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12月4日

   地点：教科院310会议室

   主讲人：陈晨

   记录人：许明珠

 参加者：余小波老师、余加宝，陆启越、范玉鹏、欧阳静文、王蕾、李乐、杨锐、刘潇华、胡秀银、陈晨、许明珠

一、开场

两周一次的师门学术沙龙如期而至，为了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紧贴高等教育学科的学术前沿，深刻认识剖析高等教育领域凸显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踏准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鼓点与节奏，本次沙龙讨论的主题特地定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困惑、争论与突破》。沙龙开始前，主持人陈晨为我们解读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思路、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配套政策和推进机制等。随后她又分析道，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深刻变化，面对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产业升级加快步伐、社会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的问题仍未有效缓解，生产服务一线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尚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各地各高校应从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大局出发，切实增强对转型发展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摆在当前工作的重要位置，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最后，她就本话题抛出三个参考问题，以便能引起大家的反思与共鸣：第一：地方本科高校“转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第二：你认为在“转型”中还会有哪些障碍？第三：这是变相把教育、学校划分为三六九等还是高等教育“重技重能”的时代来临？

   (摄影:陈晨)

二、各抒己见

许明珠就本次沙龙首先发言，希望能抛砖引玉为下面师兄师姐们精彩详实的讨论夯实基础。她认为“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对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型院校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意见》将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民办普通本科高校，独立学院作为这次“转型改革”的主体值得我们大家进行思考。为什么地方本科高校要“转型”？她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思考。第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社会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许多企业无法找到他们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型人才，虽说这种现象由许多因素共同影响造成，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今高校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脱节才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高校转型改革势在必行。但是高校改革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面临着许多问题，包括：如何解决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部分地方本科院校转为高职院校的主动性如何？高职院校培养出的学生质量是否有保障？转型后是否有利于学生就业？基于这些问题，关于应用型院校的定义就应更加清晰，随后她对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要将转型后的地方本科院校置于与普通大学同等的地位。第二，给予转型院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第三，通过政策引导解决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低认同感。第四，建立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评估制度。第五，政府应给予转型院校一定的经费支持。第六，探索适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方法。

陈晨一开始看到这个指导意见的时候对政府的这项举措就持怀疑态度，但后来看到试点名单之后，陈晨改变了她的看法。比如试点名单里面有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石家庄学院、服装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湖南文理学院等这些高校。所以从试点名单中可以发现，与其说是转型，不如说是回归本来的办学定位。首先，这些高校具有转型的必要性：地方政府作为举办者，想把学校办为综合性院校，为地方“增光彩”，此前我国一些高职院校升本，以及升本后学院改名大学，就是这种办学导向驱使，我国地方本科院校，近年来都把办成学术性综合型院校作为追求目标，结果导致高等教育结构与社会需求不符，与此同时，有很大一部分高校由于办学定位偏差，人才培养质量堪忧，这部分学校的毕业生成为最难就业的群体，学校也缺乏持续办学的后劲，这些学校只有回归本身的定位，即进行职业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才有出路。其次，在转型过程中我认为存在的主要障碍就是思想观念。其实目前我们国家的高校就有三六九等之分，比如“985”、“211”以及一二三本之分。这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对高校的差别对待。另外，在国家倾斜政策的影响下，大众就会在思想观念上存在同样的偏差，迫使地方高校追求“高大上”的冲动普遍存在，专科升本科、学院更名大学，贪大求全，却忽视自己脚下的沃土，以至于迷失了办学方向。所以我们应该鼓励每所学校在自身定位上办出一流水平，这样才能引领整个社会转变观念，给受教育者提供多元化的教育选择，促进高等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最后，向“应用型”高校转型，不等于让大学改办成更大规模的职业院校，更不是走回培养低成本劳动力的老路子。在“大学教育+技术教育”这样氛围下培养出来的应用型人才，才能在快速变动的社会生产中保持终生学习能力，并具有超越普通本科大学生的市场竞争力。找到自身的准确定位，新时代的应用型高校方能对接需求，得到学生和家长的青睐。

杨锐认为，首先这个文件主要是针对专升本层次的高校，其次再是针对高校转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基于这个问题他认为是“利大于弊的”，因为目前我国大学毕业生普遍存在就业困难这个问题，国家发布政策促使一部分大学培养实用技术型人才，这将有利于减缓就业压力。针对高校转型中存在的障碍，他认为可以从以下三点展开思考。第一，专升本学校的学生可能会有观念的障碍，他们会认为转型的学校地位低下。第二，转型学校的教师，他们的操作技能是否熟练。第三，以前许多高校都朝着“综合型”大学发展，现在实施“转型”，这些高校是否会有观念上的抵触。最后，他认为本科高校转型并不是教育学校划分三六九等，因为“转型”更有利于国家培养多样性人才（专业型人才、实用型人才）。

          范玉鹏认为就本话题讨论前，我们首先要梳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的内生需求，厘定转型的深层次动因，以便就本次话题进行理性考量。作为新世纪的准知识分子和准大学生，我们要善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对问题进行研判和剖析。随后他就本话题提出了“四大宏观”问题和“八大微观”问题，以便能引起大家的共鸣与反思。首先，“四大宏观”问题指的是：第一，高等教育新常态背景下部分本科高校为什么要转型，原因何在？第二，既然国内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向“应用型”已是大势所趋，如何转型？第三，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地方本科高校转什么？我们要转成的应用型大学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点？第四，作为转型实施主体的政府、高校、社会、行业、企业该如何恰如其分的扮演各自角色？其次，“八大微观”问题指的是：第一，我国高等教育“重技重能”时代即将来临，怎样防止简单的“改名”、“挂牌”视作改革？第二，为了响应高等教育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在推进过程中避免转型成为“一刀切”和“一阵风”？如何防止“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现象出现？第三，”教育分轨”（或“教育分流”）已是现代化国家的普遍现象，怎么样解决理念层面到实践维度所遇到的实质性问题？第四，“双师型”教师是应用技术类型高等院校的灵魂所在，怎样将“既能进得了课堂，又能下得了厂房”的教师队伍建设问题落小落细落实？第五，教学方式改革是转型的关键所在，如何在围绕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目标安排上避免“换汤不换药”症状，使教学方式改革真正落地生根？第六，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是实现“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内在要求，如何在转型的过程中真正让“转型”权利回归“办教育”学校手里？第七，政府在院校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发挥其导向、服务、协调作用？如何打好政策手段“组合拳”？第八，“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制度最终靠人”，怎样避免政策形同虚设？怎样对症下药，利用好这次重大契机，来补齐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短板？

刘潇华认为，针对本科高校转型是否将教育、学校划分为三六九等这个问题上，他提出了与杨锐不同的观点。刘潇华认为，首先、从资源分配和师资力量总体等配套设施来看，是存在不公平的。良性竞争是不需要外力来插手的，遵守着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其次、国家和地方怎样对待政策，从地方角度来看，地方和地方企业会对本地高校给予扶持，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政策相冲突，从而产生不适应。例如湖南工业大学前身是株洲工学院，在2014年被升为一本，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发展特别迅速，其原因是湖南工业大学是株洲唯一一所本科高校，得到了当地特别多的资源，其他区域的地方高校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这一方面有利于地方高校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给地教育恶性竞争。第三、从学生家长角度来看，高校发展扩招到毕业生供大于求，造成一系列问题，家长们是被国家政策所影响，政策是否有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因此对于家长们来说在高校转型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持观望态度的。

胡秀银随后说道，今年的湖南省高等教育热点论坛的主题也是“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原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廷教授针对“转型·特色·质量”三个关键词连发40多个疑问。张楚廷校长针对“转型”发出一连串质疑，她一直也在思考，有几个问题她想和大家一起讨论讨论。第一，“转型”的“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型？各大高校是什么型？第二，为什么要转型？是不是因为现在的型不好所以要转？第三，是谁说要转型？是“型”中之人，还是“型”外之人要转？美国社区学院是自发转型成功的，我国为何要靠政府？这个“型”转过来之后，我们又该如何证明它就是好的“型”？第四，非地方院校为何不需要转型？她的第四个问题引发了大家关于“哪些是地方院校”的热烈讨论。讨论过后，余老师对这个话题做出了回答：“大学一部分是教育部直属的70多所985、211工程学校；一小部分是下放、转制的行业学校；还有一部分学校下放到教育部和地方，这些学校后来合并、转型，所剩不多。除部委直属的之外，其余均为地方院校。余老师告诫我们在讨论问题时，首先要明确问题。比如说地方本科高校，究竟哪部分是地方院校？哪些地方院校要转型？要转型的是1999年后新建的普通地方本科院校，而不是老牌的地方本科院校。

   (摄影:陈晨)

 王蕾认为，德国有超过5成的学生会选择职业院校，因为德国职业院校实行双元制，即企业和学校共同培养人才。她认为这种“双元制”有可取之处，回归到自身定位，现在有很多地方院校将办成“综合性”学校当成他们的建学目标，导致教出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不符合，且学生的质量也令人堪忧，因此学校质量低，也使得学校办学的其后劲不足。针对“转型转到哪里去这个问题”王蕾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次转型是将地方本科院校转成高等职业院校，但是高等职业院校并不等同于职业专科院校，高等职业院校具有和普通高等教育院校相等的地位，同样也包括专业硕士或者是职业教育博士等学位，她认为转型将学校划分为三六九等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如果将这种观念深植与人们心中，而不去扭转，转型很难成功。因为内因不足，外因是很难起作用的。王蕾认为如果要消除歧视，首先政府需要调整关于高等院校的政策，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应用型学校。其次要加强“管、办、评”分离的实行，政府在宏观上进行把握，具体操作交给学校内部制定。最后，对于将要转型的院校应该加强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以及依据当前的社会行业及时对教学与专业设置做出调整。

李乐刚拿到题目时，认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这个题目具有一定的难度，对政策的了解要从历史的维度和横向的维度展开思考。从历史维度来看，新建的地方普通院校是以前大学扩招时政府独立院校合并专科学校升级而成，现在又引导其向应用型转变，从这个发展过程来看，学校自主性受到了很大限制。从横向维度来看，和2014年我国要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有一定关联，因为现阶段许多高等职业院校培养出来的不是高技术性的人才，而地方本科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也难以达到应有的标准。因此毕业生就业难是由这种瓶颈造成的，政策的提出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地方本科院校定位应该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地方服务。从现状看，大学生就业难，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以及受教育入学状态发生了改变，现受教育者有一大批成年人希望获得技术，这些方面反映了政策提出的必然性。但是从政策本身的目的出发，李东认为转型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办出特色、办出质量，从而促进发展。她随后提出要使这项政策落地生根，首先需从观念上进行改变，改变当前重学轻术的观念；其次是合理设置院校专业、重新建设师资队伍、借鉴德国“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欧阳静文接着说，什么是应用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应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办学目标，是一种新型本科和新层次的高职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与应用型相对应的是什么型？以德国为例，德国是分为研究综合型大学（TU）和应用技术型大学（FH），应用技术型大学是本科和硕士，很少有博士点，其特点是学生人数少、规模小，是一种很重要的教学资源。在德国有247所应用技术型大学，比研究综合型大学还多97所，可看出德国对应用技术型大学的重视程度，这也是和德国工业化水平较高相符合的。讨论完了什么是应用型大学后，欧阳静文有谈到了：为什么地方本科要“转型”？其一，来自就业排名的压力。从现各类型院校就业排名情况可知，排第一名的为985高校，接下来是高职院校，211院校，独立院校，最后才是地方本科院校。其二，转型过程中的阻碍。职业教育本科化大受欢迎，那么本科教育职业化该何去何从。第三个问题，她讨论到了“怎么转”安徽省合肥学院是1980年建立，在1985年是与德国合作，将其作为中国的应用技术型大学试点，在人才培养方面，从注重知识传授转变为能力的培养。合肥学院采用的最重要的核心是“模块化教学改革”，安徽合肥学院的工业设计在国内外各项比赛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除此之后，合肥学院还善于与各地企业结合，学校教育和课程设置会随着地方产业发展需要而进行一定的改革。比如合肥重视家用电器，学校就开设了相关的课程。最后，欧阳静文总结了地方型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的特点。第一，在办学理念上要注重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第二，在培养目标上，教学理念要和职业技能相结合。第三，专业设置要以就业为导向。第四，教学设计与实践相结合。第五，选择有5年以上企业经验的教师任教。第六，鼓励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学生报名入学。

陆启越首先针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谈了自己的观点。陆启越认为国家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从我国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来看，转型很有必要。我国的高校数量已达到了2824所，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其中普通本科院校有1170所（2014年数据），包括部属高校和大批新建的地方本科院校。单从数据表面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的形态已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但形态上的多样并不代表内涵和实质上的多样，实际情况是形式多样下面掩盖着实质和内涵的高度趋同——高等院校都倾向于以综合型、学术型、研究型为目标。因此，我国政府出台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政策。其次，陆启越谈到了转型当中的障碍，以及为何转型不是学校的自主行为而是国家政策强力推动的结果。从国家政府层面来看：第一，政府资源和政策导向的偏差。国家的教育经费倾向于照顾“985”和“211”高校，地方本科院校的财政投入相对较少，而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所需要大量的教育经费，无法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财政支持），这将大大降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积极性。第二，理论界一直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政府也认同这一观点，但却一直停留在理论层面，政府掌控高校的事实没有改变，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依然十分有限。第三，没有建立分类评价机制，分类管理、分类办学、特色发展的理念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这导致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积极性较低。从社会层面来看：第一，我国的传统观念带有浓厚的精英教育情节，人们从心理上看低职业技术教育。第二，行业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参与度不高。行业企业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重要利益相关者，虽然我们一直强调“产学研”合作、“产教”融合，但实际上企业行业参与高校教学和管理的程度很低。第三，社会评价没有很好地介入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无法发挥中介机构独立性、中介性和权威性的作用。从高校层面来看：第一，办学理念和办学定位不科学。第二，学科和专业设置不合理。第三，“双师型”教师紧缺。第四，人才模式培养单一。

余加宝认为，大家就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的原因、阻力、途径等方面谈了很多，可是否考量到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的转型对整个教育生态的影响呢？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为了解决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也是为破解普通本科院校长期处于弱势竞争地位的方法之举。那么，这批院校的转型对非转型院校，尤其是其他本科以及高职院校的影响如何？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就有较强的功利化趋势，高校片面重视学生的就业率，学生为了得到较好的工作机会，奋力追求好学校、好专业以及高层次学历。当国家政策倡导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为学生就业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时，这种较强、较明显的应用型、就业型导向是否对其他本科院校原本就过于重视就业教育的功利风气有助长之嫌？另外，这对高职院校而言就意味着寒冬来临。高职普遍面临招生难问题，优秀的生源都提前被本科院校录取，唯一的优势之处就是其教育针对经济、市场和学生就业，当面临地方本科院校的应用、就业导向转型，它们发挥价值的空间越发狭窄，地位更加弱势。

       (摄影:陈晨)

   三、小结

大家各自发言完毕后，主持人陈晨对大家精彩深刻的发言做了小结。当前，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势在必行，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建立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及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的现实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政府要引导人们转变关于职业教育的观念，要调动高校转型的积极性。对于600多所列入转型发展试点范围的高校则要制定科学合理实践性强的工作方案，以及建立强有力的工作机制和评估体制，保障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试点工作稳步实施。

听完同学们的观点后，余老师就本次沙龙主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余老师认为，首先，大家应该明确今天讨论的是什么，否则各说各话就难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讨论。对今天的讨论话题，一是要明确文件上提的“地方本科院校”主要是指的1999年扩招以来新升格的本科院校；二是明确转型的内涵，转型是全面的变革，包括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教学内容及方式方法等。其次，这批新建的地方本科院校为什么要转型？从社会需要来看，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却是企业的用工荒，高校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需要不配置；从教育体系来看，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是“断头”的体系，即到专科层次的高职高专后，就没有了，不符合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从国外情况来看，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在世界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其高层次的技术应用型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非常好；法国也是这样，其技术型大学毕业的学生无论是工资待遇还是社会地位都不比综合的学术型院校的毕业生差。实际上，社会既需要探索基本规律、原理的研究型人才，也需要从原理到方案的设计型人才，更需要大量从方案到产品的技术型、应用型人才。高等教育肩负着服务社会与引领社会双重任务，其中，服务是基础，引领是方向，都十分重要，而对于一般地方院校而言，可能更多是服务和满足社会需要。再次，转型这个概念的使用需要慎重。对于地方院校来说，当前的突出问题恐怕不是转型，因为绝大部分新建地方院校，它们主要由原来的专科层次和职业性质的学校而来，并没有形成学术型的办学特色和体系，对它们来说，当前主要的任务还是明确办学定位，在继续坚持办学的职业性质基础上，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因此，对新建地方院校来说，“转型”并不是一个十分合适的概念，“回归”也许更加符合这类院校的办学实际和发展需要。

  (摄影:陈晨)

听完余老师精辟深刻的点评过后，本次沙龙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李乐师姐就前一段时间她参加湖南省第一届青少年成长发展研讨会的体会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首先，李乐师姐向大家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日程安排：会议持续时间为一天半，11月26日上午，报道及会餐；14:30-18:00，主题报告会；19：00-21:00，理事及联络人会议；11月27日8:30-11:00，分组讨论；11:00-12:00，会议总结交流；下午，会员返程。其次，她给大家分享了本次研讨会主题报告中让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演讲——复旦大学郑长中教授的报告：《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共青团发展》，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要将两个群团组织置于政治结构与历史动态的角度考虑，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为深化大家的理解，郑长中教授站在一个全局的高度，剖析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接着她还着重阐述了当代青年原子化、碎片化、个体化的变化趋势，并结合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及青年的变化提出了促进共青团发展的有效路径。最后，李乐和大家交流了自己在分组讨论中的发言情况。这次分组讨论的主题是：凝聚青年社会组织与新兴青年群体的研究。围绕这一话题，李乐沿着是什么--怎么办的思维路线谈了几点自己的看法。首先，她谈到了对青年社会组织的理解：青年组织是以青年为参与主体，以青年为服务对象的组织。其次，关于青年社会组织的类型，她认为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而在这两个类型中，自发组织起来的非正式的青年社会组织，如湖南大学的青年教师沙龙，青年教师工作坊等，由内部动机凝聚而成，更具凝聚力与向心力，而且在青年社会组织中占绝大部分数量，必须得到高度重视。最后，李乐谈到了如何凝聚青年社会组织与新兴青年团体，她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发挥共青团组织的核心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转变共青团组织的观念，从重“引领”到重“服务”，共青团组织不能处于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而要深入青年社会组织之中，所参与它们的活动，这样距离近了，心理近了，才能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从而增强凝聚力。第二，共青团组织要根据青年的变化，依托网络运行，创新管理与服务方式。最后，她分享了本次研讨会的三点收获与感悟：第一，研讨会的青年组织会员让她感受到了极大的活力与正能量，从他们的工作实践中，李乐体会到了青年社会组织存在的社会意义与价值；第二，这次研讨会让她明确了青年社会组织与青年群体的外延，不仅包括共青团组织，而且还包含一大批其他组织，如心理服务团体、志愿者工作站、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内涵与外延都十分丰富。第三，会议中一些志愿者与雷锋之家的负责人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善举，同时说明了自己倾家荡产的现状，这些善举和善心让她欣赏、感动，但也让她领悟到慈善不应建立在牺牲自己基本生活的基础之上，而应依靠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力量，依托项目运营，这样才能做得游刃有余，后劲强大，实现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至此，本次沙龙全部结束。夜幕沉沉、细雨不断、鲜有行人，走出教科院会议室已是晚上十点多，沙龙虽然结束，但是我们对问题的思考还在继续。