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向名牌大学集中

“我们学校比哈佛的设施还要好。”从北京乘坐高速铁路仅需30分钟就到达了位于天津市的南开大学。在生命科学实验楼里，胡俊杰教授指着刚刚引进的价值25万美元的细胞分析机和离心机等先进设备自豪地向我们介绍。

这栋2007年建成的5层教学楼现在主要是像胡教授这样在美国待过8年的“海归”教授们的研究室。据说很多人都享受了破格待遇。充裕的研究预算和建设经费都是在“重点化”之名下获得的。南开大学就是一所能够从国家和地方获得大笔经费的“重点大学”。

国家从1996年开始执行一项计划，目标是将全国100所重点大学建设为公认的国际一流大学。这项所谓的“211工程”第一期计划的投入资金就达186亿元人民币，是历来最大的一笔教育投资。被选中的大学仅为总数的十分之一，但是他们占有的设备总价值、图书馆藏书和科研经费却分别占到了全部的54％、31％和72％。从1999年起，经过进一步的精简，又一项所谓“985工程”的重点大学援助计划开始了。有了资金就可以把流失海外的人才吸引回来。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聘任了一名已经取得澳大利亚国籍的华人教授，去年他的研究团队的3篇论文被刊登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重点大学在今天的中国就是一种品牌。”在清华大学上学的陈崎如是说。据说在应聘过程中只要是重点大学的学生甚至不用面试就能够被录取。品牌价值不仅对于学生，而且对于大学经营来说也很重要。只要被“211”、“985”工程选中，就更容易从外部获得资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刘宝存断言，在中国，大学越有名就越容易筹到钱。

北师大虽然是中央政府直属的公立大学，但一半资金都是来自外部。自从1996年被选入“211工程”后得到的2．5亿人民币中有3成都是大学自己筹到的。从教育部的统计也可以看出，这种比率在重点大学中很普遍。不少学校都通过经营教育事业、创办企业赚取了高额利润。刘教授说，尽管政府的支持可谓丰厚，但重点化政策的一个实际结果就是产生了“竞争”。

北京和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和其它地区之间在教育经费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学生增加了但预算并没有跟上，有些省份的人均经费只有10年前的一半。一些批评观点认为，“原本竞争力强的大学在一开始就占据了有利位置，重点化政策使得学校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即便如此，一些高等教育方面的专家还是认为，平均分配资金的方式会导致所有大学都不能得到发展。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王蓉所长认为，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竞争是高等教育重生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大学尝试企业化经营

脱离了国家强力统治的中国大学开始积极地运用资金。当然，他们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在大学数量激增和争相吸引资金的背景下，拥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威为了中国的大学维持稳定经营的必要条件。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诞生了大学自己创办企业这种独特的模式。也就是所谓的“校办企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群就位于北京西北部的中关村。

在清华大学的科技园区内，进驻了数十家该校出资建立的校办企业。其中大多数是以该校的科研成果与外资相结合的高科技企业，比如清华紫光公司已经成长为了能够代表中国的企业。这一带也被称为是“中国的硅谷”。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91年时校办企业的总销售额不足20亿元人民币，但2004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970亿。这背后也有政府减免税收等支持措施的功劳。备受其他大学注目并引以为参考的清华大学还有别的盈利模式。该校面对社会人员推出的“继续教育”也创造了年均数亿元的利润。对象包括企业经营者、公务员、技术人员等等。

大学办企业也不是只有成功的例子。据中国高等教育协会的张晋峰副会长介绍，中国全国的大学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总额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据说有些公立大学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张副会长指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校办企业经营责权不清以及粗放型的经营模式。政府近来已经开始要求大学与校办企业之间划分明确的界限。对于巨额的债务，一些乐观意见认为“最终还是会由国家来埋单”。但是大学需要多元的资金来源这一点还是没有变化的。

不公平结构需要改善

通过急剧扩张和引入竞争原理，中国大学发生了巨变。不过，由于“市场”未能公平运作，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学西门附近耸立着两座高出周边建筑一大截的高楼。这是该校去年为学校职工建造的公寓。100平米的房屋平均售价50万元，140平米的房屋售价为70万元。由于仅相当于市场价的四分之一，楼房很快售罄。

“价格超低”的原因是建造楼房使用的是大学用地，学校只支付基本建设费用。该校属于政府集中分配预算的“重点大学”，在获得外部资金方面也比较有优势。这项“殊荣”让教师获得高福利成为了可能。

“211工程”、“985工程”等国家推行的重点化政策加大了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之间的差距。这反映在了教师的补贴上面。“北京大学教授的研究室里甚至还有浴室。”发出慨叹的是市属的北京联合大学一位50多岁的男性教授。他大学时代的同学目前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北京大学当教授，年收入达到12万元，是自己的2倍多。

差距不仅体现在教师的待遇上，还体现在教育经费这个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上。市政府对这位教授所在学院的拨款是平均每个学生7000元，与中央直属大学1．6万—1．8万元的拨款相比差距一目了然。尽管如此，北京市的教育预算仍然高于内陆地区的大学。从各地区教育经费来看，最大差距达到了8倍之多。

与重点大学获得竞争资金不同，地方普通大学对学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介绍，学费占大学总收入的比例，中央政府所属大学为19％，地方政府所属大学为40％(2004年数据)，有的大学甚至达到了80％。中国公立大学从1997年开始全面向学生征收学费。从城市平均家庭收入水平来看，学费的上涨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限。王所长认为：“学生数量激增是因为学校筹集资金的手段过于单一。”

虽说大学已经实现了大众化，但在入学体制方面，过去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在中国，政府通过全国统一入学考试和划分大学等级对考生进行分配。中国目前还有一种制度对考生按照地区进行限制，同样的考分，地方的考生只能进二流大学，而北京的考生却可以进入当地名牌大学。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表示：“中国需要改善不公平的结构，但要在短期内取得成果只能引入竞争原理。在此之前过于缺乏竞争。”他同时还说：“由于要与世界竞争，大学需要千方百计完善自己的环境。不过，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谁而存在的呢?现在到了停下来进行反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