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向人多处行。特别适合于初做学问。这时候，尚不清楚学问的根柢，需要导师的指导，更需要同行的砥砺，朋友的切磋，以便清楚所做问题的来源去处。同一个问题，研究的人多，研究成果也会多，会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供人参考，容易做到前有车，后有辙。不懂的地方，可以问人，可以看书。问题解决了，评价的人多，也容易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好评。

第二种选择，向人少处行。对一问题足够深入之后，也会逐渐扩大研究范围至一个领域。当对一个领域逐渐熟悉，分得清冷门热门之后，也可以去选择偏门冷门进行研究。这时候，世上的小同行极少。有问题，难找到人交流，也不容易查到参考文献。常常四顾无人，孤独感强。但是，还是有人同行，有参考路径。有了研究成果，总会有人评价，虽然人可能不多。

第三种选择，向无人处行。在足够大的领域有了充分的研究经验之后，知道哪些地方从来没人去过。没有路径，目极之处，或是荆棘，或是沼泽，或是悬崖。这时，需要开一条新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纵使路建好，由于终点甚至更人迹罕至，跟着走的人极少，甚至成为一条费了大力气却没有行人的断头路。即使有成果，如幽谷野花，无人评价，无人理睬。即使有人理睬，可能是踩踏，有人评价，可能是恶评。

三种选择都可以有很好的研究成果。第一种选择，最常见的成果是改进型的成果，并联型的成果也不少，集成性的成果也属于此列。第二种选择，并联型的成果最多，串联型的成果也有一些。第三种选择，串联型的成果最多，并联型的也有，但集成性的成果就很少见了。

以数论来说吧。陈景润的工作属于第一种选择，属于改进型成果的极致。张益唐的工作属于第二种选择，属于串联型成果。后来对张益唐工作的改进属于改进型成果。黎曼猜想属于第三种选择。

对个人而言，三种选择，风险差别极大，收益差别也极大。就风险而言，第一种选择风险最低，最不容易失败，最容易成功。第二种选择次之，第三种选择风险最高，最容易失败，最难成功。就收益而言，第一种选择收益最大，第二种选择次之，第三种选择收益最低。

第一种选择一旦成功，最易为人接受，其改进越好，评价越高。第三种选择即使成功，也不一定有收益，有时甚至会危及生命。比如康托发明集合论，当时的评论使康托进了疯人院。而无理数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发现者的死亡。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发现问题的人。古今中外，这似乎都不是新鲜事。

就社会而言，三种选择都需要。对于处于变革时代的社会，第三种选择尤其重要。要求个人承担第三种选择的风险，在缺乏保障的条件下，并不现实。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从事第一种选择的研究最合乎理性，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嘛，毕竟每个人都要生存。

怎么解决社会选择和个人选择的冲突呢？国外终身教授的职位设置是一种经过历史考验的解决方法。设置终身教授的目的，是鼓励从事第三种选择的研究。从过去历史来看，这种制度大体上是成功的。期望未来有真正的终身教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