历在心中。

瞬间耄耋年，遥寄眷念情。

对相伴日久的一只小搪瓷碟，性情中人的先生写道，“随我下乡，数载忧乐共享，感情日深。故置于案首，以示珍念，并作歪诗一首，以自娱”。

强者方能自嘲。请看先生作的 “生活记实”：

坐着发困，躺着清醒。

过去事萦绕不断，当日事说完就忘。

明日事想得多多，手脚迟钝跟不上。

然而在总结自己的大方向时，信心满满。他说：

汹涌沧海行，幸好不迷津。

若问何所依，只缘澹泊心。

澹泊心何来？诗言志：“宁为不折柳，不羡牡丹艳，”足证他襟怀坦白，是一个真诚的人。

在先生这一代和之前的我国学人中，在美国留学时以美国史为专业的极少，而专攻美国外交史的可说仅见先生一人。在本书的札记和通信的篇幅中，可以看到先生对于美国外交史、美国史学史、美国史、比较史学史、世界历史、甚至历史学的认识和方法论，都有独具慧眼、极为精到的论述。这些论述和心得，可以说是美国研究和美国史研究的指路灯和小百科，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其中先生特别告诫的是：一，“小心别做美国化了的美国研究者”，二，要“外为中用”，不要“东施效颦”和“鹦鹉学舌”。以先生对美国史研究掌握的深度和认识的高度，确实是一个其学大成的人

先生特别推崇钱学森等海外归来学人说“我是中国人”，赞扬冰心老人嘱咐外孙“与外国人在一起要平等相待，不能做奴才”。先生1946年从美国留学归国从教，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10年逝世。多少年来，他经历过委屈，有过不如意，也对许多事情看不惯，但是他“不忘初心”，不跟风，不媚俗，不动摇。他深情地说，“我心中有一条大道理：民族富强。这是主宰思想，评定是非的大准则。”苏东坡说过自己是“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这也可以是杨生茂先生很好的写照。

文如其人。掏心窝子的文字尤其如此。先生充满智慧、正气和极具个性的鸿篇，让我们不难知道，那位曾在南开校园里手持装书布包、身上粉笔灰指尖留墨痕、在报栏前仰头浏览貌似冬烘的文弱老者，不但是学养深邃、谆谆教诲的师长，更是一个家国情怀、宽厚仁义的血性张北汉子。

后记

杨令侠

编辑本文集的目的是反映杨生茂先生作为一个学者的心路。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先父杨生茂开始将其所思所感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虽非日记，但大致反映了他的思想轨迹。对这些内容，他说过如下的话。

近些年我写了一些东西，有打油诗和随笔，主要记录我的思想活动、对世界局势的认识、对社会现象的看法等。这些东西我活着的时候不宜出版。首先是思想不完整，容易引起歧义；其次是涉及一些人和事。我在政治上很傻，学术上品味不高。大家对我的评价是拔高我。

“文革”前，即有摘录所读或所闻的有兴趣的或有教育价值的琐细史事。惜三十年日月蹉跎，开会、开会再开会，教学负担也很重（“文革”前每学期三门课，课时十几节），忙忙碌碌，终未成愿。今属耄耋之年，饭后茶前，或可随兴之所至，捡拾杂什，以偿夙愿。是为记。

我的所记所载不求人知，不邀人赏，自知自赏足矣。觉得心安理得，无所愧对民族。

我也有另编一本文选的想法……表达个人的人生征途痕迹以及个人平日所发的人生感怀。是好是坏，自己也无法做出断定，留给来人去评述，也就不虚在人间遨游一遍了。

这些总算代表退休后的精神生活，食之灼（或伤）舌，弃之可惜。有些评论文章不宜在世时出版，但没有那些文章又感矮了一大截，平庸乏味，无历史学价值了。

家父一惯不喜“一言堂”，力倡“百家争鸣”，更不会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在世时，他的所思所想，不仅身边的人、即便他的学生也未必了解得透彻。如今收集于此他的这些文字，或可以成为研究他思想的历史档案。

随笔所写内容很多是他在睡不着或半夜醒来时拿枕边纸条记写下来的，第二天白天再写于纸质笔记本上。这种笔记本大约有五大本。写下来，不失是一种发泄的好形式。他没有谆谆教导他人的习惯，只能自己写下来以卸思想之负担；可是往往写下来之后，还要思想。笔记中他反复念叨的内容正能说明和反映他的思想敏感点。这些内容是他讲给自己的，不希望生前公布；但好像又是讲给世人的，希望公之于众。这些良心话也许还需更长的时间去证实它是否有价值。

关于出版这些自述、笔记事宜，家父虽未亲自交代与我，但令侠无时或忘，揣摩于心，徐徐渐渐输入文字百多万。今年2017年，在家父百年冥诞之际，有幸得南开大学出版社、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之助，家父的心得得以付梓，不胜欣慰。

这些家父自说自话的内容，是他掏心窝子的话，是他最私隐的心理。将父亲的真实思想全盘端出来是需要勇气的，我有这个勇气，想他也有这个勇气。毫无疑问，他的想法、观点自有偏颇谬误之处，但都是他的真实思想。这些想法之产生受他的“见”与“识”所限，他的“见识"就到这里。父亲和许多早年留学国外的前辈一样，心底怀有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少年时的战火、青年时的受辱和中年时的被歧视，都反复地砥磨着他的心灵，留下时代的刻痕。这些“见”与“识”也深深嵌入他的思想里，形成了他看待世界的立场，不左右摇摆，不瞻前顾后。

直至老年，家父的思想依旧活跃不已。在随笔杂文中既有点到为上之精，也有唠叨重复之语，实际上，他终身都在探径，尤其探学术之径。除了学问和国家方面的思索，关于自身和处世，他似乎终不得道，在纠结、诚服、怅然与畅然中度过一生。

父亲出身在一个不怎么重视读书的封建大家庭里，为了钱财，家庭里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他很小就离开了这个他深恶痛绝的地方，在外读书。我相信，对于怎样对待自己的学问、怎样对待学生、怎样对待学术同人，一定是他自己磨炼、参悟出来的。

有句话说，人必有痴而后有感。他痴迷于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研究。关于自己的学问，他说，“还不满意，还不感到心安理得"。“文革"结束时，父亲60岁。之后20年，他为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为中国美国史的研究、为中国学生能够读上中国人自己写的美国历史著作，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做的都是“嫁衣裳"。为此他心甘情愿付出，因为那是他青年时期就存有的愿望，只是到了七八十岁才有了时机的允许。他说，“我没有什么高大的想法"；“就是披头散发，拼了命也要把书写出来”；“让外国人牵中国学生的鼻子走，总不是好事”。

父亲在80岁之后，还曾有一段时间有意与国内年轻学者竞赛学术成果。实感老之己至，才不得不放下这个念头。如果他不投那么多精力成全学科，只是潜心做自己的学问，他应该还可以写出更多署名“杨生茂"的著述来。

过去我还有一件想不明白的事情。父亲为人处世小心谨慎，少言讷语，其实他生性敏感、自尊。那么他是怎么忍所不能忍，吞下一个个苦果，磨碎一件件无法解开的心结的呢？大概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用在美国读“欧洲近代史”时所获得的“progressive”（社会进步）的观念，做测世度事之准。幸运的是，他能举国家框架之“大格局"，量之；大，而后化之，才得以“饴”养、“怡”养天年，至九十又三。

对于学生，他有他爱的方式，多是催促。他本人是个行动派，想了便做，做了便要做出结果。想到要完成的著述，他急如星火，夜不能寐，说“能不闻鸡起舞”；但是他催促学生的语气都是很温和的，再恼火也耐着性子，落到纸面上的多是被软化了的语句。语气稍有愠色，第二天还要请对方理解、见谅。有的事他嘱咐徐徐图之，有的事他要求迅速解决。他几乎每天都对学生有指导建议。在没有电话的年代，他徒步走到他们的宿舍，往门下顺一张张写好的字条进去。被学生们敬谑为“圣旨到！”仅他给学生邮寄的纸质信件，有些人就收到百余封。在很多信件中，他多次讲，我的想法“不免有主观成分，请多指教"。他也由于右手骨折导致字迹不清，多次道歉。对学生的点滴进步，他不吝鼓励；对学生的生活，他关心备至。目前，中国世界史学科的“长江学者"中的四位出于杨门。虽然这不能说明什么，却也并非巧合。

他身上有一种乌托邦式的良心主义。他要求自己不办对不起人的事，不负朋友；别人待自己一分好，自己应待别人十分好。假如别人负自己一次，原谅他；负第二次，还可原谅；假如负第三次，则分道扬镳，避鬼神而远之。对学术同人，他尽量关照每个人的细微情感。操持学术共举，发生看法不一致，这是很正常之事。杨先生与他人共同主持的事情很多，没有一件出现过不愉快。他工作主动，让字当头，让职位、让机会、让报酬，故事很多。他拿自己名下的科研经费补贴非课题组的成员，甚至无私支持其他项目。除了人格魅力，他具有非常强的协作、协调能力和团队精神。他不厌其烦地用复印信件的方式，向每位项目参与者反复地、直接地亮明自己的观点，既避免误会，又公正透明。对于他人不恭之举，只要对工作、对学问有利，他都顺水推舟，做个老好人。他得病出院之后，多会向同人表达“实在心中愧憾莫似"之语。遗憾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个高龄老人愧对了谁，又亏欠了谁呢。

改革开放后，遇出国、搬家之类事，他不以经济收益计算，而是以时间计算，放弃了一些机会。他利不沾，谱不摆。他绝对不会为迎合什么去表达他不相信的东西。他存好心，成全学术，光大学科；他办好事，美人之美、锦上添花；他做好人，尊重自主，隐忍遁道。

话说回来，一般人在意的事，他或许不在意；但有的学术上的事情，又会引起他思想上的轩然大波，他会不依不饶，究问到底。

父亲去世己7年，还有那么多人不断地思他、念他，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次整理他的作品，我自己也得到了一次心灵的透析。

杨先生除了那些被充分肯定了的“功”与“德”之外，说到底，还是一个平凡的人，不可能没有偏执与谬想。读者大可敞开思想，利用杨先生赋予我们的“鉴别吸收”之器，来鉴读杨先生的文字，来总结我们自己的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