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先生是“弘大学之道，扬理性之光”的一代宗师，其教育思想和实践厚重质朴，高远深邃。从2002年开始，我曾就潘先生的教育质量思想、质量保障思想和教育管理思想分别写过三篇“探析”文章，但作为先生的学生，在受教于先生的过程中，我更强烈感受到的是先生不凡的人格魅力和作为导师的浓浓师恩，点点滴滴又真真切切。说起来我是幸运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我曾有过三次受业于先生的经历，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感悟，成为我人生经历中极为宝贵的财富，值得我终生感念和铭记。

一

我是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教育系的，所学专业是学校教育，都是普通中小学教育的那些东西。临毕业前到宁乡师范学校实习时，系里带队的胡淑珍老师有次在课后点评时对我们说，教学的理论和实践有太多值得我们挖掘的地方，我们现在学的和实习的都是面向中小学的，厦门大学有人正在研究主要面向高等学校的教学理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潘懋元”这个名字。

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专科学校任教心理学和教育学，有一天在书店淘书，看到两本绿皮封面的书十分显眼地摆在书架上面，取下一看，正是潘懋元主编的第一套《高等教育学》，上册1984年版，单价1.37元，下册1985年版，单价1.7元。打开来翻了翻，发现里面的许多内容与我们原来学的中小学的大不一样，觉得非常新奇，就把那套书买了下来，并郑重其事地在书的扉页写下“小波，87，6，5”的字样，至今我还完好地保存着那套书。

1988年报考研究生时查找各校的招生目录，翻到厦门大学高教所招收硕士研究生班，心想研究生班时间短，招生人数多，而且厦门大学也没有教育学本科生，应该会相对容易些，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复试是我第一次面见先生，我至今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那天天下大雨，等我冒雨赶到嚢萤楼三楼的面试会场时，包括先生在内的几位面试老师早已端坐在主考席位上。因为迟到了，心里蛮紧张的，老师们都问了些什么问题早就不记得了，但先生板着面孔严肃认真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深刻：“你的考试试卷我看了，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但字太潦草了，没有办法看清呀！”离开复试现场时我的内心十分忐忑，心想这次恐怕是没戏了，字是第一印象我就没有写清楚，而且，复试这么重要的场合竟然还迟到了，谁会招这样的学生呢？出乎我意料的是，最后我还是收到了来自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88年高教所招收了13个硕士研究生，是人数比较多的一年。进校后四个女生住在石井，我们九个男生被统一安排在凌云五的五楼，四人一间。王伟廉、邬大光、魏贻通、樊安群四个博士生也紧挨着我们住在五楼，他们是两人一间。因为平时大家学习生活都在一起，彼此熟了，年长的三位我们分别称呼老王、老魏、老樊，邬大光年青些，我们就直呼“大光”。当时恰逢高等教育学科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全国教育学五个重点学科点之一，也是唯一的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全所上下意气风发，生机勃勃，摆开架式准备大干一场的劲头。

潘先生那时是高教所所长，60来岁的当打之年，精明强干，目光炯炯，不怒而威，大家都十分敬畏先生。“高等教育学”这门课程是先生亲自给我们上的，先生对这门课程作了精心安排，要求十分严格，除了要精读教材和广泛阅读大量指定的参考资料外，每个同学还需要担任一次中心发言或做一次读书报告、完成一次课程作业、写一篇课程论文、集体进行一次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先生是希望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系统掌握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和相关学科知识，培养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通过讲课、讨论、报告等实践活动来训练教学技能，最后课程的考试是根据期末口试、平时讨论发言、中心发言或读书报告、课程论文以及作业的完成情况综合评定成绩。除了“高等教育学”之外，“高等教育发展史”这门课程也是潘先生首先讲完绪论部分，然后再由刘海峰老师和邬大光老师分别讲授中国高教史部分和外国高教史部分。

那时，先生家住在东村，山腰间的一栋庭院式二层小楼，从我们住的凌云五不仅可以远望蔚蓝色的大海，先生家那栋绿树掩映下的小阁楼也清晰可见，有时先生外出或早晚散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每到周末晚上，只要先生在家，我们也都会三三两两相约着来到先生家中，穿过数级木梯，登上二楼先生的书房，那里有茶水，有咖啡，有水果及各色糕点，学生们可以自由取食。待大家围着先生坐定后，先生会操着略带潮汕味的普通话，中气十足地与我们天南地北的神侃，我们的思绪也会随着先生手上的那一团烟云上下翻滚……后来我自己招收研究生后，也坚持周末晚上为研究生开设学术沙龙，而且坚持在家里进行，就是直接受先生的影响。

遗憾的是我读硕士时由于时间短，玩性大，自己花在专业学习上的时间还是少了些。当时，棋圣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神奇表现，唤起了举国上下学习围棋的空前热潮，高教所的青年人大多喜爱这项活动，都能走上几步。我跟张振乾是当时所内的围棋高手，俩人同居一室，两铺并立，有时为一较高下，甚至会掀开两铺间的蚊帐，摆上棋盘捉对厮杀到半夜，现在想来仍十分汗颜。对这些情况先生当时是知道的，在所里也曾不点名的提出过批评，但当时全社会经商大潮兴起，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我们几个定力不够的同学并没有真正听进去。

毕业分配时，先生对我们的出向和就业单位作了很好的安排，多数同学留在福建及广东等沿海城市，振乾当时就分配到广州的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知道我想要回湖南，先生还专门给湖南大学校长写了一封推荐信，我是怀揣着先生的那封亲笔信去找过当时的湖南大学校长的，大概是无法解决我家属调动问题或是别的什么原因，那次我进湖南大学的尝试没有成功。尽管如此，但先生对学生的关爱之情，却值得学生终生铭记！

老实说，我攻读硕士的最初想法只是想改变原有工作生活环境。我读研究生之前的工作单位是湖南农学院常德分院，学校建在一个杉木岗上，离常德县蔡家岗镇还有四、五里地，整个就是农村模样，单位上的教职工都不太安心，通过考研离开那个地方是许多青年人的无奈选择。我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比我稍晚分配到那里任教，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接收单位的唯一要求，就是能够尽快把她从那个山岗上调出来。联系湖南大学没有成功后，我又联系了长沙水利电力师范学院，这所学校给了我明确的承诺，我就很快在电院安顿下来。

硕士答辩时的场景

二

长沙水利电力师范学院是原电力部所属普通高校，设有教育科学研究所，主要面向全国电力系统提供教育培训和信息服务。入职后我被安排从事《电力企业教育》杂志的编辑工作，也不定期编发《电力成教报》。由于工作关系，加上当时成人学历补偿教育十分火热，许多实际问题急需理论上的回答，我的研究兴趣开始慢慢向成人教育领域靠近。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感到理论的匮乏，加上身边开始有同事选择边工作边攻读博士学位，自己也坐不住了，希望攻读博士的想法慢慢萌生出来。2000年初的一次偶然机会，听说厦大高教所准备开办一期博士生课程班，主要面向在职高校管理人员，当时我已是教科所所长，还兼任社科部的副主任，算是“双肩挑”管理人员，自己也就报了名。2000年8月博士生班正式开班，我就又重回高教所开始了自己第二次受教于先生的历程。

当年博士生班采取的是现在流行的审核招收方式，主要考察申请者的过往管理经历及实际理论水平。原定计划招收20人，后来实际招收了16人，福建5人，广西3人，辽宁2人，广东2人，山东、河北、江西、湖南各1人，都是各高校管理人员，还有两位是高校的校领导。大家主要是因为仰慕潘先生的大名，希望通过博士生班的学习，能够全面提升管理理论水平。

博士生班采取灵活的弹性学制，主要利用寒暑假授课，集中二年四个单元，每个单元十天左右时间，5天集中完成一门课程学习任务。班级人数虽然不多，所里却十分重视，为我们安排了丰富的课程内容，配备了最强师资，提供了周全的教学服务。除了政治和英语外，专业课程就开出了八门，分别是先生主讲的高等教育学专题研究和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刘海峰和谢作栩老师的高等教育史专题、邬大光老师的西方高等教育思想专题、王伟廉老师的高等学校课程与教学论专题、靳希斌老师的教育经济学、邬大光老师的高等教育管理专题、邬大光和谢作栩老师的比较高等教育专题。针对我们这个班的特点，老师们都作了精心准备，都非常精彩。

上先生的两门课非常辛苦，需要具备超强的心力和体力。常规的博士生授课，先生一般都是先讲高等教育学专题，然后再讲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针对博士生班的特点，先生把这个次序换了一下，第一学期先讲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第二学期再讲高等教育学专题研究，即从问题入手，通过研究实际问题再进入相关理论。先生的教学采取的是“学习、研究、教学”三结合的方式，课程开始时会先对每门课的性质任务、目标要求和内容方法等进行说明，先生主讲前面的专题，然后是同学们就各自选择的专题进行汇报讲授，之后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先生点评。先生的课信息量大，现实针对性强，理论厚实，而先生的点评更是一绝，总能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谭光先讲“20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从外部六大特征到内部五大特征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洋洋洒洒说了很多。先生点评：你很会说也很能说，但题目太大，应该从某方面切入以避免面面俱到。刘华东讲“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例举了许多大学素质教育的实例。先生点评：你是教务处长，例子多是优点，但应该根据授课需要对这些事例进行精选。我在讲完了与教育质量相关的专题后，先生连发几问：到底什么是教育质量，最核心体现在哪里？如何看待现阶段的大学教育质量，是高还是低？怎样进行质量监控以保证质量实现？怎样评价教育质量，评什么和怎样评？

同学们讲课时先生标志性的挠头，以及点评时“为什么呢”的反问让我们印象深刻。这个“呢”（nie捏）字潮汕味浓重，平音上扬，尾音拉得很长，既是对自己的发问，更是对听者的发问，一下子就能把人带入对某一问题的深深思索中。通常情况下，先生是已有答案的，但他一般不会马上就说出来，而是先引起我们的思考，引发我们的讨论，再进行必要点拨，所谓启发教学是也。整个学习过程我们都非常认真，包括班长陈笃彬当时是泉州师院的校长，事情很多，每天也是早早地注满他那只硕大的水壶，一路拎着匆匆赶到教室等候上课，不敢有丝毫马虎。上先生的两门课都是上午下午连轴转，晚上大家还要准备白天的汇报课，连续几天下来，同学们直呼要命，但看到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先生还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声如宏钟，大家就又都强打起精神，咬着牙根硬挺了下来。

博士生班的开办主要在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管理人才，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经过两年课程班的严格训练，同学们不仅广泛收获了教育理论，也全面提升了管理水平，16位同学中，先后出现了福州大学、桂林电子工业大学、衡水学院、广东体育学院、辽宁警察学院、辽宁金融职业学院等高校的党委书记，以及中国石油大学、桂林航空航天工业学院、广西教育学院、泉州幼儿高专、闽江学院、广州工程职院等高校校长和副校长，汇成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人才培养的另一道风景线。

博士生班厦大高教所仅开办了我们这一期，一直以来先生对我们这个班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和重视，大家都尊奉先生为我们的共同导师。课程学习结束后，同学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并形成了每年一次的班级聚会，畅谈国内外高等教育大势，交流各自学校的改革发展经验，研讨彼此的心得体会。每次活动前，我们都会征询先生的指导和建议，邀请先生参加班级的活动。只要时间不冲突和身体状况允许，先生也一定会欣然前往。这些年来包括厦门、青岛、桂林、衡水、长沙等地的活动，先生都是与大家一起度过的，让我们倍感亲切，倍受鼓励，也令其他班级的同学们羡慕不已。

三

厦门大学的博士生班只是课程学习，与博士学位并不直接挂钩，若想获得博士学位，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厦大的教育学文凭可是真金白银不带一点水分，取巧是完全不可能的。我2000年入读博士生班时，原工作单位按攻读博士学位的相关政策给予了经费资助，学校上下也都知道我是去厦门大学读博士了，最后是需要给学校提交一个博士文凭的。尽管自己原不想再费力参加博士入学考试了，但既然没有了选择余地，那就干脆考吧！于是，也就有了第三次入读厦大追随先生的经历。

等到2003年正式考入厦大攻读博士时，我已是40来岁的“高龄”，班上除邹晓平、刘晖与我年龄相近外，其他同学大多硕士才毕业，20来岁的小年青。入读后，我和几个男生是两人一间集中住在凌云一二楼靠西的几间房子里，除八军是我小老乡叫我“余叔”外，其他同学都叫我老余。因为住在一起，平时接触多些，学习之余与伟宜、立柱打打蓝球，打完乒乓球后与立峰吃吃啤酒，下象棋时欺负欺负高见和志文，睡觉前与同居一室的八军聊聊人生……总之，因为我年长，同学们对我都十分关照，现在想来还是蛮温馨的。

在博士生班里我已修完了全部博士要求的课程，重进厦大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学位论文。关于博士论文的选题，先生针对我的情况，建议我以“成人高等教育向何处去”为研究内容，运用整体研究的方法对我国成人高等教育作系统清理与深入分析。但我在往下推进一段时间后，发现现存资料太少，加上学历主导的成人高等教育已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自己对继续研究成人高等教育产生了“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疑虑，因此想另换一个题目，并不断游说先生同意我的想法。起初先生并没有明确表态，大概也在思考应不应该同意我改题吧，又或者不表态其实就是不同意。最后一次跟先生谈到论文选题这一重大问题时，先生明确表示，资料不多并不一定是坏事，学历主导的成人高等教育越来越萎缩刚好说明成人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出了问题，才需要研究哟！现在专攻成人教育研究的太少了，如果持续研究下去，完全可以在国内成教界占有一席之地。先生的一番话，才使我彻底放弃了改题另做的幻想，最终坚定了自己对选题的信心。

因为我是边工作边撰写论文，论文的推进还是蛮艰难的。为收集论文撰写所需要的资料信息，自己数次专程到北京、上海等地调研，广泛走访包括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会长董明传、秘书长谢国东、成人教育专家张维等成人教育界人士。等到资料收集到一定程度，开始酝酿撰写论文的时候，厦门大学对博士的住房条件进行改善，每人可以有一个单独的小间，我被调到凌云六的627室。这是一处面山的住所，紧挨着阳台的是一堵高高的山墙，由于采光不好，就是白天也得开灯。但它绝对是一处冥思静想、潜心研究的好地方。我博士论文攻坚阶段的框架结构和主要观点，正是在这近乎封闭的学习环境中，断绝与外界的非学术性联系，用了近五个月的宝贵时间，历经了一段炼狱般的生活，艰难磨合，反复构想，几番推倒重来后才得以成型的。

博士论文答辩时，得到了答辩专家组的一致肯定，获得了中国高教学会当年全国高等教育优秀博士论文的提名奖，好象是从我们那届开始，在职攻读博士的最多只能获评提名奖，不能参评获得名次。围绕着博士论文的撰写，自己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仅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就有7篇，其中就包括先生亲自推荐发表在《教育研究》2008年12期的“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困境与转型”一文。以这组系列论文为主体，成果获得了第十届湖南省社科成果二等奖。学位论文后来经修改完善正式出版，专著《中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研究》又获得了第十一届湖南省社科成果二等奖和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等奖励。

现在想来，如果不是先生当年的坚持，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方向可能完全是另外的，当然也可以完成，但肯定难有上面的成绩。我现在指导学生做论文时，无论是博士还是硕士，也十分重视选题方向的把握。学位论文的选题不仅要充分考虑社会需要，还必须结合研究者的个人特点和优长，哪些可做，哪些不能做，哪些有价值，哪些价值不大，必须首先把握好，导师尤其要发挥好指导的作用。这也是我从先生指导我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亲身体验中，领悟到的一点心得。

先生是希望我能够在成人教育领域深耕的，只是后来自己被引进湖南大学后，学校对教科院的研究主攻方向有统一考虑，我原来的成人教育研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在服从学校需要和满足个人研究兴趣之间，作为院长自己只得作出牺牲，多少有点辜负了先生。但好在这些年里自己一直都在努力着，不敢有丝毫的怠惰。每当自己想要偷偷懒，稍许轻松一下的时候，只要一想到先生六十多岁开疆拓土，创立新学，百岁高龄还活跃在教学科研一线，浑身就又象打了鸡血式的立即兴奋起来。先生并没有说太多，但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人是应该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的，而且，什么时间都不会晚。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高等教育学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弟子不才，三次受业于先生，是我人生莫大的荣幸。古往今来，我国知识分子的最高人生追求为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立德”系指道德操守，“立功”乃指事功业绩，而“立言”指的是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百岁的先生85年如一日，三尺讲坛辛苦耕耘，桃李满天下，被推崇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此为立德；著书立说，创立新学，开辟了教育科学领域多个第一，使高等教育学成为显学，此为立功；提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传播教育思想，足迹遍布海内外，此为立言。在先生百岁华诞暨从教八十五周年之际，学生谨以此《贺潘懋元先生百岁华诞》表达自己的无限敬仰之情：

教书育人，尊奉楷模；

茹古涵今，创建新学。

内外规律，阐立宏论；

懋业百年，尽显风流。

                                                                              湘水余波2020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