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成波涛　浩荡若巨川

——冯其庸先生红学研究综论

段江丽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8月15日发布

（按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的文章《点滴成波涛浩荡若巨川----冯其庸先生红学研究综论》载《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4期第200-223页。感谢责任编辑惠寄PDF版并授权载我的博客上发布。她参加了2017年4月10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和2017年5月13日在无锡冯其庸学术馆分别举行的冯其庸先生追思会，博文所附照片是在后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冯其庸先生在文学与文学史、艺术史、文化史、戏剧评论、书法绘画乃至汉代画像、紫砂艺术、园林艺术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影响最为广泛的还是在红学领域。张庆善先生评价说：“冯其庸先生是当代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红学大家，是新时期红学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是新时期红学第一人，他对新时期红学发展作出的贡献，无人能比。”[1]相信这一评价应该是多数同仁的共识。从学术史角度说，冯先生的丰硕成果无疑是当代红学史上令人景仰的高峰、弥足珍贵的宝库，值得后来者认真学习和深入挖掘。据冯先生自己介绍，他于１９５４年才真正接触《红楼梦》，１９７２年才开始《红楼梦》研究，[2]结果却迅速成为当代红学领袖人物，“新时期红学第一人”，实在令人敬佩。本文拟对冯其庸先生的红学研究做一相对全面的综述，进而探讨其红学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以窥其门径于万一。

一、由“知人论世”进入家世研究

冯先生曾强调：“作品研究，离不开‘知人论世’。《红楼梦》是以曹雪芹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开描写的，当然就更需要弄清作者家世，否则，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深入下去。”[3]正是秉持这样的学术观念，冯先生红学研究第一步就是研究曹雪芹家世。而当时关于曹雪芹研究的史料非常少，冯先生就从寻找史料入手。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从微型面塑艺术家曹仪策手里借到《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简称《五庆堂谱》）抄本，即着手一一查实谱上的人物，由此开启了曹雪芹家世研究的大门。

关于曹雪芹家世研究，冯先生说，“我的基本方法，还是用古文献结合地面调查、地下发掘。刚好曹雪芹的家世，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丰富而可信的第一手史料。”[4]冯先生所说的“地面调查”包括实物和口述资料等，而这里的“用古文献结合地面调查、地下挖掘”就是２０世纪初以来在史学界盛行的三重证据法。冯先生对此有清楚的说明：“历史研究中，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用陈寅恪的话来解释就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我觉得还应当加上地面的实地调查、遗址的调查。我的研究始终注重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5]冯先生在研究《五庆堂谱》过程中，在书面文献和文物资料方面都有重大发现。

书面文献资料方面主要有：《清太祖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１６３４）”关于曹振彦的一条记录，这是关于曹雪芹上世的最早最可靠的直接史料；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和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上元县志》所在两篇《曹玺传》，其中有曹雪芹曾祖及其上世的许多事迹，并明确记载曹氏“着籍襄平”，襄平乃辽阳古称；康熙年间的抄本《沈阳甘氏家谱》证实曹甘两家有姻亲关系；《天聪七年孔有德投降后金书》，书中提到为孔有德送投降书的人曹绍宗正是《五庆堂谱》上的人，等等。

文物资料方面主要有：在辽阳发现的三块碑，即天聪四年（１６３０）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同年的《重建玉皇庙碑》、崇德六年（１６４１）的《东京新建弥陀寺碑》，前两块碑上有曹振彦的名字，后一块碑上有曹得先、曹得选、曹世爵等人的名字，他们都是《五庆堂谱》上的人物。[6]

这些资料相互印证，冯先生推出了两项重要的研究成果：第一，曹雪芹的祖籍在辽阳。关于曹雪芹祖籍，向有丰润与辽阳两说，自１９５３年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出版以后，丰润说占了绝对优势。冯其庸先生以大量第一手新材料重新认定辽阳说，使其与丰润说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并逐渐占了上风。第二，从曹雪芹高祖曹振彦到曹雪芹父辈曹颙、曹頫，将曹家几十人连成一线，不仅理清了曹家的世袭脉络，而且，使曹家从发迹、到烈火烹油之盛、再到被抄家败落的家族史变得清晰、具体。总之，冯先生将曹雪芹家世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红楼梦》研究中的“知人论世”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

冯先生之所以能在曹雪芹家世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现。在后来的研究中，冯先生一直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搜集到有关曹雪芹家世和《石头记》早期抄本及印本等方面的图片资料即达上千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此后三十余年，冯先生又陆续搜集到一批珍贵资料，收入《瓜饭楼丛稿》的《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是冯先生一生收集的有关曹雪芹家世和《红楼梦》的文物和文献史料的总汇。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但为冯先生自己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宝库。

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冯先生特别重视实地考察。典型如，为了辽阳那三块与曹雪芹家世相关的碑，冯先生曾四次实地验看；为了落实《五庆堂谱》中所记载的曹得先墓所在地———河北涞水县张坊镇沈家庵村，冯先生曾在１９７７年的寒冬，与朋友一起驱车两百多公里，不仅找到了沈家庵村，还落实了的确有“曹家大坟”，并从健在的守墓人口中得到一共有“七个坟堆”的信息，与谱上所记完全吻合。正是这些实地调查得来的实物和口述资料，为《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的真实可靠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佐证。

第二，在研究过程中，冯先生特别强调实践出真知。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８日冯先生在《论庚辰本》“序言”中说：“我坚信科学上的是非真伪，不能凭个人的主观自信而只能由客观实践来检验，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该书正文中亦有同样的表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7]在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１日撰写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后记”中，冯先生再次强调，他的结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不在于他自己的自信，而“在于今后继续发现的有关这方面的可靠的史料是否能与这个结论符合”，“总之，只有千百万人民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了解当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而冯先生在《论庚辰本》的“序言”和正文里所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比《光明日报》还要早６个多月。由此可见，冯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着准确、深入的理解，并早已将其内化为自觉遵守的治学理念。杨廷福先生在《曹雪芹家世新考》“后序”中高度肯定其谱牒学价值之外，还特别强调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冯先生治学精神之难能可贵及典范意义：“‘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必须从事实出发，充分地占有材料，这是稍具有马列主义观点的人都知道的。可是，在‘四害’肆虐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早被践踏了，流毒所及形成极其恶劣的学风和文风，……其庸同志治学严谨，据《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参证大量文献和实物，考定曹雪芹的籍贯，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样式。”[9]  

关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冯先生不仅从正面再三阐释，还旗帜鲜明地对一些“违背事实”、“乱立新说”乃至弄虚作假的现象提出严厉的批评。１９９４年，冯先生在山东莱阳举行的全国第七次《红楼梦》研讨会的开幕词中，针对当时红学界的一些乱象大声疾呼，要对红学研究中弄虚作假、毫无根据的乱立新说，甚至完全违背事实，专门为追求经济利益而说假话、造假证的荒谬学风进行批评，号召大家要与谎言和邪说作斗争。[10]２００６年，冯先生在接受他的学生叶君远的访谈时，再次对学术造假等不良现象提出严厉批评：“有人动不动就用‘百家争鸣’来反驳，仿佛批评者剥夺了他们争鸣的权利。‘百家争鸣’是对的。但是‘百家’中有造假一家吗？”[11]即使这样，仍然有人置起码的学术道德于不顾，２００８年，某出版社在排印冯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时竟然擅自将原稿中据《丰润曹氏族谱》所作“丰润曹氏宗谱世系表”加以篡改，冯先生发现之后“甚为气愤，遂仔细核对，使其复原”。冯先生认为，“学术争论，竟然出现此种卑劣手段，令人既愤且忧。这种现象，都是涉及地方经济利益所致。此风不除，学术前途殊堪忧虑”。[12]冯先生挺身而出，维护的不仅是自己的著作权，更重要的是学术界的风气、良心和前途。纵观冯先生数十载学术生涯，实事求是、追求真知始终是他坚定不移的最高原则。

二、由校注本底本选择进入版本研究

冯先生与《红楼梦》版本的深厚缘分始于抄书。１９６６年冯先生曾三次被抄家，其自藏的《红楼梦》庚辰本影印本被抄走当作黄色书展览。冯先生气愤之余，“担心此风一起，《红楼梦》又要遭殃”，决心偷偷重抄保存。于是，悄悄借来庚辰本《石头记》影印本，在接受批判和惩罚性“劳动”之余，自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３日起，每天夜深人静之时抄录，完全依照原书款式，以朱墨两色，尽量依原笔迹字体摹写，至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２日抄毕，历时近７个月。[13]如今，青岛出版社以高度仿真的先进技术，将此抄本全部拆页以滚筒扫描器扫描之后再装订，仿照原书样式影印出版，“使得这个钞本成为一种文献，纪录了学术、呈现了艺术，保存了历史。它是一个实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成为一个文物，弥足珍贵，独一无二”；[14]更有学者称其为“学问与法书之双璧，一时文献之冠冕”[15]。冯先生在特殊年代的一段特殊抄书经历，竟成就了《红楼梦》版本流传史上的一段“佳话”，真可谓“国家不幸学者幸”了。

冯先生手抄《石头记》的初衷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保存，而其《红楼梦》版本的系统研究则源于校注《红楼梦》的底本选择。

１９７４年，“评红热”遍及全国，是年１０月３日，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袁水拍先生联系冯先生，商谈《红楼梦》校订出版之事；１９７５年３月３日，冯先生接到通知，奉文化部调令，参加整理校订《红楼梦》工作，并与李希凡先生共同担任《红楼梦》校订领导小组副组长（袁水拍任组长）。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云：“读书不得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16]所以，传统版本学要义之一即是“读书宜求善本”[17]。此次《红楼梦》校订工作由国务院布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国家行为。要为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百姓的亿万读者提供一个“精校精注”本，底本问题自然马虎不得，因此，冯先生说，“校订《红楼梦》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本子作为底本。我主张用‘庚辰本’，但用这个本子的根据何在？必须加以论说。”[18]  

在奉调进入《红楼梦》校订组工作之前，冯先生虽然主要在研究曹雪芹家世问题，但是对版本问题也有不少的了解。他在１９７３年８月已被北京市委宣传部调至评论《红楼梦》写作组，专门从事《红楼梦》评论写作工作；１９７４年７月，北京市委领导吴德接见评红写作组，提出很多问题，包括《红楼梦》版本、曹家被抄史实等，均由冯先生作答；１９７４年１２月下旬，冯先生与吴恩裕先生一起，对历史博物馆新发现的《红楼梦》抄本进行研究，后经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馆藏的己卯本进行比对，证实了历史博物馆的残抄本正是己卯本的散失部分，而且还从避“祥”字讳和“晓”字讳这一细节着眼，证实了己卯本为怡亲王府原抄本，解决了《红楼梦》抄本问题中的一大疑案；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５日开始，冯先生即以己卯本校对庚辰本。所以，当１９７５年４月《红楼梦》校订小组正式开始工作时，冯先生主张用“庚辰本”作底本，出于他对《红楼梦》版本的了解和判断，自有其学术上的“根据”。

为了将自己的“根据”“论说”清楚，冯先生随即主要以“排列研究法”对己卯本、庚辰本进行深入研究，于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完成了７万余字的专著《论庚辰本》，对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了庚辰本系据己卯本过录的结论，并高度评价了庚辰本的意义，认为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后一个改定本，也是现存《石头记》乾隆抄本中最好的一个本子。该书为红学史上第一部关于《红楼梦》版本的专著，１９７８年４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几乎同时，在香港《大公报》连载６２天，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19]１９９２年，冯先生又在《重论庚辰本———〈校订庚辰本脂评汇校〉序》一文中进一步申论了“庚辰本”的珍贵性和重要性，同时也纠正了《论庚辰本》一书中的某些认识偏差，[20]甚至坦诚有的地方“纯粹是我弄错了”[21]，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实事求是、有错即改的学术精神。

冯先生通过对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对比研究，认识到研究《红楼梦》早期抄本，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作周密的排比考察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要对各种抄本作个别的深入的研究，以辨明各自的独特性。只有这样从宏观到微观、又从微观到宏观的全面考察，才有可能对这些抄本作出科学的接近客观真实的正确判断。[22]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冯先生于１９７９年开始，与冯统一一起汇校《脂砚斋重评石头记》。[23]

除了甲戌、己卯、庚辰这些早期主要的本子之外，冯先生对甲辰、程甲各本也都作过相应的研究。正因为下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硬功夫，冯先生累积了丰富的版本学知识；而且，每当有新的版本信息出现时，冯先生也总是及时跟进，第一时间提出自己的观点，如：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冯先生曾任鉴定小组组长，偕同周汝昌、李侃两位先生，应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研究所副所长宋采夫邀请，前往鉴定列藏本，并提出了四点重要意见。[24]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３日，获知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意外发现一《红楼梦》抄本之后，冯先生极感兴趣，于２７、２９日先后两次前往验看，随即断定此抄本是根据北大藏“庚辰本”复抄的一个本子，并且推测抄手是陶洙。[25]在根据经验做出初步判断之后，冯先生于９月初持续十多天将北师大抄本《石头记》与北大本《石头记》逐字校对，根据抄手笔迹落实了抄本出自陶洙之手的推断，[26]后来又从曾参与北师大抄本抄写之事的周绍良先生处得到了证实。[27]最后，冯先生撰文对北师大抄本《石头记》做出了权威的说明。２００６年９月，已是８３岁高龄的冯先生，用二十天功夫校对完刚发现不久的卞藏本《红楼梦》旧抄本，并用“庚辰本”逐字对校，提出三条倾向性意见。[28]从１９７５年新校本底本选择工作开始，直到晚年，冯先生始终关注《红楼梦》版本问题，毫无疑问，冯先生是该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版本研究方面，除了《论庚辰本》以及系列有关版本的论文，冯先生还有两种著述，一是《石头记脂本研究》（该书增订本即《冯其庸文集》卷８《漱石集》———笔者注）；一是与季稚跃先生一起完成的十三种抄本汇校汇评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将各本竖行排列逐字逐句对校，并汇集全部脂评，冯先生自己说，这是他在《石头记》抄本研究方面的一个总结，“也是为研究者提供一部可用的工具书”。[29]

综上，冯先生在《红楼梦》版本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冯先生与吴恩裕先生一起，从“祥”字讳和“晓”字讳这样的细节入手，证实了己卯本为怡亲王府原抄本，解决了《红楼梦》抄本问题中一个重大的疑案，“是《红楼梦》抄本研究上的一个大突破”[30]；第二，冯先生通过版本对校，发现己卯本与庚辰本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三，与友人合作出版了十三种抄本汇校汇评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为版本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三、由读透原作进入文本研究

冯先生在介绍自己的红学研究经历时曾说，１９５４年批判胡适俞平伯的红学批判运动对他而言，“一个重要的收获，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是真正懂得了研究作品必须讲究理论方法，同时也必须读透原作，于是我认真地通读了《红楼梦》。”[31]文革期间，冯先生自己挨整、被抄家以及周边很多朋友和熟人蒙冤受屈的经历，使他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诗有了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从而“进入读《红楼梦》的真境界了[32]。即使在红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冯先生依然强调，研究《红楼梦》要反复阅读文本，才能真正读懂文本。他自己对不同版本的校对以及对《红楼梦》的评批无疑都是对原作的精深阅读。

在《红楼梦》文本研究方面，冯先生最早的文章是１９７３到１９７４年间奉调北京市委《红楼梦》写作组期间所写的《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序言》《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二百年来围绕〈红楼梦〉的斗争》等。二十多年后，冯先生在回顾自己的红学研究生涯时曾坦言，当时处于“文革”后期，“评《红》都是以毛泽东主席对《红楼梦》的一些批示作为依据的，市委组织这个写作班子，其目的也就是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依据来评论《红楼梦》，所以不可能真正深入地研究《红楼梦》，只能停留在表面理解上”[33]。而冯先生当时在文章中提出的“《红楼梦》是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的”这一观点，则在他此后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

冯先生在《红楼梦》文本解读方面的代表作是写于１９８３年的论文《千古文章未尽才———为纪念曹雪芹逝世２２０周年而作》和完成于２００２年的专著《论红楼梦思想》。前者集中论述了《红楼梦》的思想性质和现实意义，后者对曹雪芹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统治思想及社会思潮、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做了全景式的介绍，在此前提之下，对《红楼梦》里的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真假有无虚实梦幻观念、思想倾向、作者的立场等展开了深入的论述。

冯先生关于《红楼梦》思想研究最核心的观点可以概括为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说、创建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说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思想说等几个方面。这些观点无疑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研究方法、深入挖掘《红楼梦》丰富社会历史内涵的产物，既有时代学术思潮的烙印，更是冯先生将《红楼梦》文本置于明清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反复研读的结果，是２０世纪初以来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下突出的代表性成果。

在《红楼梦》文本研究领域，与具体观点比起来，冯先生更大的贡献体现在对《红楼梦》文本性质的认定以及解读文本的方法等理论层面，概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红楼梦》是小说、必须遵循小说研究规律的立场。在《我对〈石头记〉抄本的研究》一文中，冯先生明确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小说，研究《红楼梦》当然还必须遵循研究小说的规律，对《红楼梦》作思想、艺术、形象、美学、语言等各方面的研究。”[34]了解红学史的人都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这一看似简单不过的常识背后，隐含的是对《红楼梦》文本性质的认知以及随之而来的研究方法的选择，因而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简单地说，冯先生强调《红楼梦》研究要遵循研究小说的规律，既区别于不绝如缕的索隐派猜谜臆测之法，又区别于风靡一时的考证派曹贾互证之法。冯先生曾指出，“研究《红楼梦》最大的歧路，就是猜谜式的‘索隐’和‘考证’式的猜谜”，[35]可见，他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自有其拨乱反正的方法论层面的考量，具有引领红学正确方向的重要意义。

第二，强调外部研究是内部研究的基础、内部研究是外部研究的深化。众所周知，冯先生是曹雪芹家世与《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大家，可是，他并未停留于外部研究，而是一再主张，家世、版本等外部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深化《红楼梦》文本的内部研究。冯先生曾在１９９４年“莱阳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中提出：“红学需要深化，正是我们今后主要努力的方向。关于《红楼梦》的时代、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的版本这几个方面，近２０年来已经有了较多的成果”，而且强调，正是这些成果，使得“脂本作伪”等说法站不住脚，“也正是这些成果，说明《红楼梦》研究的资料研究工作已足以使《红楼梦》进入深化研究了。深化研究，主要是指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内涵进行深入研究。”[36]由此可见，在冯先生看来，家世和版本研究是深入研究《红楼梦》文本的基础，甚至强调，在家世和版本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之后，红学深化的方向应该是《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内涵研究。冯先生这一研究思路，既是对“知人论世”、“读书宜求善本”等传统学术理念的继承和发扬，又牢牢抓住了“红学”的特殊性，因为《红楼梦》的素材“是取自曹家和曹家的亲戚，如不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就不能明此书的‘底里’”；同时，“不研究《石头记》的早期抄本，就不能明《石头记》的真相。”[37]也就是说，冯先生强调，由于《红楼梦》的特殊性，作者家世以及版本考证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正确解读文本必不可少的前提。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些学者提出考证是否有用的疑问时，冯先生严肃地给予了回应，强调家世考证与版本考证的重要性。[38]曾几何时，在西方形式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影响之下，中国学界也有“文本至上”、忽视甚至抛弃语境批评的主张，不用说这些主张与中国悠久的文以载道、知人论世的文学传统不符，对于《红楼梦》这样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来说，尤其格格不入。惟其如此，冯先生在红学领域沟通内外的主张和研究实践，也就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第三，强调打破文本界限，从多角度、多途径解读《红楼梦》，这一点可以说是上述沟通内外之研究主张的具体化。在《解读〈红楼梦〉》一文中，冯先生首先提出，《红楼梦》虽然像阮籍的《咏怀诗》一样，“文多隐避”，但是，作者期待能够被人理解；然后，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提出了四条“解读《红楼梦》之路”：一是要正确地弄清曹雪芹的百年家世，强调《红楼梦》不是“自传”却有真实的素材来源，只有正确了解曹家以及曹雪芹舅祖李煦家的家世背景才能正确理解《红楼梦》；二是要正确地理解曹雪芹的时代，强调《红楼梦》不仅仅是曹家家庭的产物，而是整个时代的产物，只有把《红楼梦》放到整个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去考察衡量，才能真正了解其深刻涵义；三是要认真研究《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强调未经后人窜改过的稿本才是纯真的曹雪芹思想的原貌；四是要参照《红楼梦》同时代的作品，强调应该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稍早或者同时代的作品以及笔记小说、其他文献资料等拿来与《红楼梦》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红楼梦》的时代特征。[39]

强调作者家世、时代以及同时代其他作品对解读作品的重要意义，属于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提倡的社会历史批评范畴。事实上，冯先生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在文革结束之后，面对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被严重庸俗化和泛滥化的现象，包括红学界在内，学术界出现了怀疑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声音，冯先生即撰文专门讨论了“研究《红楼梦》还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文章中，冯先生首先提出要区分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然后，高度评价了李希凡、蓝翎１９５４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批判俞平伯先生的文章在红学史上的重要贡献；最后的结论是：“‘红学’的发展，必须依靠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是我们的理论基础”；[40]“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要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目前在《红楼梦》的研究领域，胡适派实用主义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和研究方法并没有清除，相反在某些问题上还发展到了只要大胆假设，连小心求证都不要的地步。这种学风、文风是值得我们注意的。”[41]在这里，冯先生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红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保障，还以之作为批评红学乱象的有力武器。

综上，冯先生在《红楼梦》文本解读方面的特点或者说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强调《红楼梦》的小说性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索隐派，也反对曹贾互证的考证派；第二，提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强调曹雪芹家世生平、社会背景对解读《红楼梦》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第三，主张早期抄本才能反应曹雪芹思想原貌。冯先生的这些主张具体体现在他自称为“全部红学研究的总汇”的代表作《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之中。

四、从专题研究到综合性重校评批

早在１９８１年，冯先生在《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提出红学分工的问题，强调《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红学的内容包罗万象，因此，不能要求研究者去研究红学的一切，而应该提倡向专门化方向发展，各有所专、各尽所能，即使期待有“在‘红学’上无所不包的全面的专家”出现，“也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42]１９８２年７月，冯先生在江苏省红学会召开的讨论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高度的全面的理论综合只能在各个专题研究深入之后”，并相信“将来必定有这样的人才和著作出现。”[43]可以说，冯先生自己的红学研究经历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正是这一学术主张的最好注脚。

在《〈瓜饭楼丛稿〉总序》中，冯先生简明扼要地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关于红学部分，他在介绍了自己的家世研究、版本研究、《红楼梦》思想研究以及清人评点研究等方面的情况之后总结说：

在以上的基础上，我花了五年时间，写成了《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这部书，我融合了家世研究、抄本研究、红楼思想研究、人物研究、艺术研究的全部成果，也吸收了评点派的精华和其他红学研究家的成果，可以说是我全部红学研究的总汇，也是我自己四十年研红心血所聚。[44]

可见，冯先生正是“从一点一滴做起”，在家世、版本、文解读等各个专题都有了深入研究之后，才着手评批《红楼梦》，将上述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都贯彻于评批之中。

《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初版于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做了全面修订，之后又前后用了三年完成了对甲戌、己卯、庚辰三种《石头记》古抄本的评批，“重点是揭示这三种古本的各自特点”。冯先生特别强调，他“对评本的修订和对三种古钞本的评批，是一个统一的工程”[45]，也就是说，《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以及《瓜饭楼手批甲戌本〈石头记〉》、《瓜饭楼手批己卯本〈石头记〉》、《瓜饭楼手批庚辰本〈石头记〉》共同组成了“冯批”，与王蒙先生之“王批”（《〈红楼梦〉王蒙评点》）、蔡义江先生之“蔡批”（《蔡义江新评红楼梦》、周汝昌先生之“周批”（《周汝昌校订评点本石头记》）以及张俊、沈治钧等先生合作完成之“张沈批”（张俊、沈治钧《新批校注红楼梦》）等几家评批一起，代表了《红楼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小说评点在当代的新发展、新成就，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可读性强的《红楼梦》读本”[46]，而且使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学评点形式获得了新生，为文学评点研究提供了当代典范案例。冯先生评批《红楼梦》的“统一工程”值得做具体深入的专题研究，这里只就冯先生对《红楼梦》评批的态度做简单的介绍。

第一，充分肯定红学史上评点派的价值。明清以来，文学评点尤其是小说评点曾经盛极一时，尤以金圣叹评点影响最大。但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降，随着文学批评的近代化转型，评点形式逐渐受到冷落。１９４９年以后，尤其是１９５４年因为批判胡适的《水浒传》研究，连同金圣叹也一并批判，小说评点基本上被完全否定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冯先生在红学领域最早提出“重议评点派”的问题，并编纂出版了《八家评批红楼梦》，在作为该著序言的《重议评点派》长文中，冯先生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清代评点派红学的特点：一是评点者读书认真、心细如发，因此有许多精到的见解；二是很多评点者懂得把《红楼梦》作为一部文艺作品来读，抓住了本质；三是评点者留下了许多值得吸收和继承借鉴的文艺见解和艺术赏析经验，还留下了一些有助于了解历史真相的见闻；四是评点的形式为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形式中最具有群众性的最简便易用的一种方式，是文艺批评方法上一个创造性发展。鉴于这四点，冯先生最后强调：“应该给评点派红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应该重新评议评点派的红学，应该让我们的先人们创造的非常有效的评点派的文学批评方式得到继承和发展。”[47]在《校红漫议———〈八家评批红楼梦〉校后记》中再次强调：“有清一代的评点派红学，是有显著的成绩的，是有它的特色的，而且它所采取的方式，是有特殊的优越性的，是非常适合评析中国古代文学的”，并且具体指出其优越性之一就是“从字、词、句开始，到段落、章回都可以作深入肌理的评析。”[48]《八家评批红楼梦》这一填补空白的成果一经问世，即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评点派研究的热潮，从而使评点研究迅速成为红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后来，冯先生在《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后记”中说，他早年编订《八家评批红楼梦》，“目的就是为了想由我自己来尝试做《红楼梦》的评批工作”。[49]也就是说，冯先生不仅从理论上高度肯定评点派的价值，还身体力行，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冯批”，以实际行动“继承和发展”评点传统，实现了传统评点形式的现代转型.

第二，强调评批者的综合学术能力和文学才华。冯先生在《重议评点派》一文中说：“我敢断言，现在如果有哪一位红学大家，他确实具有很高的鉴赏力和很高的文字功夫，他对《红楼梦》具备了评批的条件，如果由他来评批一部《红楼梦》，那末，这部《红楼梦》肯定会受到人们的极大欢迎。”【50】由此可见，冯先生在肯定传统评点形式的同时，对评点者的学术能力有极高的要求：首先，要是“红学大家”，即对红学有深入的研究、丰富的成果；其次，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再次，要有很高的文字功夫。如果说，第一点需要知识积累亦即学问功底，第二、第三两点则强调审美感悟及文字表达能力亦即文学才华。事实上，上述五家当代《红楼梦》评批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肯定，正是评点者在很大程度上都符合冯先生所提出来的标准。与正面提出的高标准相对应，冯先生还从反面指出了评点者水平对评点的影响，“有些人评点得不好，并不是这种形式不好，而是评点的人本身水平问题。”【51】这也对一些功底不够、率然从事的评点者提出了警示。

第三，主张评批的首要功能是导读，而导读的要义在于求真。谭帆先生曾经指出，与书商型评点不同，文人型评点的根本特征是强化文人主体意识，“故而他们的小说评点在揭示小说内涵的同时，更注重通过小说的规定情境来发抒自身的情感思想、现实感慨乃至政治理想。”【52】冯先生所主张的“红学大家”之批显然与传统文人型评点长于抒评点者主体意识不同，他所强调的是学者型评批，其首要功能是导读，而且是以求真为目的的导读———通过可靠的资料追求作者的真实意图。他在《校评凡例》中开门见山第一条就是：

本书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部可读性强的《红楼梦》读本。本书疏解力求切实有据而又有新意，评析力求能发作者之隐微，能启读者之鉴赏而得其精义妙理。【53】

这里，强调的是“发作者之隐微”，且“力求切实有据”，可见，其理想读者是期待了解“作者之隐微”的学者，而非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一般读者。也正因为这样，冯先生对《红楼梦》评批的“求真”原则可谓十分重视：

我这次对评本的修订和对三种古抄本的评批，是一个统一的工程，目的是想让读者从《石头记》最古老的本子开始，就有一个最可靠的最基本的了解，一开始就能进入红学的大道，不为邪说所蔽。

红学之途可谓多矣，但最可靠最踏实的只有一途，就是根据历史事实，家世的、钞本的、时代的真实历史，真实史料来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54】

一言以蔽之，冯先生强调通过真实可靠的文本原貌以及作者家世、时代，来解读作者在文本中所表达的真实思想。这一评批文本的观念背后所隐含的是典型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尽管这一方法曾遭到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质疑和扭曲，其本身也的确有值得完善的地方，但是，正如美国学者魏伯·司各特所说，“只要文学保持着与社会的联系———永远会如此———社会批评无论具有特定的理论与否，都将是文艺批评的一支活跃力量。”【55】而对于具有“文以载道”文学创作传统以及“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阐释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一文学批评范式无疑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冯先生所倡导的以求真为旨归的学者型评批范式以及这一范式的实践之作《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也注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冯先生的红学研究具有几个非常突出的特色：第一，冯先生在红学领域每一个分支的研究都是从具体的、基础的问题入手，“从一点一滴做起”，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条条细流、支流最后汇成滔滔江河。他因一个偶然的机缘得到《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抄本，一一查实谱上的人物，从而开启了曹雪芹家世研究的大门；他从校注《红楼梦》的底本选择进入早期《石头记》研究，由庚辰本而己卯本，进而涉及到所有现存《红楼梦》抄本以及程刻本，成为《红楼梦》版本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他从“读透原作”进入《红楼梦》文本研究，以文史哲贯通的学术视野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做出了深刻精辟的分析；他从重校清代评点家的评点本，再综合家世、版本、文本解读等基础研究，到完成独具一格的《红楼梦》重校评批，留下了《红楼梦》当代评批的经典。冯先生在红学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敏锐的学术眼光，一步一个脚印的钻研精神，由点而面、由个案而群案、由微观而宏观、由部分而整体的学术路径，正是我等后学需要学习的不二法门。

第二，冯先生在学术生涯中贯穿始终的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冯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他所采用的学术方法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加实地、文物考察，亦即三重证据法。在具体的研究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始终身体力行、坚决履行这一原则，也以此作为衡量学术态度和成果的标尺，正因为这样，他不能容忍红学界出现的一些“违背事实”、“乱立新说”乃至弄虚作假的现象，总是旗帜鲜明地及时提出批评，对维持良好的学风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杨廷福先生曾在《曹雪芹家世新考》“后序”中说，“其庸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样式”，实在是知人之论。

第三，冯先生反对猜谜式的“索隐”和“考证”式的猜谜，坚持将《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小说来看待；而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则坚持采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强调家世、时代、版本等因素对《红楼梦》文本解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红楼梦》文本置于它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去考察其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这在２０世纪初已露端倪，１９５４年以来更一度成为红学研究主流中的主流。毋庸置疑，由于政治的干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学术界尤其是红学界曾经有严重被泛化、庸俗化的倾向；而且，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方法本身也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是，冯先生的《红楼梦》文本研究本身足以说明，对于文学作品尤其是像《红楼梦》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经典来说，尽管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去研究，但是社会－历史方法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第四，冯先生继承并发展了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小说评点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冯先生“四十年研红心血所聚”的代表作，其《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体现了传统评点模式向现代化转型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调评点者的学者身份及学术积累，即提倡专家型评点，从而与“文人型”、“商人型”或者“文人兼商人型”等传统评点类型相区别；第二，与第一点相适应，强调评点的终极目的是引导读者求真———尽力挖掘、接近作者的创作意图，从而与“文人抒怀”、商业逐利、指导作文门径等传统评点功能相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具有代表性的《红楼梦》“王评”“蔡评”“周评”“张沈评”等，尽管从出版社的角度未尝没有商业的考虑，但是，从评点者本身来说，均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冯先生关于评点的主张。可以说，评点者本身的红学功底成了判断当代《红楼梦》评点本价值高低最重要的依据。

第五，在天赋异禀之外，冯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超乎想象的勤奋。任晓辉先生曾撰文强调，正是天赋加勤奋成就了冯先生的学问。【56】天赋学不来，勤奋则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通读冯先生《年谱》，他自小如饥似渴的求学经历暂且不说，在他的研究生涯中，经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即使在晚年、在病中亦然。冯先生在《校红漫议———〈八家评批红楼梦〉校后记》一文中介绍自己校书情况时有这样一段记载：“校书是一件苦事，我是每天夜里校的，通常我总要校到深夜一二点钟。……当时我的身体实际上已经是勉强支持了，心绞痛时发，严重时一天发作三次，这样的情况，持续有一个多月，但我的校改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有时常常是嘴里含着速效救心丸工作的。”【57】读到此类细节，笔者每每不禁感动又汗颜。

冯先生有诗云：“大哉《红楼梦》，浩荡若巨川。”纵观冯先生的红学研究，他数十年如一日，以卓越的天赋、严谨科学的态度、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从一点一滴做起，由诸多细流、支流最后汇成滔滔江河，树立了红学史上一座永远的丰碑。笔者在无限钦佩之余，不禁油然而生感慨：点滴成波涛，浩荡如巨川。哲人其萎乎，薪火永相传。

在冯先生驾鹤仙去四月有余之际，谨以此小文表达对先生的无限敬爱与缅怀之情。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７日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编号：１５ＪＤＷＹＡ００２）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张庆善《冯其庸先生与新时期红学———深切悼念冯其庸先生》，《红楼梦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２辑。

[2][3][5]叶君远《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冯其庸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１期。[4]冯其庸《〈瓜饭楼丛稿〉总序》，《瓜饭楼丛稿总目》，青岛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０、１３、１４页。

[6][7][8][9][10][12][19][20][23][24][25][26][27][28][38][43]冯其庸《冯其庸学术简谱年谱》，青岛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０９、１０３、１１０、１２０、１８９、３１８、８８、１７７、１１６、１３７、２４３、２４６、２４７、３０２、２８１、１３７页。

[13]冯其庸《冯其庸学术简谱年谱》，第７８－７９、８２页；冯其庸《梦后的记忆》，见《冯其庸文集》卷９《解梦集》（上），青岛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３１页。

[14]吕启祥《艺学双璧文献至珍———记冯其庸小楷精钞庚辰本〈石头记〉》，《曹雪芹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 􀁗

[15]范敬宜《问君曾到西天否》，《人民日报》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６日。􀃊 􀁉 􀁘

[16]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页。􀃊 􀁉 􀁙

[17]张之洞《輶轩语》卷一，王树枏编《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影印本１９９０年版。􀃊 􀁊 􀁓􀃊 􀁋 􀁒

[21][30]冯其庸《自序———关于〈石头记〉脂本的研究》，《冯其庸文集》卷８《漱石集》，第４、３页。􀃊 [22]冯其庸《〈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序》，《冯其庸文集》卷８《漱石集》，第４２１页。􀃊 􀁋 􀁔􀃊 􀁋 􀁕􀃊 [32][33][37]冯其庸《我与〈红楼梦〉》，《冯其庸文集》卷９《解梦集》（上），第２４６、２４７、２７０页。􀃊 􀁋 􀁖

[34]冯其庸《我对〈石头记〉抄本的研究》，《冯其庸文集》卷９《解梦集》（上），第２７０页。􀃊 􀁋 􀁗􀃊 􀁋 [35][39]冯其庸《解读〈红楼梦〉》，《冯其庸文集》卷９《解梦集》（上），第２８８、２８３—２８９页。􀃊 [36]冯其庸《〈红楼梦〉的社会理想———９４莱阳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开幕词》，《冯其庸文集》卷９《解梦集》（上），第２１２页。􀃊 􀁌 􀁒􀃊 􀁌 􀁔

[40][42]冯其庸《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冯其庸文集》卷９《解梦集》（上），第４２８、４２９页。􀃊 􀁌 􀁓

[41]冯其庸《〈红楼梦〉研究必须贯彻实践检验的精神》，《冯其庸文集》卷９《解梦集》（上），第４３８页。[45]冯其庸《新版后记》，《冯其庸评批集》卷１０《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下），第２０６０页。􀃊 􀁌

[46][53]《校评凡例》，《冯其庸评批集》卷８《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上），第１、１页。􀃊 􀁌 􀁙􀃊 􀁍 􀁒

[47][50]冯其庸《重议评点派》，《冯其庸文集》卷１０《解梦集》（下），第７０６、７０６页。

[48]《校红漫议———〈八家评批红楼梦〉校后记》，《冯其庸文集》卷１０《解梦集》（上），第６１９、６３３页。􀃊 􀁌 􀁛

[49]《冯其庸评批集》卷１０《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下），第２０１９页。􀃊 􀁍 􀁓

[51]冯其庸《快读〈红楼梦〉王蒙评》，《冯其庸文集》卷１０《解梦集》（下），第５１９页。􀃊 􀁍 􀁔

[52]谭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７页。􀃊 􀁍 􀁖

[54]冯其庸《新版后记》，《冯其庸评批集》卷１０《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下），第２０６０页。􀃊 􀁍 [55]［美］魏伯·司各特《西方文学批评的五种模式》，王先霈等《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７９页。􀃊 􀁍 􀁘

[56]任晓辉《勤奋加天赋成就了冯其庸先生的学术地位》，《曹雪芹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 􀁙

[57]冯其庸《校红漫议———〈八家评批红楼梦〉校后记》，《冯其庸文集》卷１０《解梦集》（下），第６３４页。

（本文作者：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文化研究基地，邮编：１０００８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